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习时代扫黑 一场红色政权与黑社会的「基层争夺战」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9-07-20

习时代扫黑 一场红色政权与黑社会的「基层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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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社会在中国从来是一个敏感话题,中国政府称中国没有黑社会,只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学者称中国黑社会人数超过100万人;官员说如果有那么多人政府就不用做事了;习近平说,扫黑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街头遍布扫黑除恶宣传。
  
    如何认识习近平时代的「扫黑」,已经成为观察「习近平时代」和当下中国独特性的时代命题。红色的锤子和镰刀,开始了一场将黑社会挤压出基层政权的「习时代战争」。
   
    公元前200年,中国哲学家韩非子,在他的著作《五蠹》中写下「侠以武犯禁」这样的话,对于当时的「游侠」从法家的角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些「游侠」在史书上有时以「地方豪杰」的名字出现,但民国以来,人们更习惯称他们为黑社会。鉴于中国「外儒内法」的政权特征,中国历朝的中央统治者与黑社会,是天然的矛盾体。
   
    2018年开始,中国政府十分突然的宣布,将展开一场全国范围的「扫黑」运动。这被视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继「反腐败」之后,在中国掀起第二场大规模的治理运动。针对这场已经持续一年半的「扫平黑社会」运动,内外观感不一,疑惑为何「太平盛世」为什么要突然「扫黑」者有之;认为扫黑正当其时,为之鼓呼者有之;有用「权力」视野观察,为扫黑加上「政治解读」者有之······如何认识习近平时代的「扫黑」,已经成为观察「习近平时代」和当下中国独特性的时代命题。红色的锤子和镰刀,开始了一场将黑社会挤压出基层政权的「习时代战争」。
   
    争议:重庆打黑与扫黑扩大化
   
    2018年当中国政府首次向公众宣布「扫黑」运动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直觉实际上是2009年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掀起的「打黑专项运动」的再现。20123月,薄熙来在「两会」后先后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及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因被控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于2013922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后来对于薄熙来政治罪名的评判中,「打黑」被视作薄熙来的政绩工程之一。事实上在薄熙来落马之后,重庆又发生了多起平反打黑期间冤假错案的诉讼案件。
   
    除了容易与薄熙来「打黑」产生联想外,2018年后「扫黑」过程中扩大化的情况,也令外界担忧。在各地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过不少有争议的规定,且对黑恶势力也有自己的解释。比如山东省检察院2018年「下指标」,要求当年每个基层检察院至少处理一起涉黑案件,否则年终考核一票否决。还有湖南湘潭、山西忻州以及河北井陉三地,将家中独生子女去世的「失独家庭」列入扫黑除恶「重点监察对象」,山东济南警方在界定「黑恶势力29种常见外在表现形式」时,在第一条便指出相关人员的特征包括「佩戴夸张金银饰品炫耀的人员和以凶兽文身等彪悍、跋扈人员」。此外,涉及灰色状况的产业也收到波及,一些地方麻将馆一律不准再打麻将,只能打扑克牌了,按摩、KTV也都关闭了。虽然这些行业有着各种灰色的状况,但理论上这都是合法行业,并不是恶势力。
   
    这种形式主义的现象并非孤例,贵阳一家幼儿园悬挂的「坚持打早打小,将黑恶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标语横幅,无锡一家幼儿园出摸排扫黑除恶情况的报告。除了上述这类情况,这种扩大化的情况会被用在处理一些行业矛盾上面,比如出租车行业就有人向各地交通主管部门提出建议:交通领域的「扫黑除恶」不应遗漏非法网约车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简单的说,他们认为,没证的网约车就是黑车,而黑车就是黑社会。黑社会组织的认定,有着严格的界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294条的修改,黑社会要有组织性、暴力性和地域性,追求经济利益。这里的地域就是指的行业或地区,如托运业、建筑业、娱乐业等进行垄断。从这个角度,虽然似乎与网约车的行业沾边,但更重要的是,黑社会还必须有组织性。网约车司机与平台的经济联系是单线的,没有中间组织,也不存在明确的管理机构,很松散。
   
    其实,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并加已制止。今年3月份,中国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海南团小组会审议「两高」报告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列席并回应一些地方对「扫黑除恶」下指标问题。他说,「我们在督查和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对于『扫黑除恶』下指标了。比如要求这个县公安局必须要办几个案子。」孙谦说,「如果真没有黑社会,这不是把好人当成坏人给办了?对于一般犯罪,也把他当成黑社会给办了?这是不可以的。」 他表示,对于「扫黑除恶」下指标问题,最高检去年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检察机关必须严格把握逮捕和起诉。当然,现在很多时候事情并没有到逮捕这一步,但毋庸讳言,很多一般性的行业矛盾、群众矛盾,都被放入了这个话语体系之下。5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在山西省进行专题调研时也表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前要重视防止「六种苗头性问题」,其中包括「随意定性、乱贴标签」「作风漂浮、工作不实」等问题。
   
    如果简单用「权力」去解构扫黑,或者用扫黑某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如扩大化,去否定「黑社会」的负面意义,是社会舆论也应该避免的陷阱。
   
