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为什么民国派可以承担民主转型的历史使命?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20-01-18

为什么民国派可以承担民主转型的历史使命?

如何看待社经所系影响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六)
  
    壹、何谓社经所系呢? 1
    貳、社经所系在八九民运里的作用究竟如何呢? 1
    叁、为什么说社经所系误导了自由派,他们的改良主义路线后果严重? 4
    肆、为什么说社经所系与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有互相利用的关系呢? 10
    伍、民国派与社经所系、自由派的道统论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 14
 
 
    壹、 何谓社经所系呢?
  
    八九民运除学运之外最有力量的是民间的陈子明、王军涛等人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经所」)的介入,他们还结合了体制内外的知识界力量,又以王丹、刘刚、陈小平等直接介入学运,「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以下简称「首联」)就是社经所主导下建立。
    八九之后,原体制内民主派知识分子和改革派随着时间消磨,社会的活动力、影响力渐渐趋小,尽管海外的异议知识界还是主要由他们构成,且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和相关资源。再者他们在国内公知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他们由于体制内出身,在能力上不如象社经所那样的民间化知识分子群体有活动能量。社经所及其影响的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海内外的公知界、反对派甚至于民运里起到了较大作用。如《零八宪章》就是社经所系起到主要的推手作用,起草人张祖桦和推动人刘晓波就是社经所系的。
    社经所及其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八九民运的作用是很大的。八九之后三十年里,这一知识分子群体也是海内外最有活动能量、论述力、影响力的。所以这里以他们为典型作一个分析,看看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以及改良主义为何一直能占据反对派、民运界、公知界的主流呢?更要深究他们如何与中共博弈屡战屡败不见前途呢?
  
    贰、社经所系在八九民运里的作用究竟如何呢?
  
    回顾七九民运,民刊力量几乎全军覆没。王军涛、陈子明等的《北京之春》、胡平等的《沃土》虽然停刊了,但人员没有受到多少打击,可谓硕果仅存。究其原因,这既与他们温和改良的立场有关,更因为王军涛、陈子明等《北京之春》与体制内关系密切,持拥护邓小平的立场,还配合打击汪东兴(见陈子明《高瑜:记者、院外活动家、人权勇士》,其内容:1979年初夏:一批理论务虚会派的全国人大代表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对汪东兴中南海超标盖房提出质疑,民刊《北京之春》则在西单民主墙上贴出大标语和大字报予以配合。大标语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汪东兴欺骗中央动用公款七百万元营造私宅必须受到党纪国法制裁」)。此后胡赵执政时期,陈子明等借中共高层改革派给予的政经宽松创办和做大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经所」),形成了中国大陆最大的一支民间知识界力量。社经所与改革派高官、体改所、社科院等保持密切关系,且吸收和邀约很多体制内知识分子,又与异议人士和大学生活跃分子保持联系。
    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赵紫阳接任但孤掌难鸣,保守派力图卷土重来。陈子明、王军涛等认为「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1990年香港《百姓》杂志218期)但是陈、王及社经所主张改革,所以希望改革派继续执政。1988年底社经所的《经济学周报》发表了《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对话》里,严家其主要讲不容许中国出现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滞。温元凯讲改革的停滞比失败还要严重。严家其忧心改革派被保守派击败,出现非程序性权力更迭。
    八九学运发生后,陈子明、王军涛等指挥刘刚、王丹、陈小平等推动学运,并且有周密的计划。陈子明妹妹陈子华出版《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披露社经所在5月1日开过一个「所务委员会」,陈子明做「形势报告」,重点讲了「一主两翼」的计划,要求「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革命因素的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该文还说:「真正在‘政治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对所的核心层进行自觉的思想整合与组织整合,告成于此次‘香山会议’。许多单位和团体都卷入了八九民运,但他们或者是少数领导的决断,或者是完全个人性的参与,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团体像社经所那样完成了向‘政治高度共识、资源统一调度和服从纪律约束’型团体的转化,能够以集体动员的方式有组织有分工地投入到运动中。······根据社经所的内部分工,王军涛、陈小平负责与学生联系,郑棣负责与新闻界联系,闵琦负责与学术界联系,费远负责与经济界联系,谢小庆负责与政界人士联系,陈子明负责协调整合。」(见《浴火重生》第463页)史学家陈小雅着《八九民运史》将之称为「三线计划」,并作了详细研究。学运领袖、研究八九学运的权威封从德也有此类论述。另有诸多亲历者的回忆作辅证。但是陈子明等这一方则颇有异议。综合双方之论述,主要是评价和说法上的分歧,但是王军涛等较早幕后隐性推动学运,如刘刚对于学运的策划等,再如王丹等发起绝食突破北高联的温和主张而激进,后来社经所为了保改革而公然与中共博弈,在知识界与学运结合上起到最大作用,并且力图使学运配合这保改革的整体战略。这是多数史家和亲历者的史实上的共识。
    社经所负责人之一谢小庆在「六四」的第二年就发表文章写道:「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绝食后,受中央委托处理学潮的阎明复、李铁映希望知识界出面斡旋······将军涛接到统战部参加学生与政府的谈判。至此,才结束了不交叉‘状况’」。谢氏对于中共要缉捕陈子明、王军涛等人愤愤不平说:「今天,当局将自己请来劝架的人关起来,实在有悖情理。」(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陈子明的《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载《北京之春》2010年)写道陈子华在《浴火重生》中的一段内容:「经过表决,所务会议批准王军涛、陈小平、闵琦三人以个人名义参与中央统战部组织的斡旋活动。他们随即搭乘郑也夫带来的统战部面包车去中国政法大学,将学生对话团负责人项小吉等一部分学生领袖带到统战部会议室参加对话。由此开始,社经所被深深地卷入了运动的旋涡中心。」当年的辩护律师张思之2014年在《行者思之》里披露了王军涛之所以上天安门广场,是执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说服学生退场,为欢迎戈尔巴乔夫访华准备条件。应该确切的说,中共统战部的委托,使社经所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机全面介入和主导知识界以及学运,又可以与中共对话谈判,为了保改革作一次博弈。
    于是社经所介入八九民运从隐蔽走向公开、从关键点走向全面展开。综合整个运动中的表现,可以总结出陈子明王军涛等的总体战略是:整合知识界,力争主导学运,且交通中共,这样以对话和谈判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既然要谈判,就要以知识界和学运之进退为实力基础,必然要「以战促谈」。陈子明认为:「首先影响学生,再通过学生影响全国,使事态首先稳定下来,才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见《反思十年改革》,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第415页)。于是以社经所为主成立首联即「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懵懵懂懂的包遵信被推上召集人的地位,各部门都是社经所的人主导,知识界面对危局没有多想就一下子被整合起来了,社经所取得主导地位。然后北高联是学生组织中最权威最温和的,却莫名其妙被一时「骗」出广场然后被王军涛等设计劝说而没能够再返回,广场上的学运权力被广场议会和广场指挥部掌握。陈子明等企图以王丹等主导广场指挥部、广场议会,从而主导学运,但王丹缺乏声望,毫无可行性,首联又无指导广场指挥部的权力,主导学运的意图落空。
    陈子明、王军涛等重视博弈,希望与中共谈判解决问题。但是以对话和谈判解决政治危机,要在实力和法治的基础上。但是中共国的法治是中共的习惯法之治,也就是中共的「家法之治」,中共国的成文法(从国法到党法)仅仅是「门面」,而且中共国宪法也明文规定坚持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最高领导人的一个指示、一纸红头文件可凌驾于一切法之上,一切程序之上,可以废立任何其他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是如此。依中共习惯法,邓小平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最高决策者,依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党和政府、军队皆会听从于邓小平,而不是当时党总书记赵紫阳或者国家主席杨尚昆,更不是人大常委会以及委员长万里。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邓小平如果比作理事长,陈云等中共元老构成的理事会可以发表意见但最终还要听理事长的决策,而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都只是权力有大小的秘书长而已。改革派的吴国光等称「六四」也是一场政变,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最高统治者是邓小平,赵紫阳总书记是大秘书长的角色,废立大秘书长不足以称政变。陈子明王军涛等主张的这种路线显然是不深刻理解中共独特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再者他们也不了解中共残暴统治的历史传统。中共镇压人民毫不手软。土改是夺财且杀人立威,村村见血。1950年代镇压反革命按人口比例杀人,杀人百万。三年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但是没有发生大暴动,因为武装拦截使饥民不出村不出乡,使他们分散饿死在乡村。这是中共学习了俄师的经验,苏俄在乌克兰大饥荒时就采取这种措施。像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残暴性远远不如前面列举的中共对待中下层老百姓那么残暴,但是因为打击到中共体制内的众人,所以反而被「深刻反思」且传播得很广。陈子明、王军涛等如果了解到中共的本质和根源,就不会构建那样的路线,也会预见到中共必然发动「六四屠杀」。但是红旗下长大的陈子明、王军涛等是不可能那么深了解中共本质的。同样文革后的大学生更想不到中共会这么邪恶。封从德讲得很直白,八九学运的失败在于学生的无知和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一针见血的。学生不懂民主只有依靠革命才能获得的,红旗下成长为中共干部的知识分子只有改良意识,也无知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唯有革命一途。这就是八九民运必然失败的民运方面的根本原因。这失败的根源是很深的,直到今天还有人讲「见好就收」、「和平理性非暴力」、盼望改革等等,八九民运的改良主义旧思想行为还在改革梦破的今天积习成性地发作。这值得人深思再深思。
    想以对话和谈判保改革及解决政治危机,这对于极权主义的中共是不可能的事。面对镇压的危险,学生一直面临是否撤出天安门广场的问题?北高联作为各大学联合的纯粹的学生组织必然是温和的,惧怕学运入险境。多数的知识分子如陈明远等依以往中共镇压的经验怕局势恶化也是主张撤出的。而广场上的学生(特别是后来广场人数最多的「外高联」)就激进一些,但是时日一久都身心疲惫,作为不够成熟的大学生有不定性也容易受影响。然而作为最有周密的路线和最有能量的陈子明、王军涛等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数是要求坚守广场的。因为赵紫阳下台,中共改革派已经失势,这时再没有广场学运这最大支撑点,整个路线不仅全盘失败而且一无所保,中共保守派就会全面胜利,不会给退场作什么让步,只会全面清算,所以6月20日人大常委会开会成为使保守派作一点让步的最后机会了。但是中共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六四屠杀发生了。要坚守广场的团体撤得比谁都快且早就安排了后路,只有学生和市民去奋战最后撤出天安门广场。
    关于广场学生的坚守和撤退的问题。有两个版本,一说「社经所成员自始至终主张学生撤离广场,并以此影响了联席会议的立场」(社经所及首联群体的回忆录《浴火重生》)《王丹回忆录》也说「撤出广场的努力失败了」、「尽管动员广场学生撤出来的努力没有成功,但我还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又称五二七是「在王军涛的建议下」才议决五三○撤出广场。这些都是集体性的一面之词,是当事一方单方面的说法。从多方来看,刘晓波回忆、包遵信回忆、十七位八九学生领袖写的《回顾与反思》(德国,莱茵笔会,一九九三年六月)、封从德《六四日记》、《八九学运为何未能撤离广场?》(香港《开放》杂志2014年7月号)、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以及当时的报导等资料都可以互相印证,都可以证实社经所系知识分子影响下的首联是反对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而要坚守的。而且6月2日「四君子绝食」掀起高潮,也是王军涛等支持和刘晓波、周舵策动的。可以说陈子明、王军涛、王丹等社经所一些人的说法是与史实相反的,不但推卸责任,而且还要争话语权和道德制高点。六四之后,陈子明在秦城监狱还给党中央写了入党申请书;王军涛在被捕前的躲藏地还给邓小平写信,称理解邓小平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定海神针」······?!(陈小雅《关于『三线计划』的答问》,2013年)他们有灵活的机会主义的战略意识。
  
