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中共面临国际公共关系危机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20-04-20

中共面临国际公共关系危机

自肺炎疫情爆发后,许多地方的中国民众已居家隔离多日,最近各地陆续松动。人们出得门来,柳枝春意之间,似乎一切照旧。其实,“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对中国来说,短短几个月里,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中共已陷入其执政以来最大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此危机呈显性和隐性两种,显性的声势大而制裁难,隐性的无声势却奏效明显。




2020年1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左)在北京会面。


一、追源问责风暴初起

中共目前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乃疫情的国际传播所诱发,武汉一市的疫情不仅快速扩散全中国,而且祸及全球,到4月中旬为止,已导致世界各国二百多万人确诊感染,十四万人丧生,各国为抗疫而蒙受巨额经济损失。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综合分析多方资料后发现,各国抗击此次疫情的种种措施恐将对人类的生活和生计,造成近百年来最大的打击。以欧洲和美国为例,人们在一个季度内蒙受的收入损失,可能将远远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的那个著名的“大萧条”时期。

对世界各国来说,这次意外的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完全是个飞来横祸,不仅十几万人失去了生命,对企业、居民家庭及各国政府都带来了巨大冲击。瘟疫初起,各国慌忙应对,无暇顾他;局势稍定,各方自然就开始思考这场灾祸的由来,于是中共隐瞒疫情、误导各国的防疫准备,以及放任疫情向境外传播的种种做法,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责难和追责。中共的反应则是一如既往的霸凌护短,这类拙劣的做法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各国政府、议会和民众的强烈不满,不但不可能制止这场追源问责风暴,相反却可能使得这场风暴成为中共执政以来最大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之一。这就是笔者此文开头所说的显性危机。

二、追源问责四种模式的可行性
逻辑上,全球的问责风暴可能有四种方式,按其舆论声势高低来排列:第一种是若干国家组成多国追索制裁的审判模式,即有人提出的所谓“纽伦堡式”审判;第二种是由各国政府行政当局或国会自行调查追源,并通过国内法律或法令实行制裁;第三种是通过现有国际组织依据国际法调查并追究责任;第四种是由个人或民间团体在民法层面,向本国法庭提起索赔诉讼案。

人类历史上只举行过两次有效的国际大审判,即二战之后的东京大审判和纽伦堡大审判,那是战胜国对战败国战犯的审判和制裁。战犯们由占领军宪兵逮捕后关押候审,战胜国在占领军的有力支持下,对战败国组织这样的审判易如反掌。但是,针对此次疫情显然不可能按照这种模式组织审判,而中国与世界各受害国之间当然不是处于战后状态。因此这种设想的可行性最低。这样的主张,与其说是一个可操作的计划或方案,不如说只是一种造势行动。

第二种方式,即一些国家的行政当局或国会自行调查追源,并通过国内法律或法令实行制裁,这实际上已经开始。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调查这次疫情的病毒起源。可以想见,美国行政当局必须对国民作出交代,今后会发表相关的调查报告,而美国国会随后则会有相关的行动。由于对华追责将导致外交关系紧张,因此,外国政府的追责行动无疑会让中共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同时也转化为部分民主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危机。416日英国外交大臣、代理首相拉布(Dominic Raab)表示,将协同盟国针对病毒及疫情问题质问中国,“不可能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他还表示,这场危机过后,英国和中国的关系已经“回不去了”。英国如此,美国应该也不例外。

在此背景下,外国政府的追责如果进一步延伸到相关领域里针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将可能引发双边政治、经济关系的急剧恶化。这样的制裁手段虽可奏效,却需要制裁国承担相当大的经济代价。德国目前虽然国内有追责的呼声,但德国政府却不愿批评中共。因此,最后各国究竟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制裁手段,制裁国不仅需要听取民意和企业界的声音,而且需要与盟国反复协商,并非易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能否在不影响本国经济的情况下协同一致地对中国这个经济全球化的主角实行制裁,是个从未尝试过的举动。

三、通过国际组织主持调查裁决?

