中国茉莉花革命: 中共政治跛行 深港同陷困境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20-10-17

中共政治跛行 深港同陷困境

深圳庆祝改革开放40年,官方铺天盖地赞扬深圳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成就,我不一概否定。不过,既然歌功颂德已经源源不绝,倒不如让我们关注更重要的问题:中共只懂强化深圳的锐实力,在软实力方面乏善足陈。最可恼的是,深圳过去也有一些政治、行政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尝试,但在高层的压力下胎死腹中或半途而废。这不仅令深圳成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跛脚鸭,还令中国政治改革变成空话,继续一党专政下去。 


在此开列一些深圳尝试过的体制和政治改革,以及它们的「死因」,再辐射到本来享有一国两制的香港,就知道中国的政治改革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才出现政治大倒退。 

(一)言论空间一开即收。 

1985年,深圳《蛇口通讯报》发表批评管理层的文章,获全国好新闻特等奖。但此事引起北京高层关注,认为要「好好教育深圳青年」。1988年,北京的「教育专家」到深圳进行思想教育,但遭深圳青年反驳思想陈旧,还引发一场持续半年的全国性思想和教育的争论,内地称「蛇口风波」。最后,《蛇口通讯报》停刊,曾经支持讨论的深圳领导受批评,言论空间自此封闭起来。 

(二)公开论坛无疾而终。 

深圳成为特区后,曾尝试效法香港的《城市论坛》,让市民发表心声,宣泄不快,当时称为「社会平衡器」,又称「社会安全阀」。官方看到,如果只懂堵塞民意,只会积累民怨;相反,如果让市民享有表达的机会,反可以让政府知道市民的不满何在,能及早发现和解决问题。 

这种公开的论坛形式一度扩展到广州和其他广东城市,但很快又被上级遏止,因为这会「引起社会和思想混乱」,令政府更难驾驭形势。后来,深圳出现「鹏城论坛」,但主要是民生性的内容,与早期的公开论坛已不一样。 

(三)「三分制」由难产到死亡。 

2001年,深圳首次提出「行政三分制」,类似香港的三权分立,在政府内部把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开。决策权和执行权分开,有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党政分开的影子,「三分制」还加上一些深圳市人大的元素;跟着,提升了监督权,包括当时曾宣传过的网络问政,令人兴奋了一阵子。2003年,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在广东省人大会议上宣布,深圳即将成为全国唯一进行「行政三分制」的试点城市。 

可惜,「三分制」终被压下来,因为这样做只会导致「党和政府更难管理」。如今,三权分立在香港也不能随便提及,取而代之的是「三权分工」,可见大陆的倒退已扩大到香港来。 

(四)市长对话平台成为悬崖跳台。 

2000年至2003年出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在网上发现批评政府的意见后,曾约见批评者对话。对话内容后来公开,让市民了解政府的角度,政府也作了具体的承诺,效果颇佳。后来,大陆一些城市也出现《市长专线》之类的节目,地方领导人每月定期在电台与市民对话。 

可惜,这种沟通模式很快又隐形了,因为「市长很忙,由副市长或其他官员代为出席」;跟着,不少官员感到「市民的问题尖锐,难以回答」。于幼军出事后,这些沟通更寿终正寝。

深圳难代香港 香港被大陆拖垮 

(五)处理示威请愿的「三疏」政策。 

随着经济发展,深圳无可避免出现劳资纠纷,示威、请愿的活动不断增加,内地称为「上访」。深圳曾尝试采取「三疏」,即疏导、疏通、疏离。疏导者,即由政府官员与请愿者沟通,解释情况,疏导情绪;疏通者,指找来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商量如何解决问题;疏离者,指安排交通把请愿者送走,以免聚集起来引起更大的不便。可是,上访越来越多,政府也无暇理会,「三疏」政策也不疾而终。 

(六)前海区「效法」香港,未生先死。 

北京一直想深圳也发展金融业,近年更宣称在前海区引进香港的制度和某些法律。不过,公开宣传一段时间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内部试行后发觉:香港的制度和法律「太透明,太不符合国情」了。 

上述所列,可见中共根本不懂现代化管理,更不敢在敏感的政治制度和权力下放方面小试牛刀,才会经常朝令夕改,停滞不前,继续专权。深圳的例子也说明,中共在毫无监督和制约之下,政治上根本无法自我完善。深圳既难以取代香港,而香港却被大陆的政策拖垮,这才是死症所在。

 

来源:苹果日报 / 刘锐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