    叁、为什么说社经所系误导了自由派,他们的改良主义路线后果严重?
  
    我们要先谈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本质上如何呢?我们先以陈子明和王军涛、王丹这三位领军人物作一分析。
    陈子明的《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北京之春》2010年2、3月号)提到两处王军涛与胡耀邦的交往。1、《北京之春》停刊了。王军涛他们曾到胡耀邦家谈话,「胡肯定了他们的一颗赤子之心,但也告诫他们不能操之过急」。2、胡耀邦曾托二机部401所所长转告军涛,要他「不坠青云之志」。提到陈子明与胡耀邦交往一处:「我本人在79年也曾与耀邦有过一次长谈。那是当时《北京之春》代主编吕朴先生与我登门拜访耀邦。虽然我们是不速之客,耀邦还是见了我们。我力促耀邦改革,释放魏京生。耀邦先生论及改革很动情。······我还与胡启立、李瑞环、王兆国、张黎群、韩天石、袁庚等领导人接触过,他们的思想容量可以接受自由民主理念」。张思之的《行者思之》(2014年)明确讲陈子明和王军涛是「保皇党」。总而言之,八九年之前陈、王等都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的,甚至于可能是保共改良主义的。谢小庆所言更为传神,说陈子明、王军涛认为「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八九之后的三十年,陈、王二人加上王丹基本上还是主张改良主义的,只不过是反共还是不反共呢?陈子明色彩不清,王军涛翻来覆去,王丹有反共色彩但还是有一点变化无常。我们可以确定社经所及其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基本是改良主义的本质。陈子明一直到2010年还写道:「我还与胡启立、李瑞环、王兆国、张黎群、韩天石、袁庚等领导人接触过,他们的思想容量可以接受自由民主理念」。这里他所指的李瑞环等能接受的自由民主应该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实质是开明威权而已。这只能证明陈子明有保共改良主义的本质。王军涛认为中共是「以极权国家推行自己的理念或发展主义的威权政权」。(王军涛专访(1) l明镜杂志)胡平和陈子明也有类似的说法。尽管这种判断有逻辑上的自我矛盾,如极权国家和威权政权是水火不容的,以中共国为例,中共以「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党内改革派,其实是批判他们走威权开明之路,背弃了共产党国家的极权主义底线,背叛「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尽管如此,这对于想走改良主义路线的人来说,蒙上眼判断中共国走向了威权主义或者说「后极权主义」(陈子明语),也算是找到了思想依据,因为对于威权政权以压力和劝谏求改良,是可以说得通的。这种判断在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里是流行观念,由此他们得以继续主张改良主义的路线。但是这个主张与世界共产党国家民主化必经颜色革命一途的普遍经验相背,也与王天成、程晓农等中国民主化和世界民主化的深入研究者的结论相违。
    在八九民运时,陈、王二人是为了保改革「以战促谈」,以求对话和谈判解决危机。八九之后形势大变,王军涛、王丹先后流亡美国,陈子明守在国内。胡赵时期的宽松政治空间和政治人脉已经大为缩水了。陈子明从1989年11月21日至1990年4月6日,用「上书言事体」写了20余万字的《十年改革反思》,并且在4月12日上书。《反思》提出:「‘在最高层党政分开领导体制下,责任政府制度是无法实现的’、‘最高层领导人实行党政合一’比较有利,‘到十四大和八届人大时也未尝不可一试’。果然,经过这两次大会,江泽民身兼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几个职务······」(王之虹《风雨同行》。明报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8—39页)然后陈子明狱中发表《十年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中国之春》1992年第114期),总结出的中共改革经验如「稳定高于一切」、「和为贵」、「面向世界」等,四点教训「理论贫乏、计划阙如、组织涣散、人才匮乏」。同年陈子明出版《反思十年改革》一书(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思路都是这种机会主义的红色改革论,甚至于对于六四屠杀的说法都很有问题,引起了许良英、丁子霖天安门母亲们等批评。陈子明被中共判刑13年,实际坐牢5年左右。在狱中他可以读书和写作,在香港出书以及在反共民运刊物上发表文章,出狱可以把几百万字的文稿、几十包的书带出来(蔡咏梅《陈子明的传奇人生》),这在中共国有史以来的政治犯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特殊优待。陈子明是在1991年被中共以"反革命煽动、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13年徒刑的,但是同年社经所就在北京重新运作,张祖桦等新人正式加入。以后仅仅研究成果出书就达十多本,分别在北京等地和台湾、香港等出版。陈子明用本名以及喻希来、王思睿等笔名,就出了好多部书,如:《中国跨世纪大方略——未来五年社会经济发展前景》(陈子明、王军涛主编,明镜出版社1997年版),《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喻希来、王思睿、何家栋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今日中国政治思潮评析》(王思睿、何家栋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喻希来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喻希来主笔,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2年版)。以上资料见陈子明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独立评论网2007年)。社经所和陈子明在1990年代以来的出书之多在民间知识界可以说无人可及的,就是体制内的自由派学者也较少可比的。异议界更是很少有人可以在北京出书的,毫无可能出这么多书。此外在2004年5月,陈子明与何家栋共同创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公开运作,直到2005年8月被当局关闭。
    1998年以后学术思想界掀起「自由主义」思潮,陈子明也写了不少文章,海内外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也积极参与。他们还与李慎之关系密切,如李慎之、何家栋合作主编《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社经所的研究成果之一(见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思想界推崇李慎之为「自由主义之领军人物」,就有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何家栋、陈子明还把李慎之列为自由主义道统谱系里的代表人物之一。2008年《零八宪章》由张祖桦起草,陈子明是首批签署人。陈子明、刘晓波死后,张祖桦发文宣称:「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推胡平、陈子明、刘晓波。」(《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论刘晓波的精神遗产》,民主中国网2017年12月7日)这应该是改良主义的新宣言,也是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的再举旗。胡平、陈子明、刘晓波、张祖桦等都是社经所派系的。依张祖桦的设计,第三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里陈子明、刘晓波逝者已往,然树起丰碑令自由主义的众生景仰,胡平还在,张祖桦还不老,还要继续拥有自由主义和《零八宪章》的话语权,继续鼓吹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合一。
