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给“反贼”的75封信,寒夜里一丝温暖的光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20-08-15

给“反贼”的75封信,寒夜里一丝温暖的光

坐牢的四年里,劳改编号19435的卢昱宇只收过一封信和一张明信片。

“非新闻”创办人卢昱宇出狱两个月里收到75封信


写信的人是王荔蕻,在中国维权人士圈内有“大姐”之称;明信片来自一位匿名的陌生人,上面只有四个字:多晒太阳。
“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能够收到一封信和一张明信片,我觉得是奇迹一样的事,” 8月初,卢昱宇从贵州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此时,距离他走出高墙还不到两个月。
“多晒太阳,”监狱里,一个陌生人寄来的明信片给卢昱宇温暖。因为创办“非新闻”,他坐牢四年。出狱后,失眠、恐惧仍然缠绕着他。暗夜里唯一的光亮是陌生人的来信。他们写下对他的感谢和鼓励,也诉说着自己的沮丧、迷茫、挣扎与无望。全文:https://t.co/u4PI1qPy05 pic.twitter.com/TCdagTIjt1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August 15, 2020

1977年,卢昱宇出生在贵州遵义,曾是叛逆青年,喜欢摇滚,梦想组乐队,大学期间因为打架被退学,之后四处漂泊打工。建筑工地、塑料厂、 网络公司……底层的艰难让他明白,普通人在这个国家根本没有机会。
2012年,他和当时的女友李婷玉创办“非新闻”,收集、核实、发布中国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从抗议征地、工人罢工到业主维权……他们不知疲倦,几年下来记录了7万多起。
2016615日,二人在云南大理被抓,隔年8月,卢昱宇被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徒刑;李婷玉被判刑两年、缓刑三年。
同年11月,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授予二人“新闻自由奖”。
2020615日,卢昱宇刑满释放,一天前是他43岁生日。
出狱后,他想找到当年给他写寄明信片的人。他把明信片发到网上,获得很多转发, 也有更多人提起笔来给他写信。
“当初给我写明信片的人也联系我,还有很多别的人,因为知道我有抑郁症嘛,” 卢昱宇话不多,话语间常会停顿。他在狱中绝食、受酷刑、患上抑郁症,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
自从表示愿意收信后,一个多月里,他收到75封信,很多是手写的,拍成照片私信给他。一字一句地读过后,他全部发到网上,标签就叫“晒太阳”。
“卢昱宇:
最初关注“非新闻”是做劳工研究时从网上查找群体性事件数据,谢谢那时的你们,让真实的信息没有化作一串串透明的代码。
谢谢此时的你,如此积极地康复和记录,没有屈服,没有沉默,没有怒怼……
愿早日康复,前方有美丽的自由。”
这封信来自中国劳工问题研究者李翘楚。216日凌晨,她被警方从家中带走。此前几个小时,她的男友、公开呼吁习近平退位的维权律师许志永在广州被抓。李翘楚于6月获释,目前也在与抑郁症抗争。
“你是如此特别,我作为一个在海外的人权工作者,能‘帮到’你一点点,让我觉得很荣幸,让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有点意义。
我有时候想我到底对‘中国’还有什么留意、什么爱的。我会想到你。我留意、爱、敬佩像你这样的中国人。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见面。”
这是在纽约的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
更多的是没有留下真实姓名的人。他们对他说:
“互联网有记忆,我们都有”;
“你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还有许多人在挂念你,感谢你”;
“多谢你的付出。茫茫大海里微弱的光对其他灰暗的小岛也是一种耀眼的光芒”。
这些陌生人安慰他,谢谢他,对他表达敬佩,同时,也写下自己的沮丧、迷茫、挣扎与无望。
“从2016年开始,我突然‘醒过来了’,真正明白我所在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历史又是如何被篡改的,黑白是如何颠倒的……”
“我们所在的不是正常国家。我能做的只是每天给陈秋实点赞,只是倔强着不想忘了他,我现在连敲键盘的勇气都没有”;
“我只觉得所在并非人间,是非黑白颠倒,好像一切的讨论和批判并不能改变什么。我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都感到悲观”;
“与其说这封信是写给你的,不如说是写给我的痛苦和良心……我没有勇气和力量做你们做过的事,也没有逃离开来的资本和胆色,只能想想你们,继续懦弱地活着”。
有人写信来要他坚持锻炼,努力学英语;有人希望他的家乡不要发洪水;也有人告诉他,下雨了,在屋檐躲雨时,点了一支烟,火光很亮。
“我们一起期待天亮吧,太阳会出来的。”
天真的会亮吗?
卢昱宇觉得不会了。
“我现在其实很绝望,”他说。“坐牢的时候,我知道再怎么苦,熬到2020615号我就可以出来。现在到了外面以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很残酷,”人权活动家周锋锁说。“无论是在小监狱还是在大监狱,中共最希望的就是让这些异议人士在隔离中感到绝望。这是最大的一种精神折磨。如果能收到这些信是很温暖的。在一些绝望的时刻,甚至是生死相关的。”
周锋锁说,当下,中国公民社会面临异常残酷的打压,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对于很多政治犯来说,尽管离开了监狱,但思想的监禁、监视和迫害还在以各种方式进行。
“中国的这种网格式管理是全方位的,它不会让你有任何空间,”他说。“无论是在虚拟空间,它不会让你发声,还是在现实空间,它让你没有立锥之地,让你低头,甚至有些人会被威胁做线人。”
在老家,卢昱宇没有朋友,没有人理解他。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对他说:“不要去做什么坏事啊。”亲戚们也说:“你去做点正经事,找个工作,不要再像以前那样。”
“反正他们是觉得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他觉得难过。
“他们总觉得农村的人就应该打工、挣钱,把家里的房子修一修,然后结婚、生小孩、养小孩,这样循环,”他说。“我不想活成他们那个样子。”
7月的一天,他和李婷玉通了电话。他对朝夕相处三年的女友最后的印象,就是她被抓时蒙着黑头套的样子。
失去自由的四年里,卢昱宇从没怀疑过他们会再见,但离开监狱后,李婷玉没有联络他。他隐隐感到事情不一样了。
那天在电话里,李婷玉亲口对他说,她已经有了新生活,然后一直哭。
她曾是中山大学翻译学院英语专业的优秀生,因为参与“非新闻”被迫退学。她告诉卢昱宇,出来后日子过得很苦,上班的地方歧视她,国保也经常找她。她好不容易才走出来,算是有了正常的生活。
他决心不再去打扰她,“她好过就可以了。”
“那天我从电话里听出来,她还是相当恐惧的,” 卢昱宇说。“她都没有用自己的电话打,拿别人的电话打。”
卢昱宇每天也依然生活在恐惧中。他不敢再触碰“非新闻”,也不知道今后要做些什么。他只知道他无法闭上眼睛,封住嘴巴,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回不去了,”他说。
他断断续续地在网上书写狱中回忆,把这些文字称作“不正确的记忆”。他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再来找他。
就在他对美国之音说完这番话的几个小时后,他们来了。
84日上午,67个警察闯进卢昱宇租下的单身公寓,连人带手机、电脑一并带到警局。两天后,他们又把他叫去,警告他不准再“翻墙”,不准接受采访。
虽然看不到希望,但是卢昱宇说,一直以来他都是“反贼里面最幸运的那个”,因为总有很多人关心和鼓励他。
他在推特上写道:
“我不是英雄,也不是特意留下来抗争的那部分人,我做‘非新闻’是因为我喜欢,我没离开是因为我出生在社会最底层,没机会。我没有屈服是因为我知道屈服后的代价,我想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来源: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