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香港人为何寻求外国保护伞?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9-09-13

香港人为何寻求外国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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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将近150年前的1873年,一位名叫王韬的洋行买办,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他写的社论常被上海租界出版的《申报》转载,文章后来以《园文录外编》的书名出版,风行一时。他认为中国不能只学西洋的船坚炮利,那只是西洋的皮毛,而应学船坚炮利背后的一套法律、选举和宪政制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在上海洋行做了30多年买办的郑观应,晚年居澳门写了本书《盛世危言》,也认为学西方应从制度入手,他指英国的君主立宪最足为中国效法,有议院则民志可伸,「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

这两部著作,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的从事变法维新和革命运动,都是深刻的思想启蒙。两本书都出自殖民地的港澳,说明中国的改革和革命,思想意识都来自外人统治的租界。孙中山就明言:「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于香港。」

但中国经历了改朝换代,至今仍然只是着重从西方引进或盗窃科技,而坚拒船坚炮利背后的一套法治、选举和宪政制度。

30多年前的1980年,刚在中国获右派平反的老报人徐铸成来港,我对他作了访谈。徐老从1927年就进《大公报》当记者,历任总编辑和总主笔;战后到上海办《文汇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于是到香港创办香港《文汇报》。1949年回中国,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过了20多年贱民的生活,直到1980年。经历过在国民党时代被查封,和在共产党时代被摧残、精神上饱受凌辱的徐铸成,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社会要有言论自由,只能靠外国人的「保护伞」。也就是只有在外国人统治的殖民地或租界,才有言论自由。

文艺也如此。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地域都在上海租界或香港,二战后没有了租界,1949年后大陆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最有创作力的作家也枯萎了。没有了外国的保护伞,中国人就没有自由。

在英国统治者提供的保护伞下,香港可以看到中国老百姓看不到的所有讯息和资料,可以毋须顾忌说真话甚至说错话,在思想自由之下,各种流行文化蓬勃发展。

1984年,中国决定1997年在香港行使主权,邓小平说:「中国人不是低能的。要相信香港人能把香港管治好,英国人做得到的,中国人也做得到。」

中国人当然不是低能的,中国人可以说太聪明了,甚么造假、偷窃技术、骗取外国的智慧财产的花样都想得出来,当权者也本领高强地避开所有限制他们权力的制度。不过正因如此,西方船坚炮利背后的一套法治、选举和宪政制度都被拒诸门外。《中英联合声明》定下的香港九七后的宪政制度,在香港成为中国囊中物之后也不断践踏破坏,在玩弄权力方面堪称高手的中国掌权者,怎么会让制度对他们行使权力绑手绑脚呢?更何况,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更明言否定普世价值,决不走司法独立之路也。

香港人在反送中及后续发展的抗暴运动中,举英国旗美国旗,呼吁美国通过制裁中共港共掌权者的法案,不是崇美崇英恋殖,而只是要求自由的保护伞。22年的经验使我们知道,要求极权的一国提供制度上的保护伞根本不可能。

100多年两次革命和改朝换代,在中国都实现不了宪政制度,那么在今天,无论中国的掌权者还是习惯奴隶生活的老百姓,都会像笼里出生的鸟一样,「认为自由飞翔是一种病」。既如此,我们在挣脱鸟笼的抗争中,寻求域外的保护伞也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应有之义了。

来源:苹果日报 /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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