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妄议中央”的罪名始自邓小平女儿邓榕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9-07-16

“妄议中央”的罪名始自邓小平女儿邓榕

转发此新闻: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的题目是《邓小平女儿邓榕利用党报传播谣言诋毁胡耀邦》。即使在中共政权内部似乎也很少有人知道,如今已经被习近平列为党内重罪的“妄议中央”之说,“发明人”是江泽民,当时的指控对象就是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
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

习近平政权于去年最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要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新规”颁布后,我们自由亚洲电台和网站曾于去年八月刊登和播发《中纪委批红二代高官"妄议中央"》一文,主要内容是此中共早前公布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一步强调政治纪律后,中纪委机关报周四(8月30日)点名批评属于“红二代”的国土资源部前高官张晓山,指他严重违纪、妄议中央。

中纪委机关报指控张晓山从2015年以来在微信同学群中先后发布、转发多篇文章和贴文,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史军史,批评张晓山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是政治上的“两面人”。

根据中纪委当时 发给各部门的通报,张晓山“出生在革命家庭(即“红二代”),较早走上领导岗位”。但其退休后在2015年至2018年间,转发多篇含“政治性有害内容”的文章和帖子,其中还有境外在封网站的文章。

当时还有海外华文媒体称,中共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原主任、“红二代”张晓山,因“妄议中央”被中纪委立案调查。这是继红二代薄熙来、邓小平的前外孙女婿吴小晖被调查后,又一名被调查的“红色后代”。

但是,这位张晓山完全是因为中纪委通报中称他是“出生在革命家庭”才被外界“定性”为“红二代”,而他的父辈具体是哪位“革命前辈”,至今没有被确认。

前面引述的我们自由亚洲的相关报道文章在结尾提出问题是: “红二代”前高官被批“妄议中央”是否显示在习近平集权下,中共体制内的言论空间也在缩小?“红二代”有可能成为制约习近平的力量吗?

要讨论这个问题,不妨先回顾一下当年邓小平后代,特别是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一度挑战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之后的遭遇。

关于习近平正式接班前后是如何与胡锦涛联手,将“党内政治野心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红二代”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薄煕来打入天牢的故事细节无需在这里赘述,这里要说的是,用经济罪名整肃党内反对力量的手段,无论是在江泽民时代还是胡锦涛时代,早都已经是屡试不爽。首发典型案例就是借当年抓捕时任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和国务委员陈希同之机,制服了当时不可一世的邓家子女 的故事。

邓小平生前在批判林彪时曾经说他最反对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但到了自己的晚年,他虽然没有让卓琳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却让亲生子女当了自己的政治秘书。在邓小平去世的前一两年时间里,整个邓府里完全是三公主邓榕,也就是邓毛毛一手遮天。当时外界报道中关于关于邓家其他子女对邓毛毛并不服气但又无可何奈的报道,自然无法找到证实的渠道,但如果对照邓榕在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做的一些突显个人的小动作,就会感觉到上述分析不无道理。

邓小平和小女儿邓榕

如果仔细读一遍邓毛毛赶在她父亲去世之前完成并大力对外推销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就会发现其中的两大特点,其一是“戏不够,歌来凑”,全书中直接描写邓小平的内容甚至不如“时代背景”着墨多;其二是借宣传邓小平拼命抬高自己。不但在文字内容上是如此,邓毛毛在选择和安排此书配发的照片上,显然也是大费了一番心机。这本书的中国大陆官版配发的照片,后四张依次是:“五十年代初,父亲、母亲和我在一起”;“一九九一年春天,父亲、母亲和我的一家。左一为我丈夫贺平,左二为我的女儿羊羊”;“一九九三年初,我陪父亲在杭州”;“全家福(左起:邓质方……毛毛、贺平……)”。

大陆“圈里子”的人士有细心者发现:邓毛毛在这本书中所选发的照片,除了邓小平,就是书中所说的“我”。再者,包括所谓的“全家福”照片,毛毛的丈夫贺平人高马大地赫然立在后排中间,却没有其他两个女婿,更没有两位儿媳。

邓毛毛借宣传父王的“丰功伟绩”,如此露骨地抬高自己,甚至把自己的丈夫也放在比其他兄弟姐妹更突出的地位,邓家其他子女怎么可能没有想法?

邓小平去世的前几年里,就在邓榕趁着全世界都在关心邓小平的健康状况和存活时间满世界推销她的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记者会走到哪开到哪的那段时间里,海外评论先是报道出她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的采访内容招致江泽民的强烈不满;后来又分析她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的专访内容对江泽民颇有吹捧。但如果对邓榕在这次接受采访时的谈话内容细加分析,则应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

确实,当时的邓榕在记者的追问下,强调了她父亲对江泽民和李鹏的“完全信任”。但在被记者问到江泽民“邓后”前途时,邓榕显然是换了一个角度回答,她说:“江泽民今天同时拥有最重要的三个职位,这乃是新的创举。然而,为了推动中国的改革,这是必须的。过去,党的主席乃是国家的第一号人物。但是,由党的领导人管理国家事务,总是不适当的,因为他不隶属于政府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位,纯系形式上的。由于身为国家主席,江泽民乃系国家的象征,又由于身为党的总书记,他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中国传统上总是党的领导也同时就是军队的领导人。但是今天,在党及军方面,乃是透过政治局及政治局的常委,实行集体领导。”