这是追源问责的第三种可能的形式。从道理上讲,全球疫情的相关调查和追责,理应由世界卫生组织主持;然而,这次的现实情况是,世界卫生组织不但没有资格和能力来主持这样的调查和追责,它自己就是被调查追责的对象,而且已经站在被告席位旁边了。

英国广播公司416日的一篇报道指出:“世卫在1月初曾经发表声明,引述中国官方称,病毒不会人传人,最后证实这个说法错误……。中国医生李文亮在去年12月已经向外界警告,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发现新型肺炎病毒个案,之后一度被地方公安部门以散布假消息警告。世卫没有公开评论中国当局惩罚李文亮,反而多次称赞中国抗疫工作的透明度,只在李文亮患上新型肺炎去世后,才在社交网站发帖表示‘悲痛’。中国当局随后撤回对李文亮的警告,并把他与其他10多名殉职的医护人员评定为烈士。另外,世卫在疫情早期也多次要求各国不要实施旅游限制。它1月时的建议指出,在公共卫生危机时实施人流和物流管制,对管控疾病传播没有效用,因为这只会鼓励公众非法越境,继续传续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是因为愚蠢而盲目轻信中共,因而犯有严重的失职过错,误导全球抗疫,还是因为其负责人与中共有勾结而为中共服务,这已成为一些国家开始追责的关注点。据“417日报道,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图片报》援引的国际法专家指出,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初期,中国没有遵守对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信息通报义务。鉴于世卫组织的有关规定具有国际法层面的约束性,因此中国隐瞒疫情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法”。(北京,多维新闻网,《德媒追问能否因新冠疫情损失向中国索赔,柏林拒绝北京怒斥》,聂振宇撰写,2020417日)。所谓“世卫组织的有关规定具有国际法层面的约束性”,此语意味着,世卫组织还具有为各国防疫提供具有国际法约束性的规定并据此执法的某些功能。一个有关全球防疫的,被授予重要权威的国际组织本身成为“准被告”,这样的国际组织怎能主持调查裁决防疫错失问题?

另一个可能行使追责索赔功能的国际机构是海牙国际法庭,但它对违反国际法的国家未必能实行有效制裁。例如,该法庭裁定中共海军抢占南海的公海水域中的多处暗礁造岛,以建设军事基地属于违反国际海洋法的行动。但中共拒绝接受这一仲裁结果,于是此事便不了了之。

如果海牙国际法庭尚且无法有效追责索赔,由个人或民间团体向本国民事法庭提起索赔诉讼案就更难付诸司法执行,毕竟各国民事法庭的司法裁决只在本国生效。

四、中共败在“世界工厂”
当媒体和社交工具聚焦于追责索赔之时,一个被忽视的真正的压力其实已经形成,那就是,中共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其实不见得是索赔案件的有效审理,而是经济全球化的变轨严重冲击中共赖以维持经济的“世界工厂”。这便是笔者此文开头所说的隐性危机。
中共在这个层面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里所面对的是许多跨国公司,这些公司不见得加入索赔追责的活动之中,但他们却悄悄地采取令中共有切肤之痛的行动,因此也属于“追责”主体;但他们的行动不是与中共公开对阵,而是不声不响地远离中共。首先是“世界工厂”的订单消失,然后是这些公司默默地在别的国家另行组织自己的供应链,于是,经济全球化这趟“列车”突然就“变轨”了;跨国公司们不但是这趟追逐经济繁荣的“列车”的“火车头”,而且也是“列车”的“调车员”,它们把中共所属的那些车厢“摘了钩”,让这些脱离了“列车”的“车厢”留在过去的“轨道”上停止不动,而其他车厢则由“车头”牵引着呼啸而去。

中共过去二十年来,经济繁荣所仰仗的主要是房地产泡沫和“世界工厂”的出口业绩,而前者的短期膨胀又相当程度上与后者营造出的经济效果有关。如今,“世界工厂”正面临缺乏订单而无法正常开工的困境,虽然看起来主因是各国因防疫而消费萎缩,但这个短期现象很可能掩盖了今后的订单将逐步转移的危险前景。对中共来说,这样的前景不但让它经济复苏的希望可能落空,而且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失业压力。

事实上,中共越是在目前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各国追源问责面前千方百计地躲闪逃避、硬抗抵赖,这些举措让跨国公司感受到的压力就越大,他们对中共的信任便瓦解得越快;而跨国公司的忧虑越重,“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空厂”的可能性就越大。至于跨国公司在这场中共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当中所忧之深,其虑之远,我将在下一篇文章里专门讨论。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程晓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