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从三门峡到三峡,中共没有进步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9-08-01

从三门峡到三峡,中共没有进步

转发此新闻:
最近,一张关于三峡大坝的谷歌地图和李鹏去世的消息,引发了世人对三峡工程的关注和讨论。50年代强行上马、以失败告终的三门峡工程,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门峡工程是中国政府上世纪50年代在黄河中上游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由苏联专家设计。三峡工程是上世纪90年代在长江上游修建的大坝。两个工程前后相隔近40年,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跨越了几个不同的中共执政时代。虽然中国国力今非昔比,中共统治从无产阶级专政时代进化到威权时代,中国经济从中央计划为主到市场调节为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中国政府在大型水利工程上的决策体制没有进步,在压制不同声音、迫害异己方面,依然一意孤行。仔细梳理这两项工程的前因与后果,令人不由地为他们的相似性而感慨。

第一个相似性,三门峡工程和三峡工程都是政治工程。50年代初,毛泽东对三门峡工程上马与否曾屡次犹豫不决,但架不住「圣人出,黄河清」的蛊惑,想在自己手里实现这一美梦。19557月,全国人大会议上将三门峡水库的修建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提出「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这几乎扼杀了所有反对声音。

至于三峡工程,邓小平于19865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得非常直白,「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他说:「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不好。」九十年代执政的江泽民为了巩固自己的中共总书记地位,竟拿三峡工程与李鹏做政治交易,李鹏当总书记不成,却获得了堂而皇之地以三峡工程为自己家族谋私利的巨大机会。

第二个相似性,两个项目均以政治工程迫害科学良知,压制不同意见。黄万里先生是三门峡工程最后的反对者,他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科学精神舌战群儒长达七天,苦口婆心地告诫,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却拦不住三门峡工程的上马。他写的《花丛小语》于1957619日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毛泽东看过后非常不满,认为他把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甚么话?」紧跟著,《人民日报》以「甚么话」为标题展开了对黄万里的批判,黄万里的右派命运就此被注定。《中国水利》19579月号配合全国反右大批判,出了批黄专号,专门批评黄万里的治黄主张,指责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是反对共产党领导,「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企图「取消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

这顶右派帽子,黄万里一戴就是20馀年。他后来虽然被摘掉了帽子,但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他却继续被以另一种形式迫害。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证明了黄万里的观点和理论是正确的,黄万里应该参与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但邓江时代的官僚体系把黄万里排除在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之外;不准他带研究生,不准他出书,甚至在校庆期间,清华校友追思黄万里的集会,也被迫取消。

第三,在中共的政治工程中,大批中国知识分子选择对党忠诚,听党的话,放弃真理,成为「歌德派」和「但丁派」。这些人是黄万里最不屑与之为伍的。黄曾问:为甚么在1957年三门峡工程讨论会上,除了他外无人敢说真话?「请问,国家养士多年,这是为甚么?」他批评这些「歌德、但丁派」为了对领导说好听的话,竭力靠拢组织,竟不惜舍弃自己认识到的真理。

这些无骨者在三门峡项目上,一边倒地选择支持苏联专家「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的方案。等到三门峡造成的灾害成为现实,他们又摇身一变称自己是当初反对三门峡上马的英雄。钱正英和张光斗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由于他们听党的话,党信任他们,重用他们,因此不断地给他们以甜头,诱使他们对党更忠诚。1986钱正英出任长江三峡论证领导小组组长,张光斗担任特邀顾问,而当时的黄万里正被清华大学冷冻。

从三门峡工程到三峡工程的决策体制看,中共依然政治挂帅,依然迫害良知,依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中共没有进步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未普

转发此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