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中共「细菌政治学」的隐喻再现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20-03-09

中共「细菌政治学」的隐喻再现

籍着新闻资讯的快速传播,今次疫情所致的特定人群被污名化想必是前所未有地暴露在人们面前,而可怖的是,看着武汉/湖北人走投无路,四处被排斥,人们似乎找不到什么可以不支援这样做的理由。若是宣导要顾念同胞之情,那么对于被污名以喜欢滥交,爱滋病携带者的黑人,在今天中国民间的舆论话语体系里就更不可能为其发声了。


从这些日子里每个城市,每条街道,每个社区以不被污染为最大的防疫目标而操纵重重令人窒息的细菌政治技术(例如不顾环境代价地过度喷洒消毒水),到近日中国司法部发布了《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惹起的争议,不少中国民众因不满中国政府近年对外政策所引致的不公平而迁怒歧视于非洲留学生,黑人,认为引进劣等民族将如同五胡乱华,爱滋病和智力低下不断被宣扬为对黑人种族缺陷的隐喻,面对坚决要保卫纯净的身体乃至国族血脉的知识──权力,很多自由主义者明显处于失语境地。

围绕着「卫生」话语,这种现代性想像的生成,罗芙芸(Ruth Rogaski)的著作《卫生的现代性》很好地展示了一次关于现代中国的知识考古学过程。作者以近代曾拥有八个租界的天津为切入考据点,随着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帝国军事力量的入侵,现代医学逐渐改变中国人对医疗的看法,当中尤其值得提的是明治维新后日本主动进行卫生现代化对中国的影响,「卫生」二字就是日本医学家长与专斋摄从《庄子.庚桑楚篇》,完全改变其原有的更多指透过个人修炼,保卫生命的养生之道的意思,赋予了类似福柯生命权力的概念,一系列由国家管理生命的技术,即个人应内化于政权的规训,使个人行为与国家目标相一致。

而义和团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滥用及其失败的结局,不仅给西方世界造成了迷信落后的印象,对于中国知识份子更甚如是。基于西方世界对中国积弱的描绘,从此中国精英便要用「西方文明」武装自己,和同胞划清界限,并作为「清醒者」来唤醒其他人。于是乎,晚清民国后大量围绕生物医学,科学和身体产生,甚至优生学(社会学家潘光旦的著作)并强调中国人天生缺陷和西方强种的修辞泛滥,从而留给批判现代医学纯粹将病人当作医学客体的暴力监督与规范,国家权力对身体的入侵的空间所剩无几。

而所谓现代化成功的日本,则成为中国精英不断膜拜取经的榜样,天津卫生现代性的顶点,就是在日本侵华的八年中抵达──现代细菌学技术加上一支拥有坚决执行能力的员警力量,讽刺的是,日军的细菌战部队拥有一个符合「卫生」准则的官方名称──传染病预防和供水部。枪口下对细菌的控制,表面上是为了保护中国人的健康,实质与使用中国人作人体细菌试验及用细菌战对付他们同时共存。

更重要的是,韩战期间中共利用联合国军使用细菌战的种种证据,充分利用「敌人是细菌」的隐喻(包括国民党特务,旧社会坏分子等)发起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共在复杂混乱的紧张气氛中清除非政府力量,巩固权力的手段,试图以个人和国家之间直接的忠诚(和控制)关系来代替市民社会中分散的权力等级。

中共将细菌描绘成外国敌人而不是中国人固有的积弱形象一部分,为了使中国实现主权和现代性而必须战胜的敌人,是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的,这一细菌政治学隐喻一直影响至今。然而,对于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个全新的生物政治权力/现代性想像似乎一直缺少真正有力的批判,这次籍肺炎疫情国家统治人口的权力加强,所谓不惜一切代价抑阻疫情,即抗疫动员战争化,确受到极大民意支持,即便自由派亦不便批评。

对于建设2020全面数码监控社会,想起去年底北京某高校师生研读福柯著作的成果「监控社会有助实现和谐社会,中国人做事太需要被阳光公开了」(民间知识界戏称逆练福柯),到今次肺炎疫情大城市每个人手机里都有个健康编码,可追踪过去几十天的足迹,以测定是否有被传染危险,人们越来越找不到异议的理由。自然地,对黑人种族的歧视,无不与保卫起这无菌的社会来同出一辙。

有学者说过,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场观念的瘟疫史。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与价值重估的阙如,现实关怀中不追问生命意义,相信是许多评论中国者依然沉迷在意识形态迷雾里,酝酿不出根本的批判理论的最大原因。



来源: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