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香港特区政府是如何输掉修例这场战争的?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9-07-05

香港特区政府是如何输掉修例这场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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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七一游行,却发展成「占领立法会」行动。《超讯》回过头来看,示威者一步步升级抗争,一次次给社会带来冲击,事态失控,一直以傲慢心态处理修例事宜的政府官员毋庸置疑要负起最大责任。这里,重点分析政府在事件中的缺失和应该的反思。

71日香港发生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

修订「逃犯条例」,特区政府开宗明义为堵塞香港的司法漏洞,不少香港泛民主派却都将反修例运动看成是一场捍卫自由的「战争」。如今,这场战争的天平已经彻底朝着背离特区政府的方向倾斜,甚至在71日晚间发生暴力冲击立法会之举,带给香港难以愈合的创伤。政府以暂缓修订、管治威望严重受损为代价,但其所造成的后果其实难以预估的,中央的威严、国际影响,修例事件还冲击两岸关系的走向,成为西方各国围堵中国的牌,造成的负面影响绝对不能小觑。

修例原本俱社会合理性,因为有短板而成为逃犯避难场;具备道德正当性,正好有台湾希望引渡杀人逃犯的要求;具司法必要性,香港回归二十二年,至今仅与二十国签引渡协议,这只是一个正常法律行为。之所以演变至如今的状况,是内外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香港深层次社会矛盾的又一次总爆发。有很多偶然因素,但也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归根到底,跟特区政府的处理不善有直接关系。更有可能的是香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人士,误导了中央!

这里,外国势力、颜色革命、学生被洗脑之类的通语就不提了,重点分析政府在事件中的缺失和应该的反思。 

仓促修例引发恶果

20182月,香港人陈同佳在台湾杀死另一名港人潘晓颖后,潜逃回香港。由于香港的《逃犯条例》与台湾没有引渡协议,香港相关刑事条例又写明对外地发生的刑事案不具备管辖权(即便疑凶和受害人都是香港人),所以没有方便的途径把疑凶转到台湾审理。事实上,事发很长时间,都没有引起港府的重视。

案件发生后,台湾地检署曾三度去信香港政府提出司法互助,希望港府提供案件相关资料,但始终未获回应。隔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今年213日,香港保安局突然提出修改《逃犯条例》的咨询案,而后又希望于7月前完成立法程序,局长李家超声称,把逃犯移交可一次性适用于包括台湾的「香港以外中国其他地区」,令案中的嫌犯可从香港引渡回台湾受审。事件最早是引起香港商界的抵制和西方社会的关注,随后才引发社会的轩然大波。

《超讯》回过头来看,修例其实并非小事,特区政府却一味强调「与时间竞赛」。《逃犯条例》是香港回归遗留至今的历史问题,香港也一直是中外闻名的「逃犯天堂」,史上的香港一直不乏逃犯,四九年前后就有数以十万计的人逃难到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又爆发了逃港潮,其中不乏有政治、经济逃犯长期匿藏在香港,却也都够相安无事,多年下来,香港人对逃犯问题一直「习以为常」。

然而,特区政府未有咨询公众及可能受影响人士,没有详细解释《逃犯条例》的修订与香港人切身利益的关系,只是用了20天时间咨询,并且无视社会上的争议,就决定将法案交给立法会,强推修例,从一开始就令社会各界产生了不满和抵触。

政府何以急于修例?坊间有传是中央要求。不过,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早期接受采访时强调,香港修订条例是为了完善法律,堵塞现行法律体系的漏洞。他表示,中央从未指示香港修例。特首也承认是港府提出的修例建议。遗憾的是,这一做法,违背后了林郑上任时「此任政府仅注重经济民生议题」的承诺,让香港再一次陷入政斗的旋涡。

中央的高度关注和支持是看得到的,无论在修例期间,还是暂缓修例以后,中央都多次表示支持,也不断谴责、反对外国势力干预香港内政。一直以来,政圈都盛传北京将为《基本法》23条立法,视作支持林郑月娥出任特首条件。而《逃犯条例》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基本法》23条的作用,或许不管北京还是林郑月娥,都希望将《逃犯条例》当成是23条的前哨战。但是对泛民来说,想打的并不仅仅是前哨站,他们调动一切资源,把它视作一场捍卫自由的「决战」。

69日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游行

为官傲慢错上加错

修例之前,特区政府占尽优势。2014年「占中」过后,经过多方的不断努力,香港的社会气氛趋于缓和,在议会中,建制派亦取得了压倒性优势,民主派的连番抗争遭遇阻击,占中人士受到法律的裁决,违法议员被DQ,在补选中不断失利等,民主派彷佛已经不成气候溃不成军。抓着一手好牌下,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的官员对修例产生了志在必得的心态,甚至觉得可以「傲慢」及「强硬」一些。根本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制度下香港追寻自由的坚定意志,完全低估了修例的复杂性和民意的反弹。

当然,最开始香港社会对于修例还没有那么抵触,让政府产生了错觉。社会有一股支持修例的声音,以民间人权阵线估算的数字为例,3月底举行的首次游行只有约12,000参加,警方估计高峰期有5200人参加游行。这样规模的游行在香港十分常见,也很难有大的影响。

