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我在天安门:美国驻华记者回忆八九六四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9-06-05

我在天安门:美国驻华记者回忆八九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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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那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遭到当局血腥镇压。通过国际媒体的镜头和广播,不敢置信的全球观众看到了坦克进城碾压,听见了密集的枪声、群众奔逃的脚步声。

30年来北京通过科技和各种手段,企图消灭六四记录,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许多记者留下的,不仅仅是宝贵的文字、照片和视频,还有更多是不可磨灭的,存留在他们脑海中的珍贵记忆。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是:前《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邵德廉,Mr. Dan Southerland;《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社论编辑克劳蒂娅·罗塞特,Ms. Claudia Rosett;前《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裴新, Mr. Al Pessin
邵德廉:示威异常和平,事态恶化令人震惊
前《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邵德廉说,一开始,那次示威和平得不可思议,所以,我没有料到会发生如此可怕的军队镇压。记得当时,我太太还带着我们15岁的女儿在天安门广场到处摄影,根本没有听到任何警告。最后,政府发表了声明,说会采取行动。
我知道会是这样一份声明。我也知道中共政治局有意见分歧,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观点与人们称的强硬派不同;高层发生了权斗,北京市长放话说学生是反革命。
事实上,学生们并没有号召推翻中共的领导,这点很清楚。所以,当事情恶化到后来的程度,大家都感到非常吃惊。
邵德廉:挺身而出救学生,北京市民可歌可泣
邵德廉说,一个场景我一直不能忘记,直到现在还像噩梦一样挥之不去。镇压发生之后,离天安门不远一家医院的医生同意我进去看看那些死去的人。当时,有人想拦住我不让我进去,因为政治气候已经变了。
医生领着我进去了,我看见很多尸体堆在那里。我看着那一张张脸,发现那些人看起来年纪都不像是年轻学生,而是30岁左右的民众。这让我意识到,北京普通民众冒着危险上街,想保护学生,有些人自己丢了性命。
我还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地点,看到一排装甲车被一个女子挡住,她用头顶住一辆车的车头,不过后来有人把她拉开了。她一度拖住了这些车子。我有一个中国朋友试图挡住坦克,结果两条腿都被碾断了。可以想象,民众们何等勇敢。所以,我认为,花时间说出普通北京市民的故事也非常重要,很多这样的普通人为了搭救学生挺身而出。
罗塞特:中共失控两星期,六·四令人伤心欲绝
前《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社论编辑克劳蒂娅·罗塞特说,那的确是我报道的最鼓舞人心、同时也最让人伤心的故事,因为那里发生的事情如此重大。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共产国家的首都,共产党失控了两个星期。
而在发生和平示威的这段时间,中国人民,就是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事实上这个共和国并不属于人民),获得了一个机会,这是70年中他们表达自己真实思想唯一的一次机会。
他们得以告诉全世界自己想要什么;同样很重要的是,他们互相之间也能够开诚布公地讲话。那真是一个非常的时刻,可以说人心大振!这就像是你终于听到了中国的真实声音,之后的30年再也没有了,因为政府不允许。而看到那一切被扼杀则是伤心欲绝、记忆挥之不去。
抗议还从北京扩散到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地,而且参加的不只是学生,很多人都参加了。你看到的是中国大声疾呼要加入现代世界;而没有哪个国家在不实现民主和社会自由的情况下可以做到这点。
罗塞特:为求自由,民众不惜生命
克劳蒂娅·罗塞特说,之前我已经听说,很多人都知道,军队会开进天安门广场。我还听说,人们不再给学生送饭,风向已经变了,会出事,不过,他们一直还坚持着。
我目睹军队开着枪进城,我回到了天安门广场,然后第二天早晨和学生一起撤出那里。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想阻止军队的不只是学生,还有普通民众也走上街头。两个星期以前,李鹏总理宣布实施戒严令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当时,人们跑到街上,围住戒严军队劝阻他们。
这次人民也这么做,但是军队没有停止行动。我采访过的人说,他们也意识到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不过仍然甘冒风险,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说出自己的想法至关重要。他们要的是公正和政府负责任,就是要获得正常人都想要的一切。而在中国,这一切他们从来获准得到过。
裴新:工人加入游行,中共视为猛兽
前《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裴新说,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五月下旬的一天,我带着司机和翻译一起开车前往广场。长安街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好绕到一些小街小巷。
我们后来被堵在一条小街上,因为也有示威人群从这里到广场去。突然间,我们发现,我们的周围出现了很多人,我的翻译读出人们手中的标语牌。我们才意识到,这些人不是学生而是工人。标语上写着某某工厂的工人委员会或者办公室。我们还看到穿着医院服装的医务人员。他们举着抗议标语成队前进,还亮出自己的工作单位。
这时候我认识到,这场运动已经变了,不再只有学生投身其中,而是全体人民都达成了一致。那时,人们很依赖于铁饭碗,如果批评自己的老板,很可能会丢掉饭碗、会失去收入,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但是,他们愿意冒这样的风险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这样一来,我们没有再去天安门广场,而是掉头回到办公室,好写一篇稿子报道这个现象。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大事。而且我敢肯定,工人们也出面的事实,中国政府也看到了,他们正要想办法解决问题。他们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已经众所周了。如果工人们都加入运动的话,对于政府来说是对中共统治的重大威胁。
裴新:中国天下定于“党”,领导人逻辑难改
裴新说,我想,学生的要求与西方记者和西方民众是共鸣的,就是罗赛特女士刚才说的那些。中共领导人做出决定,如果抗议者不走的话,就把部队派过去开枪;更重要的是,军队也执行了命令。这是我们在所有革命中一次又一次看到的,也就是1989年许多国家都发生的--军队被调遣到现场,他们或者服从命令开枪,或者不开枪,这将决定事件的结果。
看看菲律宾、看看海地、看看整个东欧,每个国家都派了军队,他们是开枪还是不开枪,这才是主要问题。还有一点是,中国人肯定知道、其他地方的人不太明白的是,中国的国家是由政党建立的,而不是政党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基础上形成、同时受到人民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国家的主要支柱。所以,无论是30年前还是30年后的今天,从领导人的角度看,如果中共不在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任何威胁到中共主政的事情都被视为一种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我想,这就是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眼中的学生运动。我个人认为,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访华,不是党内有分歧的话,他们还会更早镇压那次运动。未来的前景取决于中共领导人是否愿意接受政党更加多元化的政治格局。
只要他们坚守党天下的想法,就会继续镇压一切和平示威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尽管中共领导人已经换代,而且新领导人的成长背景也不同于革命的父辈,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仍然和30年前没有变化,就是他们也得出和父辈同样的结论。

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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