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上有雄安下有独山,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产物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20-07-22

上有雄安下有独山,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产物

712日晚,微博账号@观视频工作室 发布他们拍摄的纪录片“亲眼看看独山县怎么烧掉400亿!周年特辑(上)”,将贵州黔南州独山县公共财政负债400亿事件再次带入公众视野:一个只有一条街道8个乡镇的国家级贫困县,负债400亿。这400亿到底是如何花的?荒诞何以可能?

201746日一个男子站在正在开发的雄安新区外的坟墓旁


“史上最会借钱最敢花钱的县委书记”
视频中,主持人介绍了独山县一系列标志性景点:拥有顶级硬件设施的独山县古风博物院、预估造价3000万的独山钟楼、造价花费2亿的天下第一水司楼,以及预计造价56.5亿的大型商旅项目盘古庄,这些景观部分已经烂尾。
此外,主持人还前往独山·香港科技城,独山经开区大数据中心等产业园区,称其现在“空空荡荡”,“都是400亿债务的成果”。据独山县人民政府网,独山经济开发区大数据中心项目于20178月正式开工建设,主要由1#2#3#三栋五层厂房以及研发中心楼组成,总投资2.6个亿,总建筑面积约17.5万平方米。
近年来,独山县的另一个大手笔是大学城。2013年,独山大学城在县城南郊开建,规划面积约1000万平方米,可以容下将近14个故宫,预计投资超百亿元,可供约10间高校的近10万师生使用。但实际上,目前只有两所职校。
这么敢花钱的人是谁?这便是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2010年至2011年,贵州分两批从江苏、浙江等省(市)引进12名优秀干部担任县委书记,潘志立正是其中之一。潘志立到了独山之后,短短几年便让独山县的债务高达400多亿,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这意味着独山县每年光债务利息就超过40亿元,全年财政收入不吃不喝也远不足偿还利息。因此,潘立志也被舆论认为“全国最会借钱和最敢花钱的县委书记”。
地方政府举债发展经济,是中国的体制病
公开数据显示,独山县的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状态。来自金融数据和分析工具服务商Wind的数据显示,独山县2004年—2017年的年度财政收入从4730万元增至4.49亿元,但年度财政支出却从4.45亿元增至27.17亿元。2018年,独山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10.08亿元,2018年末户籍人口35.6065万人。400亿的债务意味着,独山县人均负债达11.2万元。
中国经济社会问题学者何清涟,自2018年便开始关注独山县,在她看来,地方政府举债发展经济,拉升GDP,并不是新鲜事,而是中国的体制病。
她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可以说,中国1600多个县中,贫困县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输血,其余的县都是依靠举债发展经济,区别是:除了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上海经济圈带动的江浙一带县城有自己的产业,中西部县城得依靠生造项目,独山县只是中西部县城中玩得别具一格的一个Case(例子)。”
对于独山县背上的巨大债务,何清涟也不感到吃惊。她表示,从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以来,全球进入第四次债务浪潮。中国是其中一个主角。中国这30多年的发展,就是依靠发行货币推动经济发展。
何清涟说:“在2009年,中国一国发行货币的增量就是美、日、俄、欧盟几大经济体新增货币的总和。这些货币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企业负债进入投资领域,而投资也主要是基础设施与房地产,独山县这个算是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吧。假如中国依靠投资实现经济增长、依靠地方政府成为投资主体的格局不变,地方发债的情形将愈演愈烈。到2019年为止,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中国债务总规模是GDP300%以上。”
不过,何清涟认为,不必为独山县老百姓过分担忧,这些债务实际上并不会落在当地老百姓头上。她说:“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反而是地方举债发展经济时,日子好过一些,多点就业机会,本地居民消费能力也强一些。”
旅美中国著名传媒人、《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创办人及前总编辑程益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些债务最终会通过发钞、印钞、货币的滥发,以及财政税收等途径来解决,最后转移到全部老百姓头上去。
大搞形象工程,拉升GDP,是政绩考核的需要
潘志立到独山县之后,罔顾独山县的财政收入,大力举债,打造了 “天下第一水司楼”、“世界最高琉璃陶建筑”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打造旅游产业。何清涟说:“这应该说已经是当地官员穷极想象与他们的智慧开发出来的项目。”
何清涟表示,中国经济近20年,对外这一部分,主要是依靠承接国际分工当中的低端产品,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对内这一部分,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投资与房地产业,以及与其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其余的行业,因70%左右的民众是中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不强,主要是生活用品。稍有消费能力的中上层,则是旅游消费,有能力的奔美国欧洲与世界各国,消费能力稍弱点的中产则是国内。
她说:“独山县当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产业,于是希望发展旅游业,折腾了这么一座天下第一水司楼来,希望当作旅游品牌。”
