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习灭公民社会 寻常百姓走难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20-06-23

习灭公民社会 寻常百姓走难

港区国安法来势汹汹,自由收窄,打压越见猖獗,中国抗争者早已领教过,八九民运曾催生一代流亡者,一波波流亡潮,映照中国打压异见史。

赵思乐曾多次获得人权新闻奖的肯定,《她们的征途》则于台湾出版发行。

流亡者定义是受迫害、侵略或灾害,离开所在国家者。习近平当政七年消灭公民社会,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说,武汉肺炎疫潮下,涌现了一股难民潮,仅四个月,已接到200宗求助,是去年全年的两倍,形容异见人士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境地。

寻常百姓沦为政治流亡者,背后原因何在?
一切由公民社会覆亡说起。自由撰稿人兼女权运动参与者赵思乐三年前出版《她们的征途》,记录中国NGO及社运抗争者。

她回想起,2003年至2013年胡锦涛当政时,政治流亡过程仍是渐进的,抗争者先上twitter、参与行动、认识朋友,累积经验,摸索红线,打压和骚扰渐趋严重,才思考流亡或判断留下来,但减少危险行动。

制造新敌人 维稳治国

2013年习近平上台,「他将中国公民社会,清理到几乎不存在」。同年推动宪政转型的新公民运动被取缔,发起人许志永被捕;2014年最重要之一民间智库全知行被取缔;2015年推出《国家安全法》,发生709维权律师大抓捕,到以「益仁平」为首的维权公益组织被取缔,然后是劳工运动和教会。同时寻衅滋事罪扩大至网络上组织、指使人员散布讯息等,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令公民网络空间大收缩。

2014年,国际特赦组织统计,中国约100位抗争者因声援伞运,以寻衅滋事罪被刑拘、扣押或软禁,包括「全知行」创办人郭玉闪,以及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寇延丁,震荡公民社会。赵思乐比喻为拘捕吴霭仪和李柱铭,「(维稳)大型机器才刚刚发动」。当中十人被判刑,最长是在广州街头拉横额的谢文飞,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监四年半。

2019年,因反送中遭打压的中国维权人士,约十宗,网络声援被刑拘、微信私人群组讨论也被约谈,精确数字无从得知。赵指,维稳机器有精力后,「现在好容易针对一些偶然发现的普通人……一来就好严重,因为没其他阻力挡在面前。」

政权不断寻找抗争者,制造新敌人,维稳治国。寇延丁在《敌人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曾提到,审讯者欲证明占中是港独,由外国势力策动,与中国公民社会勾结,颠覆国家。赵思乐说,被捕者无名无姓,等同香港勇武被抓,「捏死你同__差不多,不需要作古仔」。

周政因呼喊一句香港独立,遭刑拘和在家监禁。赵思乐指公民社会瓦解,散播抗争讯息少,抗争和打压经验的资讯遭审查后,失去传承而断层。普通人在网络社群被原子化,一旦明确表示政治立场,发贴、讨论也被针对打压。

流亡德国十年的中国异见时事评论家长平说,中国政治迫害的门槛一直很低,法治社会明文规定界线与惩罚,专制国家的法律模糊,易政治化,令犯禁后果难料,制造恐惧不断维稳,「不安定因素正是统治手法,不确定就自我审查」。

九年前,中国异见时事评论家长平因港府配合中国打压,因而决定流亡。


难民急升 支援机构资源耗尽

长平说,上街抗争比上网发声更严重,有组织行动比单一行动更严重,少数民族、宗教、人权、边境等议题一直高度敏感,庞大的「维稳机器」到了敏感时期,只需要把某方面加强,就可以高速运转。赵思乐说:「以前在无可忍受的打压同正常生活之间,有好大灰色空间;但现在一碰就好大打压,发展都成问题。」

但支持中国流亡者的机构寥寥可数。2002年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成立,支援内地地下教会,因多次营救维权人士获国际注目,在欧美为内地人权状况作证。创始人兼牧师傅希秋表示,「中共对自由人权的打压到了前所未有恶化的情况」。加上近年对宗教及人权迫害、法治的践踏,以及新疆镇压,许多人到了无法生存的状态,因此出现一定规模的难民潮。傅希秋透露,每年有5,000多受助人,九成受宗教迫害,一成维权人士,各半位于欧美加和亚洲,但未有透露中国境内人数。