    八九民运前,陈子明的「一主两翼」计划,要求「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革命因素的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八九民运时其基本路线是:以整合知识界和学运为实力基础,以战促谈,通过与中共的对话和谈判,使中共保守派让步,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八九之后从陈子明的二十多年经历来看,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还是以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分别作三条线的布局。
    第一线是保持与中共的联结,适当输诚求和求政治空间,如陈子明狱中要求入党,向中共最高层献计献策,狱中上书20余万字的《十年改革反思》,其中提出反胡赵改革路线而「实行党政合一」。党政合一是产生以后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共权力制度的根基,很合中共最高层的心意。社经所也得以重新运作、出书等。此外王军涛等到了海外也另有表现(这留在后面谈)。
    第二线是保持在知识分子里的影响力。社经所派系把自由主义引向改良主义化,不仅如此还要造史为今用,以改良主义史观粉饰「梁启超时代」为「新中国」。陈子明死前一年还写出了《梁启超时代——被遮蔽的新中国》(共识网2013年)。总之要高举自由主义大旗,行改良主义之实,走「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
    第三线有两阶段论:1,以战促改革,2、以战促谈判。「以战促改革」就是以压力和劝谏让统治者有经济自由化、政治自由化的改革。「以战促谈判」就是在「以战促改革」有所成效后,启动追求进一步政治自由化的压力和劝谏,让统治者让步,举行朝野对话和谈判,从而实现政治自由化,然后再下一步打开民主化之门。举例而言,如暗中支持1998年组党,这是在中共经济发展政治放松时,企图借国际社会的压力寻求政治自由化,结果全面失败。在中共全面建立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后,自由化改革无望,他们发起和推动《零八宪章》,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和起草人张祖桦都是社经所系的,这场求改革的「公民上书」,结果遭遇全面打压。可以说第三线的以战促改革是失败的,以战促成与中共的对话和谈判,启动政治自由化更是无以实现。我们可以把这种路线称为「一主三线的路线」,这与社经所派系在八九民运时「三线战略」的思维是有源流关系的,其最大变化就是第三线。八九时的「三线战略」是以学运为基础开展的,追求以对话谈判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更远的理想是:「将民主从马路上引向人民大会堂。」(《浴火重生》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489—490页)。八九之后,没有如八九学运之势可依托,以战促改革,进而以战促谈成为了现实目标。但是「战」无实力,一切就会成为空想。然而因为奉行温和的改良主义路线使社经所派系出现思维盲区,他们意识不到「战」才是关键,唯有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才有「战力」,才可能「战」出胜利之果,只有这样才能吸取八九民运的教训而追求和依靠人民力量,只有如此才能合乎共产党国家转型唯有颜色革命一途的普遍经验和理论。但是这不是改良主义而是革命派的路线了,作为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社经所派系不能接受,他们只好寄托走上层路线的「上书」、「宣言」的压力和劝谏,让统治者良心大发而进行政治改革,然后盼望「天赐」圆桌会议与中共谈判开启民主化。这是妨碍民主化的空想主义的,是八九之前的老朽的保共改良主义余绪「偷渡」到懦弱的自由主义里而产生的「并发症」,毁了三十年大好时光。在客观效果上(非主观的)意外帮了中共「天价」的大忙。
    社经所系影响的庸俗自由派没有吸取八九民运的教训,反而沿着教训走下去。这「一主三线的路线」其实就是不要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的,企图要以知识分子为主推动统治者改革的路线。为什么以思想学术界为主呢?是因为奉行改良主义,惧怕学生或者中下层人民起来冲击统治秩序,中共镇压后会再打压这些知识精英,「六四屠杀」吓住了他们。以知识分子为主,发挥他们有话语权的影响力,施压和劝谏统治者。但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党国体制控制住和利诱住、威胁住,更重要的是:没有社会力量支撑的知识分子是软弱无力的。这就注定了「一主三线的路线」必定要做「三面人」。第一面要与中共联结好,讨好中共,向中共献计献策,诱其改革,还要与人民反对力量保持距离以免中共疑心。然后一面暗中与人民反对力量联系以备作万一之利用,这就涉及到第二面了。第二面要作出独立之态,宣扬名为自由主义实为改良主义的思想,保持在知识界的影响力,还要低调与反对力量联结。第三面就是一旦改革无望要以「战」促改革,这「战」也不过是上书之类的「群体性舆论战」,借用西方媒体和国际社会加大声量和压力才形成他们的「战力」。所以改良主义要做好这「三面人」是很不容易的,犹如川剧的「变脸」,必须要为中共献计献策,讲好话,诱其从善。但是这样做就要削弱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损害独立性和所谓「自由主义者」的形象。于是在对中共做好「劝谏」后没见什么效果,就要过一段时间反过来在理论上批评中共,大讲自由主义的东西,再赢回知识界的认同。如此反复变化,或者说有执有让有讨好,一张一弛。以「战」促改革也是这样,做完了上书、宣言等之类的「群体性舆论战」,就要求和,再向中共说好话,缓和紧张关系。过后遇到中共统治不顺了,就进一步说好话和谏话的混合,诱其从善,不然再施以舆论压力,故伎重演促其改革。这就是:见好就收,见坏就上。
    这改良主义「真谛」的「一主三线的路线」,其博弈术的精要总结起来是:有执有让有讨好,一张一弛,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可是这一切面对极权主义的中共是无效的,反而被中共「牵着鼻子走」,反被中共「结构性控制」,被利用统战,最后涣散掉公知和民运的力量,中共政权却因此稳固得很。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改良主义主导了民主力量和公知界三十年,那么我们离民主化是近了还是远了呢?是越来越远了,而且公知和民运的力量萎缩,师疲力衰。只有改良主义利在其中,收获颇丰,那么究竟收获了什么呢?改良主义以「自由主义」大旗收获了「教主之位」,圆了小我之梦,毁了民主化正确路线,这才是真相。而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就是其中的主要推手。他们三十年来究竟造就出什么成果呢?是一无所获的政治自由化,还是遥不可及的民主化呢?
    我们再谈谈王军涛、王丹。王军涛与王丹流亡美国后皆游说美国柯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支持「中国」加入WTO。王丹还支持中共国举办奥运。
    王军涛在八九民运之前被认为是「新权威主义」的,他自白说:「我在各种场合坚持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不在专制,而在民主化浪潮过激而导致形势失控,演变成动乱和分裂,这在《国情研究》1989年第三期(湖南出版社的一本杂志)曾公开登过。为此,国内学术界与国外舆论都曾将我列为‘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加讨伐」。「我是反对用革命的方式与政府对抗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个真正的‘反革命派’。」(刘丹红《情义无价——救助王军涛纪实》。1995年3月。电子版)王军涛其实一开始不是坚定的民主派,他如果没有民刊《北京之春》和高校竞选及其反毛泽东演讲的经历,被中共处处打压,很难想象他这样保共改良派会成为坚定的民主派。八九学运给予一些有雄心壮志而被压制的知识分子梦想翻身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王军涛、陈子明等就是这样的误判机会的人。王军涛流亡美国后组建「中国战略研究所」,依靠社经所派系在八九时的作用以及八九后依然存在的活动力,以及中共例外给予的社会空间,令美方另眼相看,很快取得丰富资源。同时王军涛也经常与中共方的官员接触(王军涛专访(4) l明镜杂志2013年)。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时,王军涛还专程去中共大使馆送花圈悼念邓小平。同年获中共方之邀作为指标人物去看香港回归,王氏未去(王军涛专访(6) |明镜杂志)。