但后来政府对商界网开一面,剔除《逃犯条例》最早版本中9项有关商业类别的罪行,对于其他反对声音则选择无视,这刺激了更多的民众加入了反修例的行列。令428日的游行,阵容远比原先估计的庞大,有13万人上街游行,而警察称最多仅2.3万。这已经是特首林郑月娥上任后人数最高的游行。政府仍然不以为意。

泛民显然不满足,他们在立法会已经失去了多数席位的优势,所以必须利用议事堂以外的手段来夺取话语权。修例给了他们一个良机,可以很容易凝聚公众和争取民意,借助香港人对内地法治的不信任,反对一件人们容易理解的事情:为被抓并送往中国大陆的可能性,谎言轻易会成为真理。民主力量不仅成功赢得了香港的年轻人,还让不少成年人成为支持力量。

特区政府并没有吸引教训,当修例进入立法会,建制派和泛民围绕选出立法会法案委员会主席的程序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面对冲突,政府未给以足够重视,不进行有效地调停、平息或解救动作,反而要求绕过法案委员会,直接将修例送上立法会讨论。这造成大规模社会反对,反对的人越来越多。最终69日发生百万人大游行,民阵声称有103万人参与,警方则称高峰期有24万人参与。局势至此开始失控。政府仍然不愿低头,依然以权力的傲慢自主,要在立法会强行人手土动二读。

其后,无论是612日金钟大规模冲突、619日大游行,还是71日发生的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示威者一步步升级抗争。一次次给社会带来冲击,尤其是有关的暴力行为,更是给香港带来实质性的伤害,令香港管治施政面临前所未见挑战。事态失控,一直以傲慢心态处理修例事宜的政府官员毋庸置疑要负起最大责任。

林郑月娥618日公开向全港市民致歉

与民生问题关系密切

修例事件背后也有不少的外部因素。对西方国家来说,中美贸易战全面开打、中国在国际形势上处于下风之际,《逃犯条例》的修订简直为西方国家提供一个完美的时机去攻击中国。

在台湾,《逃犯条例》的修订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令一贯反对「一国两制」的绿营如获至宝。台湾当局反指即使香港通过修例,亦不会同意移交。这令特区政府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原先宣传修法初心为了伸张正义,结果会成为修了法之后,正义反而不能伸张,这样修法又为什么呢?

但修例之所以在社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弹,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民生问题,在林郑月娥当选特首时,曾表示并无打算重启政改,要主打民生经济,首要工作就是去修补撕裂和解开郁结,团结大家向前。但是香港的经济并未好好发展,香港失业率已超过一年处于2.8%的底线。香港2019年首季经济按年增长为0.5%,是自2009年第3季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季。根据中原地产数据调查(CCL),香港房价已突破20188月的纪录,为历年来最高水平,且可能持续飙升。香港是全世界最难负担房价的城市,即使是最普通的公寓,也仅有富裕阶级才能负担。被生存压得喘不过气的香港人,有怨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是《逃犯条例》的修订把这股怨气给引爆了。

事实上,香港史上重大的游行都难以与民生问题割裂,例如2003年有近50万人参加的七一游行,除了当年董建华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手法拙劣外,不得不考虑社会经历过金融风暴、沙士(SARS)等打击,经济萧条导致百业待兴、万人失业,楼价更加不断破底,不少业主惨变负资产,社会民不聊生,才会酿成50万人大游行。

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着政治矛盾,其根本就在于民生,民生问题没有解决,政治问题往往就会遇到强烈的反弹。当下香港民生问题不减反增,就算没有这次《逃犯条例》修订,社会冲突也会在另一次偶然情况下爆发。其实,各方因素都显示,香港现有的社会环境,在很长一段时间,不适合推动政治议题,任何政治议题的推出,都是在为民主派找话题。

游行难以与民生问题割裂

香港更应该「无为而治」

曾俊华在宣布参选特首时,指下届政府应该要休养生息,是指须放下政治争拗、停止内耗、推动民生发展。不过崇信「适度有为」的梁振英,对此却不表赞同,表示「当我们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时候,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结果大家可以想像」。

但回顾香港回归以来的「有为」施政与行径,大多都对社会造成一定伤害,这在一定程度反证了「无为而治」的可贵。有观点认为,「无为而治」作为一种管治哲学,可能是香港的唯一出路。

「无为」是指事务的发展应顺应自然,政府不应过度干预,要在政治上促进和解,在经济方面,兼顾公平和效益的平衡,遏制贫富分化,打造一个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环境。这对香港来说意义重大,尤其在这段时间里,香港应该少碰政治议题。邓小平就讲过,所谓「不折胜」,就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不为,恰恰相反,无为而无不为,给老百姓空间,给社会大众选择,这是思想解放的精髓。

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平复《逃犯条例》修订的影响,特区政府先要勇敢走出来,千方百计平复社会的不平静,不能丢失话语场。真的做到谦卑示人,然后以理服人以回收负面影响。然后,做几件实事,从经济民生问题入手,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高昂的房价和租金、令人生畏的生活成本,尤其是面对年轻人要多动脑筋。

社会如能够给年轻人适足居所、美好的前程、充足的劳工保障,没有人愿意在街头相抗。政府如果继续任由年轻人处在困局,如果未能实实在在解决内因,难以真正解决问题。

来源:超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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