受助人分三类,一是留在中国境内的基层维权人士和家属,无法在打压之下生存,无法离国,还有境内流亡者;二是滞留他国,拿到联合国难民身份,但未被第三国收容,仍受到中国威胁的人士;三是逃到西方国家,不熟悉环境,具备申请难民的资格,却遇到障碍。

对中国异见者而言,「流亡不是一个选择,是一种特权」。赵思乐接触过数百名抗争者,少于十人能流亡,而中国基层抗争者常在打压下,有刑事纪录,难往海外申请政治庇护,外国政府介入需许多条件。

对华援助协会去年共收到100宗新增求助案,今年截至4月已有200多宗,以维权人士为主。傅希秋透露,连来港抗争的中国留学生Alex在内,一个月内已营救了三宗个案到美国,压力前所未见,营运完全依靠捐款,每年预算约200万美元,「资源几乎枯竭」。

近年逃亡难度大增,除了监控和定位电话、移动支付和实名交通登记,公安更推行全方位动态防控体系,靠监控镜头辨认脸部特征,追捕疑犯。

傅希秋指出多条偷渡路线被堵,多次有伪装公安跟踪逃亡者至边境口岸再抓捕。重要级别的异见人士于515分钟内警方到场抓捕,低级别的则以电话通知当地执法者。成功出逃者仍许多,「不是每个角落可以时刻24小时(监控)」。

随中国政经势力渐强,国际谈判力量大减,难以营救异议者。周边国家如泰国和缅甸频频与中方合作,跨境追捕异见人士,即使联合国难民公署已安排第三国收容,亦有可能遭遣返,如姜野飞和董广平。

有一次,傅希秋格外痛心,一名新疆哈萨克女性进入新疆集中营之前逃到乌兹别克斯坦,但中国派人到当地机场等待她,协会牵线下,因美国国务院施压而未有遣返,安排她经泰国转机至土耳其,孰料在曼谷机场失踪,「很明显地被中共绑架回去了」。

傅希秋因组织地下教会而流亡,一年后于华盛顿参与总统早餐祈祷会时和参议员合影。


反抗专制政权 催生更多流亡者

傅希秋观察,许多中国流亡者在泰国滞留多年,符合难民资格多,批准往第三国收容数字较少,质疑联合国难民公署受中国影响。他指,流亡者无收入无签证,害怕泰警及中共特工抓捕,彼此互不信任,家人受要胁断绝来往,有些更无奈回国。

长平说,中共视曝光人权打压为污点,常以家人要胁,要求低调解决事件,尤其不可受外媒采访。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中,「林荣基至少还有发声的自由,而李波的自由代价就是永远沉默」。长平续道:「只要存在专制政权,一定有人反抗,反抗就必然流亡。」

九七前香港是流亡中转站,九七后港府配合中国打压异见人士,令长平在2011年流亡。他经内地人才计划来港,在浸大任访问学者,创立时政杂志《阳光时务》后,国内家人受压,申请工作签证被拒。当时他在法国,入境处来电叫他回中国办签证,他询问:「能不能保证我回香港?」职员答道:「调查组跟边境组是两个小组,不干预他们工作。」

赵思乐预计香港抗争者面对国安法,将包括被国安调查、监察、拘捕审讯,而条文所提到的国安机构,可由国家安全局扩大至所有机构,外国势力如外媒、国际NGO、领事馆均会消失,「但恶化(速度)可能比中国还快」。关键是人大常委会多快制订法律,条例有多具体,以及政府配合程度,「如果常委会年内制订要一个香港版的网络安全法,港府和香港法院能配合约束本地的网络服务吗?」

中国抗争者已失去战场,只能奋力留住记忆,赵思乐说:「在中国坚持的人,更似是维持生命的尊严同意义。」中国抗争者多数缺乏流亡的经济、语言基础,加上资历清零,生计也成问题,甚至有前大学教授做清洁工,但最严重是精神痛苦。

「战士失去战场会处于更加原子化状态,身边没人知道,没人care你所care的,是一个好失去价值的状态。一个对社会有感情、对某些价值有追求的人而言,流亡是要用尽自己愿意付出的所有代价,之后再去考虑的事。」她说,香港尚有奋斗空间,抗争者需思索并选择付出的底线,「香港仲有得用尽最后一滴血。」


来源: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