同年秋天王军涛有意擅自取消抗议江泽民访美的统筹活动造成混乱,引发合作者如民联、民阵等的批评指责。1998年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据王希哲对笔者说王军涛是幕后有力支持者等。当时在北京组党的徐文立说:「陈子明曾在1997或1998年还专程让他的妻子送交给我一张字条,上写:‘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徐文立《陈子明一生不容易,请不要再强扶他上神坛了》2015年5月4日)1998年组党也是改良主义的产物,其前提是认为中共能够被改良且会接受政治自由化如结社自由等,这个幻想很快被中共严厉镇压打碎。徐文立也讲过第三共和,2009年后曾一度倾向民国派,赞成孔识仁主张的接续中华民国第一共和(临时约法确立的)和第二共和(1946年宪法奠定的),然后建立未来中国的「第三共和」,但是徐氏不赞成革命,2019年弃中华民国的「第三共和」转向混合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联邦共和国」(这国号源于中共二大和七大的说法),与严家其相近。可见民运上层主流的改良主义路线和机会主义思维的影响力有多大!由于民运不成气候而渐渐被中共轻视,在这形势下,社经所派系的温和改良路线被日渐强大而骄横的中共所不满。2004年中共情治部门放风台湾媒体称王军涛、王丹领台湾军情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经费等等,且围攻之。王军涛在与中共联结上最终还是失败了,「现在一个科级干部都在耀武扬威」,不尊重他。王军涛只好转而赢回民主派的认可,2006年以后,「我现在转向激进化是因为共产党越来越拒绝改革」,所以「一直打到你跟我谈」(王军涛专访(1) |明镜杂志)。也就是说要以战促谈了,要发动激烈的抗议活动。2010年4月王军涛主导且宣布「中国民主党等团体从此组建为新的中国民主党」,即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做成了目前最大的海外民运组织之一,民运和政庇业务兼行。对于王军涛的「激进」,另一个反共改良派人物杨建利还表示过不解,可见改良主义思想的风行之深。其实王军涛还是改良主义者,只不过因为失败和落魄而转向了激进的改良主义,仅此而已。
    王丹1998年流亡美国后很活跃,且善用媒体,善于公关。王丹和王军涛的一体合作,也缓解了王军涛因为搅乱抗议江泽民访美的活动而陷入的困境。然后王丹、王军涛与台湾建立较深关系。这依靠的还是社经所派系在民运界和公知界的地位和作用,王军涛说:「台湾看中我和陈子明,从陈王开始,后来又看上二王。」(王军涛专访(6) |明镜杂志)陈水扁第二任期时金援二王数十万美金。马英九上台后,王丹来台湾在媒体上「冲锋陷阵」,打击马英九、国民党不遗余力,然后在「太阳花学运」里推波助澜。王丹深受民进党的器重。王丹在台揭露中共统治的罪恶以及中共对台的统战,也激起了一些台湾纪念六四和支持大陆民运的声浪。
    「一主三线的路线」在王丹这些年的表现里也是明显的。王丹曾经对于「胡温新政」抱有超乎情识的期待,如王丹《政治改革已呼之欲出》(自由亚洲电台11/27/2002 19:45) ,王丹「胡温任期内肯定解决西藏问题」(中央社2004年10月6日)。王丹与王军涛等游说美国柯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支持「中国」加入WTO。王丹还支持中共举办奥运。在对于「八九六四」的评价上,当年作为社经所核心去主导首联的王军涛认为李鹏「与学生直接对话」,「电视也直播」了对话,意思说李鹏5月18日已经让步而学生不让「割据广场」。对此封从德写了《六四42个问题──与王军涛商榷》作批判。(见六四档案网,2003-05-30)同为首联核心的刘晓波认为学运「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这是名为反思学运实乃反对由下而上推动民主化的路线,本质是「保共改良主义」的谬论,当时就受到刘宾雁、王若望的严厉批判。(见刘宾雁《走出幻想(之四)──刘晓波眼中的天安门》,王若望《关于八九民运的反思——与刘晓波先生的「对话」》)相比之下王丹要收敛一点,2001年5月王丹提出对六四事件的总体评价是:「学生有错,政府有罪」。2004年王丹在《六四参加者回忆录》里写道六四死亡300人。这与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差不多,但是海外的异议界、民运界还没有人这样认可,这可能算是首例,王丹这亲历八九民运的史学专业者不知何故有如此表现呢?社经所派系在八九之后的最大特点就是与中共保持联结,保持有执有让有讨好及劝谏的战略,又在公知和民运里占据制高点企图引导民运和公知的走向,其目的就是以战促谈,追求以对话和谈判启动政治自由化,再渐进走向民主化。所以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王丹等对于中共都不乏有让有讨好及劝谏的言行,充斥了机会主义的不堪入目,但是他们也有严厉批判中共的,然后也有对于自由民主作出理论阐扬和行动追求的,也有「以战促谈」如八九民运时建立首联组织、八九之后发动《零八宪章》等。但是这种改良主义的路线,遭遇极权主义的中共的结果必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涣散了民运和公知的意志,最终使他们的阵营萎缩,不成气候。这是路线错误的恶果。
    改良主义的这些战略战术假设一下,如果遇上威权主义的英国国王贵族,足以打开民主化之门。或许他们「时空超越」去拜英美自由主义为祖宗为师的道理可能就在这里;如果遇上一百多年前的「族天下」的满清皇帝贵族则不灵了,维新派和立宪党的势力和手段要比他们强得多尚不得成果;如果遇上北洋军阀则或许可以赢得一些成果,有可能超过自由主义先贤的「好人政府」,或许因为这个,所以他们一直配合中共这方面的文化统战,大褒北洋政府的民国,大赞梁启超时代的「新中国」,大贬国民政府的民国,分化打击民国派,刻意抹杀国民党与北洋军阀之争的实质是民主法统和袁记法统之争、统一与割据之争。可惜了改良主义的这些大小人物们生错了时代。
    社经所派系的遗憾是很多的,王军涛在海外是操盘与中共联系和对话的人。依王氏的夸张说法「他们几乎每月都会找我」(王军涛专访(4)|明镜杂志)。王军涛说90年代曾庆红「曾经在民运中布局。如果中国真的发生变化······或者他主导朝野互动。但事情总是被国安搞砸。」(王军涛专访(6)|明镜杂志)时过境迁了,中共国强大了,「现在一个科级干部都在耀武扬威」,不再尊重他了。(王军涛专访(1) |明镜杂志)王军涛哀叹道:「因为这个党已经不再是个以极权国家推行自己的理念或发展主义的威权政权了。」中共政权「如果是腐败利益驱动,你讲理没用」。他继续重弹从街头运动走向人民大会堂的老调。(王军涛专访(2)|明镜杂志)其实八九民运之前、八九民运之时,社经所派系都企图要走这个八九时证明走不通的改良路线。问题是这些改良主义者明明知道中共国是极权主义的,又为何说共产党政权是威权政权呢?这是明显的逻辑思维上的自我矛盾。这是为了维护改良的目的,不顾事实自我欺骗呢?还是为了骗取他人不反对改良呢?关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本质和特征,仲维光先生阐发得很深入。极权主义国家可不可以改良成功呢?王天成深入研究世界各国的转型和中国大陆的转型问题,写有《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从期待改革到呼唤革命》等。程晓农做苏俄和东欧极权主义国家转型模式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见程晓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王军涛、胡平、杨建利等改良主义者,都粉饰中共政权为威权主义的,而回避其极权主义的事实,因为威权主义政权可以有改良成功的可能性,极权主义政权是没有改良成功的可能性的,这是世界上的民主化的普遍经验确证的。但是他们为什么非要改良不可呢?因为利益乎?还是因为其他的目的呢?还是有难言之隐呢?
    比起王军涛的被迫而无用的应战,王丹要年轻善「战」得多。王丹在台湾很活跃,利用蓝绿斗争格局为绿营「冲锋陷阵」,取得资源和较高知名度,又利用舆论打击中共对台的统战和台湾的红统,激起了台湾反中反共和支持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声浪。王丹在台湾的借力打力,令中共感到了威胁。其实王丹此举还是「以战促谈」的。王丹是深受王军涛等社经所派系内部的熏陶,他在脸书和推特上自称他要「致力于做一个温和,坚定,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2018年王丹、王军涛、胡平等建立「对话中国」智库。所以王丹还是念念不忘社经所系追求的以战促谈,最后通过对话谈判启动自由化,再走向渐进的民主化。这其实是八九时就证明走不通的路线,八九之后三十年更证明这是走不通的路线,而且使民主力量和知识分子力量在思想行为上自障自碍,不成气候,让中共窃笑了三十年。
  