其实,独山县并不是唯一这样举债大搞形象工程和商业开发的县城。在视频中,主持人在参观完独山县之后,驱车一小时到了附近的三都县,在三都县也存在类似的形象工程:一个可以开奥运会的运动馆。
独山县引起舆论大波后,微信公众号“老唐有态度”发表了文章“比败家400亿更可怕的是什么?,在文章里列举了一系列夸张的形象工程:黄德意在担任任凤山县委书记时,曾经“花5000万元画了两只鸟”,这幅“凤凰壁画”花费相当于县财政年收入的一半还多,但实际造价仅200多万元。扶贫县房县在沈明云担任县委书记期间,花8000万修建类似“世博园中国馆”的会议中心建筑群,而县财政负债达10亿余元。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灵璧县,建有长达8公里的景观大道,近千盏路灯的电费一年就要“吃”掉约300万元,而该县负债达三四十亿元;安仁县,投资1.8亿元修建新的行政中心,对外却只敢宣称项目是一处商业楼盘......
为什么这些地方官员会罔顾财政困难,大搞这些注定得不偿失的形象工程呢?何清涟认为,这是由中国官员升迁制度决定的。
她说,“从官员们来说,决定升迁有几个硬指标:地方GDP增长指标与总量、有无发生群体性事件,在废除计划生育以前还有个计生一票否决制。”
因此,大GDP成了官员们升迁的最重要因素,而举债发展地方经济成了关键所在。何清涟分析,有三个因素让这些地方官员拼命举债发展经济。
她说:“一、因为中国官员是任期制的,举债之后根本不考虑还债,而且多数情况下不用还债,还债已经是下一任了,还不起就与中央政府与国有银行兜底,这一惯例官场无人不知;二、可以提振GDP,粉饰政绩;三、增加本地就业。因此,这样可以明白,独山现象是体制性产物。”
上有雄安,下有独山,这是必然的
据报道,潘志立平时工作作风霸道,重大事项决策基本上都是他一人说了算,很多项目只要他拍板就开工建设,全然不顾设计、预算、审计环节缺失,导致独山县违法违规占地达2.8万亩,国有资产损失10亿余元。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如此胆大妄为、一意孤行呢?
程益中分析,这和中国的整个政治体制有关。他说:“中国的每一级,从中央到地方,国有企业,单位,每一个党委,就像一个皇帝一样,他们的权力是很大的。”
在程益中看来,大搞形象工程,其实正是体制所提倡的。“上行下效,在北京,皇帝可以搞雄安新区,各个地方官员都有政绩考核的需要,从上到下都是通过政绩工程来证明自己治理能力和效果的,这是由中共官员的考核体系和任用体系决定的。”
程益中还指出,这样的权力是不受任何约束的。他说:“中国这样的国家,所有的资源、利益和权力都被垄断在中共手中,垄断在当权者的手中,所以,所有资源的配置和利益的分配都是围绕着权力来展开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财富都落到权力掌控者的手上,表面说是国家的政府的,其实是那些掌控权力的官员的,只有他们有权力、有可能、有条件去动用大量的资金。 这是中国极权、权力垄断一切之下的必然现象。不存在任何监督的可能的,也没有监督的必要。谁能监督它?没有任何机构是可以限制他们的权力。”
因此,程益中指出,独山现象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每一届政府每一年都有这样的冲动,用他们的话说,用大手笔搞投资项目。
他说:“去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乡镇,最漂亮最富丽堂皇最好的建筑一定是政府的,所谓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最豪华的广场、最好的马路也是在政府周边一平方公里之内的地方。所以很多城市可以看到,你走出政府形象工程的地方,就乱糟糟的”,“以前政府还经常会提提,三令五申不要搞太多娱乐场所,不要把办公楼建的太漂亮,后来其实就没有了,尤其习近平上台之后,各地政府财大气粗的,大基建、大项目、大开发,所有的大投入都是政府投的。”
贪腐是其中重要催动力
2019125日,独潘志立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在安顺市中院开庭审理,潘志立被控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滥用职权,擅自决定低价出让国有土地,造成国家经济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曾经和潘志立搭班子的独山县原县长梁嘉庚,在20192月因受贿罪获刑10年,并被处罚金100万。
因此,程益中还指出,这些官员和相关人员,正是以这种投资的方式,把资金流进自己的腰包。他说:“如果不进行投资,不进行开发不做工程的话,就很难把这些钱弄到自己的腰包里,就是通过这种大量的工程开发,才有可能把政府的钱流向自己的腰包。”
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各地各级政府愿意搞大工程、形象工程,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催动力,那就是腐败和灰色收入。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官员、开发商还是大大小小经手的,所有这些都有腐败的机会。腐败在中国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约束机制,被抓的时候处罚的风险也是非常低的,另外一个就是灰色收入,即便不是腐败的话的,不是贪污的话,他们那些处于合法与非法的之间的一些灰色收入也是非常惊人的,这也是很多地方愿意做工程上项目一个巨大的动力,像独山县这样大的工程,没有腐败是不可能。从已经处理的案件看,腐败金额也都很随意,往往都大大低于实际贪腐的数额。
在澎湃的一篇报道“起底独山县400亿债务另两名关键人:鬼才建筑师与黑道老板”,潘志立与涉黑商人刘东旺的官商关系曾经“非常密切”。“
据披露,2014年以来,以被告人刘东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以贵州湘企(独山)国际商贸有限公司、贵州湘企(独山)置业有限公司等经济实体为依托,以公司经营、开发为掩护,以商养黑、以黑护商,其骗取贷款违法犯罪造成国家经济损失达4.08亿元。”
对此,何清涟也不感到奇怪。她说:“这么大一个项目,当地的黑道老板肯定要分肥。这是中国县城的政治生态决定的。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县城政治生态圈就已经定格:当地科级以上的官员为政治圈;经营商业的地方商界精英算商圈。联通二者的主要是公安、工商等权力机构。商界当中有几个行业比如娱乐业、运输业必须黑白两道通吃。地方政府举债办项目,很自然会在自己熟悉且有利益关连的本地商圈中选投资者。这也是中国县城政治的通例。”

来源: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