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香港 “反送中”运动新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9-08-30

香港 “反送中”运动新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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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近三个月的反送中运动,无论参与人数_维持时间都创了纪录,而最令人好奇的,是这场运动,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主脑组织,即香港人俗称的 “大台”。这种模式,揭开了香港社会运动的新一页,当中没有领袖主持大局,民间自发_百花齐放。到底一场没有领袖的运动,如何能号召数以十万计港人持续抗争?这场反送中运动,有什么与别不同之处?


香港长久以来的社会运动,一直都是由工会_政党_以至民间组织领导。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年复一年的“六四烛光集会”_民间人权阵线举办的“七一大游行”,他们由上而下号召市民参与,亦主导了运动的方式_走向等,恍如香港社运的一道公式。

前支联会常委_华人民主书院校长陶君行这样回忆:“以往我们十分依赖领袖,何时集合_叫什么口号_唱什么歌_谁人发言_甚至是何时离开,我们全部都有安排。”

然而,年轻一代对传统社运模式的不满日增。他们批评“大台”扼杀了其他声音,“六四烛光集会”的程序三十年如是,毫无寸进,是行礼如仪;游行集会必不可少的歌曲《海阔天空》,开首歌词一句“今天我”,成为了讽刺香港社运一成不变的代名词。


这种不满,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达到了高峰。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指出,这场大规模的公民抗命,最终并没有依照“占中三子”的剧本进行,反而由前线示威者主导走向。社运参与者与组织者之间的关系,从雨伞运动开始渐趋平等。民众对传统政治领袖的不信任_年轻人对社运有新的想法,掀起了“反大台”的风气。而香港多年以来的社运,除了2003年反基本法23条立法和2012年的反国教以外,鲜见成功例子,更加强了年轻一代另起抗争炉灶的决心。

马岳说:“他们不认为需要聆听你们传统社运组织的一套,你们的一套亦不见得特别成功。”

而反送中运动作为自雨伞运动后首场大规模社会运动,公民社会初尝在没有“大台”下抗争。由以往传统社运领袖在“大台”上发施号令,到这场“找不到领袖”的运动,不少人惊讶,到底运动是如何组织与动员?


“连登”网上动员的作用

反送中运动主要依赖网上动员,当中“连登讨论区”发挥了关键作用。由“6.12野餐”_6.21升级行动”_“不合作运动”等,都是在讨论区蕴酿的。讨论区里还有人制作各种各样的宣传作品,然后走入人群当中派发单张。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_前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钟庭耀,甚至公开感谢“连登仔”帮助他们宣传众筹。民主派议员也纷纷开设“连登”帐户,足证“连登”在这次运动的地位举足轻重,取代了以往传统民主派架设的“大台”。

抗争者以 “直接民主” 方式决定行动方案

连登讨论区上“百家争鸣”,每天有上万则留言和建议,那如何能作出决定呢?在过去近三个月的示威里,讨论区会在同一时间讨论多个行动方案,双方各有理据,争持不下。这样的辩论,每天到在讨论区的不同角落里上演,但每每都能迎刃而解,寻找最终共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苏浚锋一直积极投入反送中运动,他观察到,运动参与者在商讨行动过程时,会以“直接民主”方式来化解矛盾。在连登讨论区,大家通过讨论寻求共识,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帖子,大家会给予“正评”推上“热门”,反之则会给予“负评”让它“沉底”。有时也会透过给予“正评”和“负评”来投票,决定何时_在何地行动。

在整场运动中,有人负责文宣_有人帮忙运送物资_有人在周边观察警方举动,也有人站在最前线。大家找到各自的位置,各司其职,并没有领袖发施号令,而是默契使然。

苏浚锋说:“每个人有不同职位_不同岗位,但大家一起做决策,商议式民主_直接民主对整场运动而言,是最好的。”


这一种分工合作的精神,引伸出反送中运动最大的特点,也是运动当中的一句关键口号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整场运动一改以往单一的抗争模式。虽然游行集会仍然是主轴,但不合作运动_政治性罢工_众筹在海外登报等抗争手法,在香港都是前所未见。

马岳指出,是次反送中运动,吸取了五年前雨伞运动的教训,当年的长期占领令参与者感到十分疲惫,是运动后期走下坡的主因之一。而在没有“大台”的领导下,得以包容多元的抗争方式。