    肆、为什么说社经所系与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有互相利用的关系呢?
  
    社经所系全面介入八九学运和民运,是受中共统战部的委托要平息学运的,是社经所系心向中共改革派,为保改革的,所以才与最高统治者的邓小平集团发生对立。八九民运的最大教训就是走改良主义路线,不与社会大众结合,不发动社会,不动员群众,最终以学运为中心,这样的力量是很不足的,路线更是行不通的,错误的。
    对比一下东欧民主运动,我们以东德为例,东德是最严密的共产党警察国家,每63名东德居民间就有一名与秘密警察合作,每6.5人就有一名秘密警察通报者,每166名东德居民就有一名秘密警察的正式雇员。与之相比纳粹时期每2000人才有一名盖世太保正式雇员。东德比中共对于人民的控制力要强得多。但是1989年9月4日东德莱比锡发生了示威集会,然后「周一示威」蔓延全国。东德共产党决定在10月9日的东德建政40周年时,镇压许多城市的「周一示威」起源地的莱比锡游行,消息传出后,结果仅仅五十万人口的莱比锡依然有七万人参加大游行,面对此局面,执行者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怕做「替罪羊」和血流成河而采取不作为态度,这使共产党官僚集团全线动摇,一周后的10月16日十二万人在莱比锡集会,军队已经无心作为了,第二天主张镇压的东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在政治局会议上被赶下台。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东德民主化大门打开了。从这个案例来看,民主力量是否强大才是共产党开明派是不是敢于出头的前提条件!民主力量强大了,共产党开明派才敢于出头,力量不足,开明派无胜算就不敢出头,保守派就会得势最终镇压民运,八九民运就是如此。八九学运时,社会各界都同情或者支持学运,五月二十日邓氏集团在北京实行戒严,但是被自发的市民和学生阻挡住,军队没有作为。但是由于走改良主义的路线,没有趁势发展出工运,没有发动和组织社会力量,民运局限于以学运为主而力量不足,所以改革派最终不敢出头。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六四屠杀」时,依然有师一级的军队不作为。社经所系有受统战部委托的关系,与中共互相利用,抢先整合知识界和学运,坚决走改良主义路线的,不发动社会力量,限制民运的发展,丧失了大好时机。而且因为以学运为主而力量单薄,所以也不能使改革派敢于出头。八九民运的失败,社经所系的责任是巨大的。
    八九之后,民运陷入三十年的失败至今,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的八九民运是局限于以学运为主。学运的弱点是难以持续发展,学生一毕业就散到各地了,且面临就业、生活等年青人的压力,力量难以凝聚。我们再以东欧的波兰为例,1956年6月波政府提高物价,触发波兹南(Poznan)罢工。罢工迅即演变成起义。工人袭击电台、警署及监狱。政府进行武力镇压,导致53人死亡。1970年12月13日,政府宣布食品和必需品提价30%,引发格但斯克及基丁尼亚(Gdynai)工人袭击地方党总部及其他政府建筑物,部份建筑物被焚烧。政府再一次进行武力镇压。数百人(一些估计数千)身亡。直到1980年团结工会出现,1989年以团结工会为主的力量结束了共产党统治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波兰光复为二战前的「波兰共和国」。尽管共产党多次严厉镇压「工运之火」,但是工人阶级的「工运的火种」是扑不灭的,每次镇压只会导致更多的「工运的火种」在工人心里隐藏,下一次的工运只会爆发和蔓延得更广更有力量。这是工运与学运的很大的不同。但是八九民运走改良主义路线,自我束缚,局限于以学运为主,不动员社会,不发动工运,结果一旦失败,就涣散掉了。如果八九时动员社会、发动工运,局面就大不一样了,即使失败了,工运和社会运动的力量还会如「火种」潜行于民心,遇上以后共产党的倒行逆施,「火种」就会在人心中复燃,工运和人民抗争再兴,这与学运是大不一样的。工运等社会抵抗运动是可以持续发展壮大的。所以可以说社经所系的改良主义路线以及与中共的特殊互相利用的关系,限制住八九民运不能突破学运,发展出工运及社会抵抗运动,保住了中共的社会稳定,也提前抹除了民运在以后三十年的社会起点。中国大陆民运因此不能如波兰那样屡战屡强,而是涣散掉了。
    八九之后,社经所系继续与中共互相利用。如陈子明狱中要求入党,向中共最高层献计献策,狱中上书20余万字的《十年改革反思》,其中提出反胡赵改革路线而「实行党政合一」。党政合一是产生以后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共权力制度的根基,很合中共最高层的心意。社经所也得以重新运作、出书等。陈子明发明以「后极权主义」判断改革开放后的中共国的性质,社经所系的胡平、王军涛、刘晓波等人极力推销,使之成为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广泛流传,影响极大。仲维光是研究极权主义的大家,针对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和民运里否定当代中共国是极权主义的,而冠之以「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有深刻批判。仲维光批判道:「九十年代以来,和威权主义概念平行的,知识精英描述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另外一个概念是后极权主义。但是,这又是一个移花接木的概念。这个概念本来出自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以后,由于东欧社会残存的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共产党文化,造成了东欧社会虽然已经步入民主,但是却存在着很多严重问题。针对这个特殊时期,人们使用了后共产党社会,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概念来描述东欧社会。然而,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却居然混入这个潮流,把这个概念借用来描述仍然在力图完善自己的极权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社会。」「使用这个后极权主义和后共产党社会,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人们会认为共产党已经变了,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了,今天中国已经不是极权主义国家了。这大约也是使用这个概念的某些知识精英的真实目的。」
    王军涛到了海外因社经所系在八九民运的地位,获得较多资源,如其创办的战略研究所。然后王丹、王军涛与台湾建立较深关系。这依靠的还是社经所派系在民运界和公知界的地位和作用,王军涛说:「台湾看中我和陈子明,从陈王开始,后来又看上二王。」(王军涛专访(6) |明镜杂志)陈水扁第二任期时金援二王数十万美金。也就是说吸取了本来给民运的资源。
    王军涛与王丹流亡美国后皆游说美国柯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支持「中国」加入WTO。王丹还支持中共国举办奥运。
    六四屠杀没有惊醒陈子明、王军涛以及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反血腥和强大的中共国令他们畏惧。六四之后,他们继续走机会主义的改良之路,又因为他们有民间知识分子的经历,所以活动能量、论述力、影响力都比体制内知识分子大而持久,以后三十年他们在公知界和民运界继续发挥较大的作用,所谓「自由主义」、「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先求威权的自由化后求民主化)、「改革」等,都有他们的显着的作用力。例如:所谓「中国自由主义」最早理论家也是海外民运的理论家、前民联主席胡平,他在四十年前与王军涛陈子明先是民刊同道,后来「在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中,所谓‘联合行动’主要表现为原《北京之春》与《沃土》成员之间的协调配合」。陈子明推崇说:「胡平,可化名发表,形成学派,倚重」(见陈子明《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北京之春》2010年2、3月号)所以说胡平、王军涛、陈子明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胡平在八九学运前成为民联主席且执掌《中国之春》,当时刘晓波在美国与其关系密切,刘晓波发文要求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支持中共开明派和《中国之春》(刘晓波《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世界日报》1989年4月22日)。刘氏还起草且由胡平等联署《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提出七条如何开展学生运动的建议。学运发生后刘晓波回国,社经所主导的首联「本身的核心层则有王军涛、王丹、包遵信、甘阳、周舵、刘晓波等人。」(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2004年版第485页。)。1989年6月2日掀起广场士气的「四君子绝食」是王军涛、陈小平等支持的,刘晓波和周舵为主策动的。胡平与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是有很深的关系的,他们在八九时使海外与国内互相呼应。八九以后的三十年里,他们的影响力也都是很大的。八九民运失败后,胡平总结出「见好就收」论,王军涛等认为这是博弈论的金玉良言。这是改良主义的大总结。