    惊人的数字背后—社会治安形势严峻
   
    中国当下黑社会的现状是一种「进化状态」,正处在从松散组织向高级社团转变的过程。
   
    「大陆黑社会」的真实一面是——1949年中国建政没有「黑社会」。从现有中国媒体报道或官方文件中,你会发现,凡是提到大陆的「黑社会」,完整表述都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前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如此解释,中国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犯罪的部分特征,但是尚未达到黑社会的程度,是一种向黑社会过渡的雏形状态。也就是说,如果国外的黑社会是高级阶段,那么国内的组织犯罪行为顶多是初级阶段。因为相比国外那些耳熟能详的黑社会,比如日本的山口组、意大利的黑手党,学界研究认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不可能公开操作的黑社会传统行业,比如贩毒、卖淫、赌博,在中国大陆并不能存在,所以他们无法形成强大的社会经济实力;境外多党制形成的政治缝隙,使得国外黑社会可以很方便地向政治领域渗透,这在大陆也不可能。
   
    那么,这个尚未成长起来的「黑社会」,规模有多大?有人说是100 万人。这是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的个人推测。2000 年,研究黑社会问题的蔡少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仅在河南益阳地区就有250 个黑社会团伙,人数达到3,120 人。这个庞大的估算,在2004 年时被官方否认——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处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像他说的现在还有100 万黑社会成员在那儿活动,那我们就没法交差了。」也有数据显示,有案可查的黑社会在一万人以上。最高法院的数据显示,2006 年至2009 年,一共有12,644 人被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一审审结。这些模糊的人群,根据司法文件的披露,几乎遍及全国各个地区。北京大学研究黑社会的教授康树华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及,势力最大的有东北的「真龙帮」,上海的「震中帮」,山东的「海泉帮」,江西的「卧虎帮」,河北的「改口会」,邵阳的「阴阳帮」、「江湖会」等。不过,这些帮会,至今未出现在任何新闻报道或官方司法文件之中。
   
    最新的数字则显示,自去年1月以来,中国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组织1,292个、恶势力犯罪集团5,593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9,270起,缴获各种枪支851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621亿元,中国全国刑事案件按年下降7.7%,八类严重暴力案件按年下降13.8%。根据中国司法对恶势力集团一般不少于3人的规定,这半年时间中国就有不少于2万名黑社会组织成员被查。鉴于公开报道中的黑社会组织通常在20人左右,尤其有一些黑社会成员是游离在「黑」与「民」中间的灰色地带,如此估算下来,中国「黑社会」的人数可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基层政权遭腐蚀
   
    比惊人数字更严峻的形势是,中国基层的政权,事实上正在被黑社会所侵蚀。
   
    习近平「扫黑战争」的根本用意,在于将黑社会势力从基层政权挤压出去,重建中共这个「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任务,也是中共为什么倾举国国家机器之力打击黑社会原因。
   
    6月份,有一个被外界忽略的重要信息,2019624日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其中要求,「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而现行中国法律的规定是「村民委员会主任······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简单的说,以后,中国行政村将「党政合一」,村主任和党支书两个职位将由一人担任,保证中共掌握基层政权。
   
    作为中国最基层的「芝麻官」,中国691,510个行政村的村主任,基本都是村民一人一票「普选」出来的。而「党支书」则有党员选出并经上级中共党组织认定方可担任。
   
    也就是说,中国基层政权很多时候是被「村主任」所把控,而「贿选」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一张选票的价格从200元到1,000元人民币不等。有财力购买选票担任村主任,并凭借这个职位获得更多不正当收益的人,也通常为当地的「黑社会」。因为在基层,通常只有「亦黑亦商」的人,才能够在改革开放早期完成原始财富积累。
   
    在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黑龙江等地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实证调查中,研究者们发现,黑社会的势力范围很少跨出一个市,所谓的「大陆黑社会」,更准确的形容应该是村霸、乡霸、县霸,即便是跨地区流动的组织,也只活动在异乡一角。根据刊载在2011 年《山东警察学院学报》的调查报告《浙江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证调查》显示,活动范围在本市(地)区的黑社会比例最大,为60%,浙江省内跨市区的为10%,跨省的为30%
   
    但是,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基层黑社会」,让中共对于基层政权的掌控进入「失控状态」。政令出了中南海,也难以到达农村。更况且这种「黑」、「腐」结合,更构成中国基层民众反感官员,反感中共的主因,北京常年聚集的上访民众中,绝大部分来源于被基层村霸欺压的经历。
   
    正如关注中国时政的多维新闻此前在多篇文章中所分析,本届中共领导层,保证「政权安全」是一根红线。政权安全不只是例如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一类,活跃在高层「反党集团」。那些侵蚀基层,让基层失控,让中共丧失民心的「亦黑亦官亦商」才是本文开始韩非子所说的「蠹」。所以,正是基于与黑社会争夺基层,达到本届领导层「政权安全」「人民美好生活」的政治理念,所以才会出现运动上的扫黑,制度上调整村干部任命模式的情况出现。
   
 
来源: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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