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重返天安门:在失忆的人民共和国 追寻六四的历史真相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9-06-03

重返天安门:在失忆的人民共和国 追寻六四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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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熊烈火伴随着缕缕浓烟垄罩着整个天安门,一群士兵正把学生的物资全堆起来放火烧掉。这里没有一个老百姓,这个世界全都是穿着卡其布的士兵。这帮头戴钢盔的男人唯一的任务就是毁灭证据。他们仔细搜索被匆忙弃置的帐篷、睡袋,还有纸张。一落落的红色长布条在地上翻动着,腥红的颜色彷佛回应着在这之前发生的流血事件。这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暴力虽然看不见,但是依然存在。

中共企图以恐怖与谎言消灭真相,但曾经的暴行与伤痛不会被人们忘记

装甲运兵车队将枪炮口对着天安门的城门,它们就停在毛泽东主席四十年前,一九四九年站立的地方,他在此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辆一辆的坦克就排列在中国最具政治意义的地方前面。

这些在天安门的景象,只有军队才看得到。学生们最终在七个星期之后,在枪口下四处散逸,逃离了广场,那时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动员了十五万名士兵。死伤人数至今无人知晓。中国初步统计为两百四十一名死亡,其中二十三名为士兵。中国红十字会最初则估计有两千六百人死亡,这个数字基本上得到了瑞士大使的证实,他曾到访北京的医院,并声称有两千七百人死亡。但是上述两者皆在外交压力下迅速撤回数字。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一份美国外交电报认为,「就冲突的性质以及解放军使用的武器来说」,这样的数字并不合理。无论如何,这些数字都无法传达解放军将枪口对准自己人民时,那种全然的背叛感。

对于其中一名士兵来说,他花上好一段时间──好几天、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搞清楚他在当年事件中执行的任务。时至今日,当年十七岁作为随军摄影师在广场上所拍下的场景,依然让他萦回在心。陈光现在是一位画家,他的作品仍深受那个夜晚的经历影响,创作了自己清楚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展示的一系列作品。那个夜晚将他的人生一分为二。他永远无法再回复曾经的纯真,或是忘掉他身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同时,国家的生活也被一分为二;中国近代史在那个晚上发生了转折──不过却无人谈论,而且越来越多年轻一代的人对此一无所知。


陈光第一次跟我说他的故事的时候,刻意避开了那个漫长夜晚的过多细节。他只是一点一点地透露他在六月四日的任务。下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拜访了他的新家,位于北京东边十六英里的一个简朴农村宋庄,这个地方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艺术中心。

这个村子的路边没有农民在卖西瓜,只有艺术家蹲在尘土中,兜售拙劣的梵谷复制画,或是用歪歪扭扭的线条绘制成的毛主席喝茶图。艺品店已经取代了其他所有商店,在这里购买带有金色斑点的书法纸竟比买水果等食物要来得容易许多。各种名堂的艺术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光是从它们的名字就可见一斑,例如:捷克中国当代艺术馆,国防艺术区、非洲艺术博物馆。但即使是最大最闪亮的宋庄美术馆,在我最近几次的拜访期间都空无一人,门是锁上的,窗户也积满了灰尘。这些荒凉的展览空间是中央规划主张「只要盖了,人就会来」的失败证明。政府在宋庄投资一千三百万美元打造「文化创意产业」群集,吸引了大约四千名艺术家,但这些艺术目的似乎没有带来可行的经济价值。

陈光的新家就藏在一个亮蓝色波纹的铁栅栏后方的一个建筑工地内。这里前景堪虑,一条黄色的泥土路,只有运货卡车会来。不过在看不见的远方是另一排漂亮的三层灰色砖房。虽然他无法在中国展示他的作品,不过显然在海外的销售成绩相当不错。因为他刚刚买了两间相邻的厂房工作室,有二十五英尺高的天花板和别致的夹层阳台。他的工作室就夹在两个建筑工地之间,是一个明亮、通风的避难所,让他远离公寓后方十几栋拔地而起的十六层楼房所发出的锤击与钻孔声。

在工作室里,两幅估计有数十年画龄价值的画作靠在墙上,外面小心地用气泡包装纸保护着。它们都代表且增强他那晚的记忆。我们啜饮着绿茶,他不停地抽着烟,终于开口向我诉说他的故事。

军队准备采取更隐蔽方法进入北京。六月三日,一辆满载着平民服装的卡车抵达射击场。当局决定,下一次进入北京的任何尝试都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失败收场。上头下令让每个士兵挑选一件平民服装来穿,好隐藏真实身分。陈光选了一件深蓝色长裤和一件灰色上衣。这些身穿便服的士兵不像之前那样坐卡车进入首都,而是受令去搭乘地铁、公共汽车,甚至用步行的方式前往北京市中心。集合地点就是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要在当天晚上六点之前抵达。


当时,陈光正在服用抗生素治疗哮喘与腹泻,他的上级担心他没有足够的体力独自抵达广场,便命令他乘坐改装的公车前往天安门广场。当陈光看到改装的公车时,他注意到所有的座椅都被移除,腾出地方来放一箱箱堆在窗台前的枪枝弹药。陈光蹲坐在木板箱的旁边,他是车上唯一的乘客。他第一个反应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有便车可搭,不用怕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迷路。