    八九之后,前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张祖桦也进入社经所。「1990年代以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学术研究。1991年底,闵琦、张祖桦、刘卫华等重新组建‘现代化与中国’课题组」(陈子明发文《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独立评论网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667714)。 张祖桦后来起草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影响很大,刘晓波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张祖桦发文宣称「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三代传人,造成自由主义思潮的复兴,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观念导向。我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推胡平、陈子明、刘晓波。」并且宣扬《零八宪章》「既能为当下的中国民主运动提供原则性指导,又能为未来的民主中国立宪建国提供根本性的旨要」。(张祖桦《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论刘晓波的精神遗产》)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至此力图使中国「自由主义」和《零八宪章》统合起来,以求更高的地位,又为陈子明、刘晓波树立了「丰碑」,还企图为中国未来民主化定下指标。这意图和「雄心」是很大的。
    现在我们分析和诠释一下中共如何对付民主力量和知识分子力量的呢?!中共对付他们首先采取「结构性控制」,且兼行统战和高压统治。高压统治和统战是外在力量,能破其身而不能破其心,要「结构性控制」其心才是上策。如何「结构性控制」民主派和知识分子的「心」呢?所谓「结构性控制」,就是中共通过各种手段和资源来调节、影响民主派内部的结构,使民主派的结构有利于中共。而民主派因为结构错置,结果不知不觉中实行对中共威胁最小的路线,最终危及中共统治最轻的派系和人物反而占据民主阵营的主流、主导地位。然后中共再以统战和高压统治使海内外民主派不足以形成威胁,不成气候。具体直白了讲,就是压制颜色革命派,暗助改良派,这是路线上的「结构性控制」。再有就是能力上的「结构性控制」,压制能力强理念坚定者,暗助徒有高知名度而能力弱者或者机会主义者,使其居上位、占据资源。这样使民主派的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其结果必然使其阵营涣散,不能成事。这就是隐蔽性的战略性的「结构性控制」,其作用远胜于统战。统战是分化其力量而打败敌人,「结构性控制」是先控制其心再控制其力,事半功倍,战必胜,不战也胜,比统战更高一筹。再进一步具体而言,「结构性控制」是借异议阵营内的竞争,力图控制民主派的路线,竭力让民主派流行错误路线,白费了力气却离民主化目的越来越远,并且暗暗促成威胁最大的对手边缘化,助成威胁较小的对手做大且成为主流者甚至于主导者。所以这三十年里,中共与民主派不战而胜负已分,战则必胜。中共这种「结构性控制」是民运和公知失败了三十年的首要原因。我们再拿昔日的西方对苏俄东欧的「和平演变」打比方说明,中共这种「结构性控制」犹如对于民运和公知的「和平演变」,使之最终走向自身的溃败。
    民运界和公知界过去对于中共的渗透破坏和统战分化等反思了比较多,对于民运和公知的不团结和争权夺利也反思得比较多。其实这两者是建立在被中共「结构性控制」的基础上的,有了民运和公知的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必定人心涣散,不成气候,中共的渗透破坏和统战分化必然活跃无阻,民运和公知的不团结和争权夺利必定层出不穷,无人可止。
    从更大的视野来分析,六四之后中共丧失民心,党内也涌起不满,苏俄和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崩溃加剧民心思变,也令中共胆寒,且国际社会的压力较大,这是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孤立无援的中共要生存就必然要与西方和解,同时可以削弱民主派的国际支持力。中共国更要追求发展才能避免苏俄式的崩溃,需要西方的资本和技术进入中国大陆使其经济起飞,然后以经济红利和党国民族主义这「两手」安顿和收买人心,同时让西方资本家赚钱影响西方的政策,这样的内外结合更进一步化解了民主派的国内和国际的支持力,巩固自己的统治,最终使中共国崛起,使西方国家望而生惧。但是中共要达到这个目的,有一个漫长而危机四伏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里中国大陆的社会两极分化,各种矛盾空前涌现,群体抗议事件迅速增长,腐败泛滥成灾,人心思变。中共面临统治危机,但是只要民运和公知不起领头作用,人民普遍的不满情绪和遍地开花的维权运动就不会升级化和自觉化,更不会大规模集中发作,也就是说要使社会矛盾和民心不满不能危及到中共政权,只要「擒贼先擒王」,控制住民运和公知就好了。这样做就会使人民失去指路之「火炬」,民众一旦群龙无首就会堕落成乌合之众,不能成事。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味依靠维稳力量是不够的,还要「结构性控制」住民运和公知,使其内部发生演变,形成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使其不成气候,以利于中共。改良主义的盛行,改良主义占据自由主义的主流,改良主义惧「民粹」走上层路线,知名度高的机会主义者占据上位和资源,等等,这一切正是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追求的结果。但是中共毕竟是外在的,无法独力达成这些目标。所以中共的「结构性控制」战略,民运和公知里的改良主义路线,这两者既是互相斗争又是互相利用的,这两者相反相成而造就出民运和公知的结构错置,改良派利在其中,受暗助从而占据了领导权和资源,执行必定失败的路线,这一切正中共产党「结构性控制」的「下怀」。应该讲老道的改良派——社经所派系是一个典型。
    再举一个例子。中共过去需要西方的资本和技术,所以要向国际社会摆出开明形象,所以例外允许民运和公知里的一些危险度小且知名度高的派系和名人有政治自由的空间,满足西方国家对中共国「自由化」的期待。同时促成其「梦寐以求」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等,这些是达成其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无此就无以后的经济起飞。当年有多少民运名人和公知人物向美国国会和政府,表示支持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等。这是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等交织出的恶果。
    习近平上台后自以为中共国「羽翼丰满」不惧西方,一改江胡时期的假装开明专制的「韬光养晦」,全面巩固极权主义统治,于是自由派的改良梦断而且受到打压和限制。可惜了,在过去中共的危机四伏的发展过程中,自由派的错误路线使得民运和公知没有革命意识,没有利用一时宽松空间发动社会,无所作为错过二十余年的时光和多次良机,到头来受到中共毫不怜惜的打压。
    我们要全面反省这三十年来的失败,我们已经愧对了六四亡灵和这三十年里无数志士的牺牲和付出。我们必须省察:无论是自由派的反共的改良主义,还是改革派的保共改良主义,都是走「死胡同」。但是走了三十年的「死胡同」,自由派和改良派为什么还要释放以「和平理性非暴力」为方法论的改良主义的梦幻,遮蔽民主化唯一正途的颜色革命路线呢?这是值得人深思的。
    自由派和改良派长期奉行误导民运和公知的错误路线,虽然中共的「结构性控制」是对付海内外的民运和公知的「第一法宝」,破坏力极大且让人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没有老道的改良派的有意无意的配合作用,这「法宝」也就黯然失色了。民运和公知失败了三十年,应该清醒清醒了!
  
