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习政权的红色江山意识只会逐步递减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20-10-04

习政权的红色江山意识只会逐步递减

各种迹象显示,新冠疫情和中国四面受困的国际环境,并未削弱习近平的权力,这与许多人的预期相反,也让一些习的反对者沮丧。不过,如果我们从一个长时段(比如今后10年)的角度去审视习近平政权,事情可能并非这样。

后习时代的中共领导人将不会再有强烈的红色江山意识,并因袭由此而来的治国路线和统治术


自习在2018年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为其第三任铺平道路后,有关他是否要做终身领导人的猜想一直没有停止。我的判断是,他修宪废任的目的,是要为中共和中国建立起一套新的基本的制度规范并解决某些他认为非他不能解决的问题后,大约在第三个任期结束,会把权杖交给他选定的接班人,像邓小平一样在幕后发号施令,做事实上的终身领导人。

对习近平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设想,然而事情是否会按他写的剧本上演,值得怀疑。邓所以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却拥有党内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原因在于他晚年和毛及其亲信「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斗争,由于文革,这条极左路线在中国破产,任何坚持毛的极左路线的领导人,包括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都会遭到中国人民包括党内高层多数人的抵制和反对,而邓被认为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尽管八九事件让邓丧失了中国社会和党内民主派的支持,他的权力也遭到左派挑战,那是邓权威急剧萎缩的时期,但他通过南巡讲话重启经济改革再次赢得中国主流民意的支持。「改革」一词此后成为中国的神圣话语和中共的符身护,即使习也不能挑战改革的叙事话语,而「改革」总是和邓小平连在一起的,今天中国社会出现的回到「邓小平时代」的呼吁,意思是邓的改革路线,是一条稳健的既然保持中共执政权同时又使中国社会具有一定活力的发展道路。

未来仍将回归邓小平路线

习近平目前的权力可能超出了邓小平高峰时拥有的权力,但它不是来自大多数人的认可和服从,而是通过反腐和不断的政治清洗和政治高压,包括以反腐之名对党内高层的政治打压实现的,其政策和政治路线被认为是背离了邓的改革开放,抛弃了邓的韬光养晦,所以,内政上他遭遇了中国社会自由派和党内包括改革派在内的多数党员的反对,这种反对被他所压制,出于各种现实考量,人们敢怒不敢言;外交上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抵制,导致中国眼下四面受困,特别被美国全面围堵。换言之,习的内政外交由于失去了中国多数人尤其是知识精英、资本精英和党内改革力量的认同和支持,一旦他交出权杖,就很难像邓一样,作为党的政治遗产而被后来者继承。

事实上,即使习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但同时在他主持的对党章的修改中,却保留党章有关「反对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内容。这说明他意识到,接受毛搞终身制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的惨痛教训,最高领导人不准搞终身制是中共领导层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从邓时候起已成中共传统,这个传统不是随便可以废除的,否则将犯众怒。也就是说,至少在中共十九大召开期间和2018年春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时,习还没有终身制的打算;或者他有这个想法而遭到党内高层反对,只好作罢。

邓开创的退休制是中共在改革后所剩不多的政治遗产中得到领导干部几乎一致认同的。中国社科院一位学者在他私人于2013-2014年进行的对中国领导干部的调查(该课题在2018年完成,但在中国得不到公开发表)也印证了这点。该学者一共对879位中国官员进行了问卷调查,从乡镇干部一直到副部级官员,其中多数是党的领导干部,也有党外官员。他发现,退休制得到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的支援。

他的另一个发现是,大多数领导干部也赞同中共的党内民主,只是对党内民主走形式不满。该调查最有意思的发现是,高达70%以上的领导干部认为西方的选举民主可以为中国借鉴。尽管该调查是在习近平上台初进行的,经过其后6年习对中共的改造,党政官员对退休制、党内民主和西方选举的看法或许会有改变,但也有力证明西方40多年对中国实行的接触政策至少曾经起到了巨大作用,而非川普政府宣称的完全失败,也证实了中国回归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在党内是有条件和基础的。

习政权难逃过渡下场

这个调查还可说明,习近平政权是一个过渡性政权。

「过渡性」指的是,习政权只是夹在它前后的两个政权之间的中间过渡状态,它之后的中共新政权在性质上将会恢复和延续之前即邓时代,而非习时代的统治方式和策略。习现在精心打造和布局的这一套统治术,在他交权后,少则一两年,多则三四年就会被他的接班人否定。对此,可以进一步从以下两点来分析。

其一,从习政权自身看,它是个变异政权,这种变异性不能成为中共持续统治的稳定特征,会随习的下台而回归正常的历史发展态势。习并无简单倒向毛,而是试图嫁接毛和邓,本质上没有抛弃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只不过把「两个基本点」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放在比过去更突显的位置,乃至在一个时段,有点架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但在贸易战后,随着中国内外环境变得空前严峻,包括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习被迫调整了他的政策。经济建设重又成为中心,改革尤其开放也在外界压力下启动。虽然习继续在强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但作为毛邓的变异体,在他下台后,其接班人不会让中共政权继续处于这种紧张的分裂状态,要么回归毛,要么回归邓,而统治集团本身不可能回到人身权利毫无保障的毛时代。习之后的领导人也不会再是这种强人角色,重回邓是后习近平政权的最好归宿和必然选择。

其二,后习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也不会有强烈的红色江山意识,并因袭由此而来的治国路线和统治术。习的反腐、政治集权和全面强化党的领导,很大程度上是他作为红二代和太子党特有的保红色江山代代传的意识在作祟。正由于前述调查显示的政治民主的因素侵入到了党的肌体,加之党内腐败盛行,让习和他所属的特权阶层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不能将红色江山毁在自己手上。但后习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不可能有习这样强烈的江山意识和使命感,无论是传言中被作为接班人培养的胡春华陈敏尔,还是习把政权交给红三代,前者因为出身和成长无法培育出红色江山意识,也不大可能把这个政权交回红三代、红四代;后者由于代际链条的拉长以及这一代人在一个更开放和国际化的环境下接受的教育和成长经历,其红色江山意识只会递减。这就使基于江山意识和危机感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统治路线和策略不可能在新的领导人那里原封不动地继承下去,习的遗产势必会他们抛弃,就像邓否定毛,习又部分否定邓一样。

总之,若说邓得到多数中国人的认同,是因为他顺应了人性,那么习和毛一样,其统治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性,反人性的东西可能会维持一定时间,但必定不能长久。后习时代中国的主体人口所受教育和成长环境完全有别于他们的前辈,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完成的。虽然不能由此高估他们的民主意识和思想,但让他们长久臣服于强调空洞意识形态和禁锢个人自由的制度之下,难以想像。

 

来源:上报 / 邓聿文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