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国家主义宪法君临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9-12-05

国家主义宪法君临

中港共举行了一个「国家宪法日」座谈会,由在世界法治指数排名第82位的中国党官来教训世界排名第16位的香港「何谓法治」。


中联办主任王志民称,香港同胞珍惜法治,就要维护宪法的核心价值,否则法治无从谈起。又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香港的法治首要维护宪法的权力和尊严。在他的讲话中,《基本法》似乎没有甚么地位了。

1982年,中国多年改来改去的宪法中,加了第31条,即为设立特别行政区实行另一制订根据。这以后订立的《基本法》列明,除附件三的几条之外,全国性法律不在香港实施。

要在「中国宪法」中另立一条来实行另一制,就已经说明这是不能由中国宪法原有条文自然产生的宪制,也就是它与中国宪法是属于不相容的东西。

不相容之处在于:中国宪法是以国家主义为基础的宪法,而《基本法》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宪法。中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前基本法起草委员廖瑶珠曾指出,这一条反映中国大陆以国家利益为主的社会主义思想,而我们(香港)习惯的体制是国家、社会、集体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尽量避免损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基本法》没有中国宪法第51条的规定,在「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的「义务」,也只有一条,就是遵守香港法律的义务。但在中国宪法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公民的义务就多了,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维护国家统一的义务,服兵役的「光荣义务」,还有一连串不得这样、不得那样的规定。最重要的,是上述第51条,充分体现为一部国家主义宪法。

国家主义宪法不是法治。法治,rule of law,与人治相反,基础是保障个人的天赋权利。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为法治下的简单定义是:个人可以做任何事,除非法律禁止;政府不能做任何事,除非法律允许。法治,是给公民以最充分的自由,给政府以尽可能小的权力。

中国宪法的基础是保障国家的权力,其实是保障专政党的权力。中共国过去从来不讲法治,他们长期讲的写的都是「法制」而不是「法治」。到1979年,大陆开始有要「法制」还是要「法治」的争论。由于普通话读音相同,因此学者把「法制」称为「刀制」(「制」字的部首从刀),将「法治」称为「水治」(「治」字的部首从水)。「刀制」意味把法当「刀把子」,即合法使用暴力的工具;「水治」的水象征人民,《荀子》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比喻民与君王的关系。经过近20年反覆争论,到1999年修改宪法,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中国宪法才第一次有「法治」这个词,但整部宪法仍然是法制,即以法治国,rule by law的宪法。

法治排名第82位国家的党官又说,「过去一段时期,香港持续发生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且不论示威者是否激进暴力,但犯罪和破坏社会秩序,与践踏法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罪案多的国家可以是法治社会,罪案少的国家也可以是人治社会。

有能力践踏法治的绝不是市民甚至「暴徒」,而只能够是掌权者。例如,让新立的法律有回溯性,对检控和判罪并非人人平等,执法机构(如警察、律政)枉法等等。

香港的最大问题,就是由太监来指导行房,一群法治白痴去告诉香港人应该遵行国家主义的「法制」,一国两制焉能不死?

来源:苹果日报 /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