    伍、民国派与社经所系、自由派的道统论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
  
    21世纪一开始,社经所系的何家栋就写了《20世纪中国的「新道统」——从梁启超到李慎之》,提出了「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是20世纪中国思想道统的四个代表。陈子明立刻随之写出《政统、道统与学统——对何家栋「新道统」说的一些思考》。这是高举「自由主义道统」大旗和编出自由主义的谱系,树立权威。也可以说这旗帜和权威谱系是自由派与改良派右翼(如李慎之)的合体,顾准则是一个从共产党里叛离且不深的自由主义者,是当前改良主义需要的象征性「英雄」,符合出身「一二九学运」的「两头真」群体(如李锐、何家栋等)的意趣,这样的谱系可谓费尽政治心机。尽管不少自由主义学者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在他们看来这谱系里只有胡适是,梁启超还算是,顾准不深,李慎之不算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说这谱系里政治机会主义色彩太重,显得有点「乱点鸳鸯谱」而失真。但是社经所派系能量大,当然会有不少人吹捧扩大影响力。年轻的王怡在《宪政卮言》中直白:「如果说宪政主义是新政统,自由主义就是新道统。」攻击民国国统法统最甚的老改良派的袁伟时则写出《从陈独秀到顾准、李慎之》。此外徐友渔进一步说:「宪政的基础和理论框架只能是自由主义」。综合而言,他们是说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民主的新道统,这样也就是拥有「宪政主义」话语的主导权,这样就把其他的主义挤入边缘地位。《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张祖烨,则2017年底写出《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论刘晓波的精神遗产》一文,提出了「严复、梁启超、蔡元培三位先贤堪称中国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是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成为公认的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从七六年‘四五’运动到七十年代末民主墙,再到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和八九民主运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推胡平、陈子明、刘晓波」再加上顾准。胡平、陈子明、刘晓波都是社经所系的,都是改良主义的。张祖烨这种新说法不仅「雄心壮志」很大,而且把社经所系的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合体的特质强加到整个自由主义运动里,企图使之成为正统。
    但是真正看破中共文教「铁幕」而有历史文化常识的人,应当知道「道统」指即仁道即天道,也就是自周公、孔孟以降之「心传」,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人文理性的,任何制度规范和价值系统的终极本源应该是「良知」,用传统的话来讲:仁乃礼之本。道统同时也指以仁义为价值核心的历史文化大传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如果用西方话语来打比方说,道统犹如自然法,是中国的人文性的「自然法」。中国讲道统至上,政统学统等等次之,这是价值等差也是文明传统的规定。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以「天下为公」、尧舜之道为政治理想,以君子社会的「大同」为社会理想,并且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孙文讲三民主义是继承道统而来的,中华民国也是以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为主流,又以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为辅,所以在严重内乱外患中顽强建立起民主国统法统和现代中华文化,并且至今存续于台湾。这就是现当代中国的道统政统,无他者也。但中共国的改良主义的自由主义是非传统非民国的,所以不认同中华道统的,也不认同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和民主法统国统构成的现代中华文明。
    所以说「自由主义是新道统」是「拔帜易帜」。中共国和马列文化是对于中华民国和中国文化的「拔帜易帜」,从此外来的极权主义统治了大陆,这是苏俄大力扶持的产物,也是现代化和西化(俄化)合体的产物。而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有西方背景,也是现代化和西化(英美化)合体的产物,是在对抗新左派、马列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是这自由主义有改良主义色彩,甚至于相当多的人出身于改革派然后才转到自由主义思想上的,这自由主义的成员都出身于中共国的文化教育环境里,他们避免不了党文化和党天下的背景的深刻影响。所以这自由主义不可能成熟,何况八九之后至今走了三十年的改良主义路线。可以说这是有「中共国自由主义」的色彩的。所以他们继承了中共国的反中国文化反民国的习性。所以他们竭力要反对的是主张颜色革命的民国派,他们竭力歪曲中华民国奉行的民主革命精神,竭力遮蔽民主革命的产物——民国的民主法统国统(这恰是蔡元培、胡适等全然认同和参与缔造的),抹黑民主革命和缔造民主法统的国父、蒋公等领袖人物,贬低民国主流的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他们的主张和行径也是与民国自由主义先贤背道而驰的,是反第一代、第二代自由主义先贤的。因此可以说社经所系首倡的「自由主义是新道统」,这内涵上必然是对于民国民主传统和中国文化的「拔帜易帜」,并且不仅要树立自由主义一派独大的权威,还要树立改良主义路线的权威,或者说借树立自由主义权威之名,行巩固改良主义权威之实。这是耐人寻味的。
    徐友渔说:「自由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异质性」。这是婉转表达了自由派的非中国文化的立场。这种立场和观念在自由派里很有市场。那么这个「传统文化」指的是什么呢?是古代中国文化传统还是民国现代中华文化传统呢?还是这两者都是呢?其实无论否定哪部分传统都是错误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国现代中华文化是根植于传统文化(含古代的)且融合西方文化的结果,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都是这样的硕果,民国民主法统、知识分子精神、社会传统等都由此产生。这句「自由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异质性」里的「自由主义」,指的是洋自由主义的,是特殊的西方文明的特殊产物,而不是指特殊的自由主义里包含的普世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必定在任何文化传统里都能找到同样的「因子」,否则就不是普世价值了。把自由主义当成普遍性的东西,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出于「普遍真理」的老朽思维习性,二是出于占据话语霸权和政治目的之企图心。所以应该反省的是「学步西方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对于洋自由主义的「学步」和「失步」才是产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的异质性」的根源。再深究而言,自由派所谓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民国自由主义者如蔡元培、胡适等悉心参与的国家建构以及现代中华文明的民主化现代化的成就——中华民国的法统国统,这些都是我们的大传统。胡适等民国自由主义反传统反的是古代中华文化里的专制传统,但是自由主义终始不是民国民主化现代化的主流,更不是民国社会与文化的主流,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才是民国的主流精神,才是缔造现代中华文明的主流者。胡适等民国自由主义者是不反民国的,更不反民国建立的现代中华文化,自由主义在民国是批评者的地位和角色,与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构成相反相成的张力。但是被断裂了传统的大陆自由主义,却无视步入民主化现代化的民国的现代中华文明,要做「新道统」。这是浅薄的「自大」呢?还是出于当代「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和「未来中国必须自由主义化」的政治企图呢?如果说有「新道统」的话,那应该是有民国自由主义参与形成的现代中华文化,而不是他者,不是当下自由派自大自夸的「大王旗」。当代大陆自由主义要吸取的是民国自由主义的「西化」教训,然后升级为中华化、本土化的自由主义,没有本土化就没有中国自由主义可言。连中国自由主义都没有建构成,还谈什么「新道统」呢?难道「学步」和「失步」也能成「新道统」吗?幻想而已。
    我们看看断裂了传统且「出身」于中共铁幕下的大陆自由派建构的「新道统」是什么呢?他们既不讲从古至今的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道统,也不讲民国道统——现代中华文化,更回避民国道统推动的产物——民主国统法统,也就是说不讲现当代的中国道统和政统,绕过现代中华文明,把自由派的改良主义色彩的一家一派的思想当成全中国「新道统」。这才是社经所系的陈子明和何家栋等人攀上政治制高点而呐喊「新道统」的真相。社经所系也因此可以占据话语霸权。
    我们不禁要问社经所系的本质是什么呢?他们在八九之前是改良主义的出身,八九之后奉行过机会主义,后来成为「半路出家」的自由派,可以说是标标准准的改良派和自由派的「同床同梦」的第一位的合体。那么自由主义所谓的「道统谱系」的代表人物以及英雄榜是什么色彩的人物呢?是参加过苏俄扶持的中共叛乱、血腥土改、极权主义建政的,然后没有彻底忏悔的顾准、李慎之、林昭等,而且他们都没有多少自由主义理念,没有彻底反共,只是在受迫害和不义统治下有对于自由的追求。他们年青时的民主观太单薄而选错了主义和道路,与民国的民主化现代化和反共抗俄的道路作无知的对抗,后来在亲手参与的极权主义秩序的严酷现实面前,不得不转向回到初衷,所谓「两头真」的「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是这样的。顾准、李慎之、林昭等被自由派、改良派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他们都是中共体制内出身,后来反叛转为追求自由的,这样的人物被改良主义看重,认为他们比较典型的说明了共产党人是可以改良的,并且要推崇他们成为民主运动的旗手。这是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的水平,可以担当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大任吗?丝毫不能。
    然后我们审视一下被硬推上「道统谱系」的陈子明、刘晓波、胡平等人,他们都是「反革命求改良」的。这哪里是什么「新道统」呢?不如说是借自由主义道统之名树立陷入「死胡同」的改良主义的权威,是挽救屡战屡败被众人质疑的改良主义。在习近平上台全面巩固极权主义的当下,整个改良派面临全面破产和被民主阵营「大拍卖」的下场,他们害怕在未来一无所得。
    对于从共产党转变而来的民主派知识精英要有客观的基本判断,二十年前仲维光指出「在回顾、思索从文革到六四的历史变化情况的时候,我当然不是全面否定李慎之等这两代共产党,或者其周围渗透着共产党文化的知识份子,而要说的是,他们或许能够使得共产党宽松一些,但是却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的旗帜,特别是把他们作为「自由主义」的旗帜,因为套句马克思的说法,他们的臀部带有极权主义的印章」。这是相当中肯的,也是一针见血的批判了陈子明、何家栋等社经所系与其他自由派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说法和做法。现在看来不仅如此,社经所系还要自立「自由主义道统」,要把社经所系的改良主义特质强加到自由主义里,误导整个自由主义运动,更精确的说是要利用「自由主义旗帜」误导整个民运和公知,继续使得民运和公知的结构处于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的状态。
  