马岳说:“有些人可能觉得游行示威很疲累,但你叫我捐钱,我便捐钱,于是众筹亦有相当好的效应。很多人持续地参与运动,想出很多新的方法。”
群众不断构思新的抗争手法,照顾不同政治光谱的市民,也避免长期依赖单一的行动模式,令运动得以持续。

老一辈社运思考方式受限制

上一代的社运人士,亦认同没有“大台”的社运模式,能跳出固有框架,为运动带来新的元素。

陶君行承认,既有的社运模式似乎已经走向穷途末路,他们往往被既定的模式所限,不敢尝试新的抗争手法。反之,由民间主导的运动,没有包袱,让新思维涌现,大家都勇于尝试前所未见的抗争行动,令政府难以预计。


陶君行说:“假如我是运动领袖的话,(会认为)冲一次警察总部就好了,下次会十分危险的。冲击税局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大家都用电子交税,而且现在并非交税高峰期。我们会有这些思想框架,限制着我们去构想不同的抗争手法。”

百花齐放的抗争与以往最大的分别,在于一般市民对“勇武”抗争的接纳程度,明显提高,参与者强调“不割席,不笃灰”,即“不切割,不举报”。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的调查便显示,九成运动参与者理解冲击行为,当中不乏所谓“和理非”(和平_理性_非暴力)的支持者。

没有大台反令运动更团结

年轻一代向往“无大台”的社会运动,让运动参与者得以自由发挥,不必担心冲击行为会让自己被孤立,甚至同一时间可以有人留守_有人冲击。苏浚锋认为,运动参与者的行动光谱十分广阔,从“和理非”到“勇武派”,“大台”往往难以包容不同光谱的行动。以民间人权阵线为例,面对有示威者冲击时,他们总是不得不与之切割,否则或将承担法律责任。


苏浚锋说:“大台应该可以代表示威者,能够宣布行动升级_结束等等,但我不认为民阵_任何政党_以至学界,有这个能力。”因此他相信,由运动参与者自发号召各种行动,百花齐放,是最理想的局面。

经历反送中运动,苏浚锋感叹,原来香港的示威者充满默契和智慧,无人指挥,却合作无间。

苏浚锋说:“以621日为例,当日其实无人曾宣布要包围警察总部,但大家都知道当日需要去警察总部。”
香港示威者经过多年的抗争,慢慢建立了默契。例如示威物资该在哪里卸货_物资该如何传播,全部都井井有条,毋须任何人带领。

打破“大台”迷思

而以往对“大台”的迷思,相信领袖是必须的;认为没有“大台”组织,运动便会失去方向,土崩瓦解。但反送中运动,却打破了这个迷思,运动至今持续近3个月,仍然能凝聚大量群众。一些不是由传统民主派或社运组织发起的地区示威,例如九龙_沙田_元朗的游行,都有数以十万计市民参与。马岳分析,庞大的民意基础,和政府漠视民意的态度,使民愤久未平息,也令整场运动没有失焦。

反送中议题得到跨阶层支持,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5月下旬的调查,显示近七成市民反对修订逃犯引渡条例。庞大的群众基础让运动得以扩展,尝试不同的抗争手法。以二百万人上街的基础而言,即使群众化整为零,不同的地区游行,仍然能号召数以万计参与者。以至社工界_银发族的游行,都有数千人参加。


不能忽略的是,林郑月娥政府是整场运动中最有力的“助燃剂”,群众提出的五大诉求,政府至今拒绝正面回应。因此即使没有“大台”领导,群众仍然会自动聚焦在这五个诉求。马岳批评,政府至今仍不断犯错,不但没有回应民意,更因警察滥权滥暴_元朗白衣人袭击等事件刺激市民,催生流血冲突,令风暴越演越烈。

反送中运动由民间主导,得以百花齐放,包容“勇武”和“和理非”。反送中运动带出了种种崭新的思维,撼动传统的社运框框。反送中运动打破了没有“大台”便难以持续的迷思。那么未来香港的社会运动将何去何从?没有“大台”的运动模式是否最理想?专题的第二部分,将会跟大家探讨。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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