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有机会和邓小平摊牌吗?(下)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9-06-14

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有机会和邓小平摊牌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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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篇谈到,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实力与邓小平摊牌,本篇讨论到底是谁断送了中国走向民主的最佳机会?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当时的中国是否存在走向民主的机会?毫无疑问,三十年前的春夏之交,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确存在著中国向民主转型的机会。这首先表现在,学生的以悼念胡耀邦为胡讨公道而开始的学运,迅速转化为一场要民主反腐败并受到各界民众支持的大规模民主运动。这场运动迅速扩散到上海、广州、武汉、南京、成都、长沙、杭州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并且引起台湾、香港、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响应与支援。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

其次,从学生提出的口号中可以看到他们是有政治诉求的,而这些政治诉求是平和的、理性的、有策略的,是有利于民主转型的。他们在「4.27」大游行中提出的统一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民主万岁;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维护宪法;爱国无罪;新闻要讲真话,抗议诬陷;人民万岁;稳定物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民警察保护人民,等等。

第三,学运初期是比较有组织、有秩序的。当时的公安部认为,「4.27」大游行是有秩序、有纪律的,显得冷静而有策略;所提口号有策略性,游行中没有在横幅或标语中出现反动内容;行动上未与警察发生硬性冲突。

那么到底是谁断送了中国走向民主的最佳机会?

最近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几本关于六四的新书。其中《最后的秘密》和戴晴的《邓小平在1989》都揭露了一个基本事实,是邓小平这位官方口中的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亲手掐死了中国走向民主的机会。

《最后的秘密》披露了1989年「六四」后,两次中共高层会议的27份机密文件,极具史料价值。从介绍看,这些文件包括三大内容,1)中共元老向邓小平表忠及拥护镇压决定;2)元老们使用措辞严厉语言批评赵紫阳;3)支持赵紫阳反对镇压的胡启立、芮杏文和阎明复发表忏悔声明。这些文件证明,邓小平在整个事件中是主导武力镇压的总拍板人,而中共的两次会议就是要确定邓小平出动部队镇压和平抗议者是正确的。

戴晴则在她的新书《邓小平在1989》中亦确认了邓小平作为「六四总射击师」的历史角色。戴晴描述了邓小平是如何在遣走赵紫阳访问朝鲜后,指使李鹏炮制出「4.26论」,激怒学生引发「4.27」大游行,然后在428日至511日期间,神龙不见首尾(苏晓康等都认为,邓利用这段时间调兵遣将)。邓小平在1989年操控权术、对触动中共集权的改革派和学生大开杀戒的作用和形象,跃然纸上。出版人鲍朴说,这本书实际上证明,邓小平是「中国80年代宪政改革的终结者」。

《最后的秘密》和《邓小平在1989》和早几年风靡一时的《李鹏日记》的调子是一致的。《李鹏日记》证实了六四镇压的最高决策者是邓小平,而且只能是邓小平,李鹏当时是用由衷的拥戴和颂扬的口气肯定这一点的。他这本日记还佐证了中共元老杨尚昆、李先念、王震、彭真、薄一波、宋任穷和邓颖超对镇压决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事后反思的角度看,学生特别是一些学生领袖,和党内改革派一样,完全没有民主转型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领袖准备。学生们低估了中共的残暴,低估了邓小平对学运的反感和憎恶,低估了中共固守政权的决心与意志,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而拒绝与党内改革派联手,等等。学生们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应当反思的教训和策略性的错误。

但是,学生们纵使千错万错,也不能证明政府用达姆弹和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是正确的。邓小平及其当时的李鹏政府的镇压之罪,从1989年「六四」凌晨第一声枪响起,就已经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未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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