    与自由派的道统论相比,大陆民国派的道统论是遵从中华文明正统而来的,是对于古典中华文明的继承和民国的现代中华文明的接续。在民国的开国立国的理想和基本精神里,道统是国统和法统的本源。
    在现实层面,民国大陆时期有「道统、国统、法统」之主流意识。大陆沦陷后,台湾在应对中共准备侵台的戡乱时期,有执政者提倡的「道统、国统、法统」。其后有党外和绿营的否定看法及其他等。更有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继承传统而阐扬的「道统、国统、法统」,还有老百姓模糊认同的「道统、国统、法统」。可谓看法很多,其中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继承传统而讲「道统、国统、法统」比较合乎中华文明的正统和历史,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因素。除了各种意见和看法,中华民国宪法的法理上是有国统、法统的,这是法理上的国家制度和价值观以及正统的表现。这是在社会各种意见、学术观点之上的,独立客观地维系国家和社会的。
    「道统、国统、法统」在「出身」中共铁幕下的大陆老民运人士和旧公共知识分子里,有诸多不同的意涵,其中多数是难以摆脱「铁幕」熏陶的错误观念。
  
    我们民国派认为的「道统」指仁道,也就是自周公、孔孟以降之「心传」,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人文理性之「心传」。简而言之,天道要以良知来呈现,所以说任何制度规范和价值系统的终极本源应该是「良知」,用传统的话来讲:「仁乃礼之本」。道统同时也指以仁义为价值核心的历史文化的大传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如果用西方话语来打比方说,道统犹如自然法,但是西方自然法是宗教性的,中国道统是超宗教的人文的。中国讲道统至上,政统等等次之,这个价值等差是文明传统的,是中华文明构成里的首要价值观。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以「天下为公」、尧舜之道为政治理想,以君子社会的「大同」为社会理想,并且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古儒讲「民本」、「从道不从君」,到了现代孙文讲三民主义是继承道统而来的,「秀才兵」的新军起义和立宪党人加入辛亥革命等,皆因道统的政治社会理想深入人心,且与自由民主制度契合。那么建立民主共和的中国为什么叫「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共和国」呢?国父明言:「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国民者,民国之天子也,吾侪当以叔孙通自任,制定一切。」(出自孙文《中华民国之意义》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在驻沪粤籍议员欢迎会演讲)也就说「中华民国」的意义首先是接续中华文明的道统,古典中华文明讲天道要以民意来表现,要以人的良知来呈现,这是「民本」理念的来源,接续此道统的意涵,国父明言要立「民为天子」的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国的意义的本源。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皆主张接续中华文化的道统而开来的,中华民国也是以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为主流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为辅的,在严重内乱外患中顽强建立起民主国统法统和现代中华文化,并且至今存续于台湾。这就是现当代中国的道统和政统,无他者也。
  
    国统、法统在理论上是属于政统概念的,国统和法统在中华民国宪法法理上有习惯法和成文法的规定,这是独立于社会意见和学术观点之上的。依中华民国1947年宪法及其以后在台的宪法发展,民国派认为的法统是:以1912年临时约法为开端的,以1947年宪法为接续开来的,以及在台合理的宪法发展以及诸法的实践和释法系统等。所以我们否定非民主的北洋系袁记法统和北洋政府。我们认为法统是国统的核心之一,法统规定的自由民主法则、领土等,是不分大陆人和台湾人都要代代相传的。现在讲国统,国统不仅指中华民国的「硬件」即法统,还包括「软件」,这是指包括缔造法统的精神和历史传统,以及立国精神、国家和社会构建的文化传统等。缔造民主法统的精神,如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的民主革命精神和传统。再如宪法所言的「三民主义」就属于开国建国的历史大传统的。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和文化大传统,主要指民国形成的现代中华文化。如仁义道德的价值体系、良善的社会礼俗、教育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公民社会传统等。
  
    总之海内外的大陆民国派思想上主要是继承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另外还有自由主义等,他们主张在大陆光复中华民国,也就是要接续道统、国统、法统而开来。在路线上主张以「颜色革命」实现民主化。这与八九民运和七九民运的只有民主追求,但是无建国目标,无民族道统,无国统法统,也无文化传统,是不同的。这是中国大陆的海内外民运经过几十年的反思和积累,完全突破「出身」中共国的「文化铁幕」的思想遮蔽,从而接续先贤和祖辈的文化道统、民主国统法统,可以说这是八九民运、七九民运的自我大升华,也是大转进大发展。因此,民国派与自由派的改良性的「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改革派的「改革路线」是不同的,民国派主张走颜色革命的道路,继承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的精神。察世界上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化,没有一个是改良成功的,皆是颜色革命的产物。而且主要国家皆回归旧的国统,如俄国、波兰等。大陆民国派的主张是完全符合世界上共产党国家民主化的普遍经验的,而大陆的旧民运和老公共知识分子的非革命无建国目标的路线却完全不符合这普遍经验。建立国家是要有传统基础的,不能无中生有、空地垒大山的,所以即使自称向中共「公民上书」的《零八宪章》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及其他的构想,恐怕只能成为想象。而且「中华联邦共和国」是中共二大首先提出的,赵紫阳的幕僚曾任中共社科院的所长严家其于八九之后主张中华民国是第一共和,认同中共国是第二共和,第三共和则采中共[初心]的二大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之说法,这显示了改良主义的妥协性。《零八宪章》是自由派与改革派合作向中共「上书」求民主的,自然就延续此主张。
  
    道统、国统、法统是大陆人祖辈建立的,台湾存续的,是属于全体华人的正统和「无价宝」。接续道统、国统、法统,才能站在巨人的肩上,使大陆民主运动有「王师」之义旗,可以更有凝聚力、意志力、战斗力,更有影响力、号召力,便于动员民心发动社会,以颜色革命实现民主化,结束空前强大的专制政权。这是树立民主革命权威、实现民主化、明确国家前途、未来保强中国使中国文明崛起的最佳选择。
  
    因为有了道统为本源,接续国统法统,民国派主张的大陆民主化之后的转型正义,也是以民国的民主革命经验为榜样的,中华民国在辛亥革命后宽恕依旧忠于满清的势力,国民革命后宽恕失败的北洋军阀,抗日战争胜利后宽恕日本侵略者。有人认为当代民主复国运动成功了,会有报复惩罚。但是我们遵从民国的革命传统,有仁义的道德目的和政治心胸,只有昭示正义和罪责的转型正义,绝不会以报复为目的,只会使天下一家走向未来。
  
    注:本文部分内容来自《揭橥民主化之正确路线以及这三十年来自由派和改良派的路线为何全败?》(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五))等等,是经过修改增补的。
  
来源: 博讯 / 李明(孔识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