公车缓缓驶入北京。它只被一群学生阻挡了一次;这群学生只是敷衍地往里头望了一下,就放行让它继续往前开。当时他没想过自己有多么幸运。事实上,他的旅程相当顺畅,他是第一批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人之一,抵达目的地时才下午三点三十分,比约定集合的时间早了两个小时。他受命打开车厢,将枪枝分批走私进人民大会堂。他每趟都抱着五六把冲锋枪,到最后他的手跟衣服都被涂上了一层油脂,这些黑色油脂是在打包时保护枪枝用的。当他把枪搬运到宽敞的中庭时,便看到那里挤满了正在找寻自己小队的便衣士兵。他们一找到自己的小队,就会拿到各种颜色的布条,用以区别不同的部队。直到可以穿回制服之前,士兵们都要将布条别在手臂上。陈光曾在电视新闻上看过人民大会堂,画面是一排排坐得整整齐齐的代表,一齐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度会议上彬彬有礼地拍手致意。所以当他见到这个神圣的地方竟挤满了武装的士兵时,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从某个缝隙掉进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

下午六点左右,已换回制服的陈光的部队被赋予了新的任务。他们受命去抢救罪犯从车上偷走的军火弹药,那一辆公车被扣押在电信大楼附近,靠近长安街西单十字路口。他回忆,「我当时才感觉到很可怕。」那时他突然得知,一名跟他一样负责护送武器的士兵,在进入北京市中心时被人发现了。

翌日他听说,在六月四日的清晨,一位名叫刘国庚的二十五岁士兵在取枪地点附近被一群暴徒谋杀。中国国营媒体把他的尸体当成一个宣传图像,用来描绘戒严部队碰上了危险;刘焦黑的尸体被吊着脖子挂在一辆发黑的公车上,他全身赤裸只着袜子,头上则带着一顶未被烧毁的钢盔。他立刻被追封成烈士。电视新闻播出国家领导人安慰着他家中哭泣的父亲的画面。

官方报导指出,示威群众在长安街口拦截一些载着弹药准备前往后方支援的车辆,刘的部队也被包围。当刘发现问题的时候,他折返回来想要帮助他的小队。关于这段历史,官方批准的版本发表在一本名为《北京风波纪实》的书中,书中内容称:「一群暴徒猛扑过来,砖头、瓶子、铁棍雨点般地打在他俩的头部、胸部,司机当场被打昏,刘国庚被暴徒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后,又被暴徒焚烧,并将遗体吊在一辆大轿车上。此后,一名丧心病狂的暴徒又将烈士遗体剖腹」这是凶杀案发生不久之后,一个相当恶劣的宣传计画的一部分,这段时间政府试图用官方版本来蒙蔽整个国家。

街头巷尾流传的是另一个说法,刘用他的AK47杀害了四个人,然后在他弹药耗尽的时候被处以私刑。事实上,他被吊在公车上的照片被人刻意截去了一部分。那辆满是尘土的公车侧面,其实还潦草写着几句标语:「他杀死四人!杀人犯!人民必胜!血债血还!」而看见一副士兵的尸体被吊在与他用来运送武器的同样的公车上,对陈光来说有着天翻地覆的意义。「他和我一样也是押送枪支弹药的。」他相当笃定地告诉我,不在乎这之间的差异。

六月三日晚上,陈光的部队在接到夺回武器的命令之后,从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后门出去,结果又被激愤的群众用人海战术对付。陈光与他的部队被包围得动弹不得。示威群众除了继续对他们说教,还做了一些别的事,「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砖头、酒瓶子砸到我们头上。有的当兵的被砸的满脸是血。我们这些军人互相抱地很严实,你抱着我我抱着你,头挨着头。那些砖头和酒瓶子就从我们的头盔上滚出去了。」

部队没有接到下一道指令,所以他们只能盘腿坐在大厅外面。有段时间,他们甚至唱起歌来对抗包围他们的人,这个滑稽的竞赛可能多少让学生们产生错误的安全感。士兵们拉开嗓子大唱军歌,试图盖过学生们演唱的共产主义国歌《国际歌》。大约三个半小时之后,约莫九点半左右,士兵接到命令退回人民大会堂内部。当全员在里头等待的时候,不时有砖块砸上窗户。


然后一段高压的紧张局势开始。戒严部队在通往广场的大门后方排成一排,等待命令。午夜时分,弹药已经分发下来,每个人四条弹匣,每条弹匣有五十到六十发子弹,一条上膛,另外三条挂在他们的胸前。「当然害怕了。」陈光说,一边又倒了一杯散发清香的绿茶,手在发抖。「没有子弹的时候你拿着那个枪,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甚至还没有拿把菜刀危险。但是你要压上子弹了,就很危险了。」

气氛相当紧张,常常发生擦枪走火的意外,子弹射穿大厅的天花板。「从九点半我们回来进去之后,他们又马上说要去广场。从九点、十点、十一点,到十二点,一直说要出去。但我们就一直在等,在等,站在哪儿,抱着枪,一直在那儿等。」

陈光已经等到失去时间概念,门突然被打开了。命令下来说要清理广场。当他跟着他的小队站在人民大会堂前的阶梯上时,允许开枪的消息一排一排传了过来。「那时候不是直接的命令,就是前面的军人告诉后面的军人说,如果遇到危险的情况,可以开枪。说上面有命令。就是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这么说的。」


来源:重返天安门

本文摘自《重返天安门:在失忆的人民共和国,追寻六四的历史真相》第一章「小兵陈光」/八旗文化出版/作者为澳洲墨尔本大学进阶新闻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资深讲师。父亲为新加坡华人,母亲为英国人,曾在香港度过童年。1989年时她在英国利兹大学(Leeds University)研读当代中国研究,于2003年起先后任职于英国广播公司(BBC)与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派驻北京长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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