请注意,在这段话里,邓榕一面强调江泽民的“最重要”,但同时又强调了他国家主席的位置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他那党、军领导人的地位则在“今天”,已经必须“透过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实行集体领导”。言下之意,江泽民不可能如她邓榕的父亲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内实行个人集权。

对比下来,邓榕在一九九五年初多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全部回答问题内容中,属这一段临场发挥得最好,既表达出了她必须要表达的,对“邓后”中共政权持续巩固的信心,同时又巧妙地告诉外界:“邓后”中共政权的继续稳定与否,并不取决于江泽民个人。

但同时,邓榕在这几次接受采访过程中,也有回答问题前后矛盾的地方。比如她当时 在接受法国报刊采访时复述了他父亲退休的原因是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很危险”,但日后又在接受《澳洲人日报》记者采访时,却又强调她父亲“非常清楚继续给予(江泽民等)现领导人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强调她父亲曾表示“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保持健康,如果我能保持健康继续活着,就是我能给他们的最大的支持”。如此说来,江泽民等“接班人”的兴亡成败岂不是仍然维系在邓小平的寿命身上?

关键的问题在于,邓榕上述临场发挥的精彩之处,与江泽民本人当时正在大树特树其个人权威的行动显得那样不合谐;而上述临场发挥时不经意露出的破绽之处,却又对江泽民等领导集体成员对外共同宣称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长大成人”构成了绝妙的讽剌。

海外当时有不少报道内容中都有邓榕面对西方媒体的“口无遮拦”令江泽民愤怒至极的说法,但,“怒摔茶杯”之类的细节描述应该都是局外人“想象”出来的,较为可信的说法就是江泽民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主持的中纪委会上指责有同志“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妄议中央”,虽然没有直接点出邓榕的名字,但当时整个中共党内只有邓榕一人做过这样有事情,所以与会者谁都明白不直接点名是因为邓小平当时还在世,投鼠忌器而已。

邓质方(右)

而当时的邓榕如此“妄议中央”令江泽民忍无可忍的一个最重要,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赶在邓小平去世之前他江泽民就已经“胆敢”拿邓小平小儿子邓质方开刀。

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曾经与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一笔难写两个方”的时任首钢董事长周冠五的公子周北方在江泽民整肃“北京帮”的过程中被已经入狱的北京国安局贪官供出的故事。此事发生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上旬。但抓捕周北方的时间却一直拖到次年的二月十三日,中间相隔三个月之久。

从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开始,邓质方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所有经商太子党中最高调、最疯狂,最不在乎外界负面舆论的一个。邓质方当时身体力行他爸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本领不但远超出他哥哥当年经营康华的水平,其胆大妄为的程度和疯狂聚敛财富的速度也令其他所有高干子女望尘莫及。

当时的邓质方利用邓小平的权势,以低价在上海的虹桥开发区“圈地”,成立四方地产公司。接着,他同周北方与香港超级富豪李嘉诚合作,成立“首长四方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

一时间,北京有他的公司、海南有他的地产、上海有他的房产、香港有他的控股……,那个年代的港人可能至今都还记得一时间香港各大报刊上满是邓质方和与他“一笔难写两个方”的商业搭档周北方一左一右,与他们的大金主李嘉诚的光鲜合影照。

事件发生的大致过程是,一九九四年的江苏省纪委开始调查当时轰动全国的无锡集资案时发现北京的涉案人,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李敏等人涉案的情况基本搞清了,时任江苏省纪委书记曹克明等人於十一月三日进京参加中央纪委的第三次协调会。会议决定,凡是涉及此案的所有人员,一律押往江苏南京审理。次日,李敏在家中被捕并直接押往南京。因为在李敏家中查出大量来源不明的港币,所以李敏到南京的第二天便把周北方供了出来。说他一次性行贿上百万港币。这在当年是很大的一笔数字。

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周北方与与邓二公子邓质方关系好到“一笔难写两个‘方’”的地步。所以曹克明听到李敏居然把周北方供了出来,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立刻飞赴北京,星夜进中南海向尉健行请示:我们的工作是局限在非法集资案本身,还是扩大范围继续查下去?”

问题是,尉健行哪里做得了这个主?十一月十六日,尉健行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重点内容是请示如何处置周北方。结果,众常委们在会上无人敢就周北方问题上作主,只是达成了一项“立即成立中央调查组”的会议决定。

李敏被捕供出邓质方的把兄弟周北方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邓家。接下来发生的一桩怪事便是被称之为邓小平的“助听器”和“留声机”的邓榕突然活跃起来。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下旬,也就是前面说的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的中央调查组飞赴南京之后没过几天,邓榕便开始频频接受西方记者采访。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夜话中南海

转发此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