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武汉肺炎背后:中国的法家传承与日本的儒家血统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20-03-09

武汉肺炎背后:中国的法家传承与日本的儒家血统

中国丧事喜办的文化成因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一个月有余,中国政府在面对疫情时种种法家手段的霸道,贻害无穷。而日本政府的拙于应对,若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视角一瞥,也不在意料之外。某种意义上,倒真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日两国文化,当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言尽,这里仅就两国政府应付方式,以文化解读另辟蹊径。

中日两国都应认真审视先秦诸子中自己缺失的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现今中国的体制源自苏联政制,并非「百代都行秦政法」,但其法家的内核,倒是一以贯之。毛泽东曾自比为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如果复活,恐怕会宣布断绝关系;换成秦始皇,却会对现今中国的高科技极权啧啧称羡,顺便感慨一下自己「略输文采」──帝师和帝王合二为一,怎么就没想到呢。中国学者秦晖曾提出儒表法里的观点,而随着49年中共建政,「儒表」被连根刨出,剩下的是「法里」那套丑陋的钢筋水泥。

由秦始皇向上溯源,可以追溯到荀子和韩非。荀子被认为是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然而上海学者李□指出,「荀况的政治理论,只不过是继孔丘的礼本主义、孟轲的民本主义之后,提出第三个君主专制的模式,君本主义。」在实操中,则是仁、义之外加上威。具体到这次武汉肺炎,官方极力向民间传达的是过去的仁、义,实际手段则是「威」。

但由于孔儒被建政以来的毛文化蹂躏,官方叙事其实早已词穷。如果说过去罪己诏一类的文书是所谓仁,那现在则是借灾难之机称颂祖国的丧事喜办。例如对方舱医院「中国速度」的高声称赞,甚至还传出「宾至如归」,病人住下不肯走的大笑话。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汶川地震,就有做鬼也幸福的骚词。孔儒「臭老九」被批倒批臭,毛泽东随着他的思想一齐进了水晶棺,官方叙事的指向自然只有一个空洞洞的「国家」。国家是不容抹黑的,因为国家是党天下。这片土地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指向国家,但最终结论只能允许一个「喜」字。这就是丧事喜办背后的文化成因。
对「国家」渲染的表面之下,则是荀子学生韩非发展的「威」。借灾难之机,进一步国进民退。奉行法家的政府无论宣传如何天花乱坠,却不会在乎什么民心民意,「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唯一在乎的,乃是统治者的权威不能丢。「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立其治」。哪怕是哀鸿遍野,也决不允许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因为「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无论是私底下的报信人,还是独立的媒体记者,都没有存在空间,因为「言谈者必轨于法」 ,用人治的训令、名义上的法典长久维系党国的威严。哪怕如李文亮医生一般告知亲友,那一点亲情友情人之常情,也需要被扼杀,因为商鞅早已把仁义诚信等归之于「六虱」。最终的目的,是根绝个体意识,把人变成国家随用随弃的材料。

日本饱受中国文化浸淫后的「儒里」

与此同时,大陆彼岸的日本列岛,面对这次武汉肺炎的防疫表现,却着实令人大跌眼镜,尤以「钻石公主号」邮轮为重。许多人为此提出不同解释,有人认为是日本过于干净卫生缺乏防疫经验,有人归因于政治的官僚作风。而在笔者看来,日本政府的表现却合乎饱受中国文化浸淫之后的「儒里」:德治,亦即用道德治国理政,把所有人约束成为一个道德集体,而且尤其强调民众的责任。

儒家的德治传统悠久,源自周公建制,即孔子所言「吾从周」,王国维对此解释为「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具体到日本社会,邮轮旅客不经检验下船,乃至放任搭乘公共交通,与其说是粗心大意,不如说是对下要求民众自行对社会承担「责任」,把本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向民众转移。对上责任主体在于谁含糊不清,导致做出决策的人得以隐身,以模糊的共同承担作结。共同承担跟谁也不承担,实则一体两面。

以道德维系而不是权力问责的社会,一旦爆发危机,官僚集团摆出亲民的架势共同谢罪,用道德抵消权力带来的责任,实质在掩饰系统的失职。平民不但要面对失职的后果,也许还要在舆论上承受是否「尽责」的拷问,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日本社会的高自杀率。日本自黑船开国一百余年来,制度上与西方国家庶几无异,但其文化心理变化不多。直到最近年轻人的「低欲望社会」、「为自己而活」,这样的改观才算有些端倪。日本开国还是过晚了,倘若能在第一时间接触到但丁、赛凡提斯或莎士比亚,日本可能会成为亚洲的义大利。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基于心灵的文化一旦粗鄙不堪,高科技的现代文明有可能会在人祸中一夜间倒退,只留下钢筋水泥的骨架。就此而言,阿房宫的大火与广岛长崎的蘑菇云,其实是黑暗丛林下的同一处烟火。肺炎疫情过后,中日两国都应认真审视先秦诸子中,自己缺失的部分;从黄土地萌芽,朝向天空发展。

来源: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