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余英时:试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9-05-03

余英时:试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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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图/林崇汉

缘起

今年(2019)恰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岁,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纪念之年。我们都知道,“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指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运动;广义则指一场新思想的运动,当时称之为“新思潮”或“新文化”。它必须上溯到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白话取代了文言)和《新青年》杂志所倡导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所以狭义的“五四”其实只是“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一种行动表现,因而必须包括在广义“五四”之内。这一点必须先交代清楚,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五四”新文化是我一向重视的一件历史大事,曾先后多次为文讨论。这次百年纪念更激起我对于“五四”的种种反思,其中一部分已见于我和唐小兵教授的访谈录中。但访谈结束后,我感觉还有不少重要的想法当时没有机会说出来。(因为访谈只进行了一小时。)现在我想将其中一些想法组织起来,对“五四”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作用,做一次客观的整体论断。

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目前大陆上很多人,包括新左派、新儒家,甚至自由主义者,都对“五四”采取了批评甚至否定的态度,这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我在海外也读过一些介绍大陆思想动向的文字。如我的朋友葛兆光在《思想》上发表的有关“天下想象”和新儒家“政治要求”的文章,以及最近梁治平先生评介各种“天下”论述的长文。(《思想》第36号,2018年12月)我所得到的印象完全可以印证一些大陆来访者述及的亲身观察。其中新左派和新儒家对“五四”的指控说来说去无非是:民主、科学之类的价值来自西方,不但不合乎中国的需要,而且还破坏了中国的本土文化。这是一百年来反“五四”者的老生常谈,毫无新意。但是我进一步检查了他们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取代“五四”的方案,发现其中有一个共同倾向,即强调中国自远古以来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天下”型文明;这个文明虽一度为西方的侵略而受到严重毁坏,但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必将以全新的方式重建起来。这一倾向使我深信:这些“天下”方案,虽然彼此之间存在着某些分歧,都是在为中共寻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以说明其政权的“合法性”(legitimacy)。

毛泽东死后,文化大革命告终,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已完全破产。在邓小平主持的“改革开放”时代,党内党外许多人都有回到“五四”民主路向的期待。1978年北京“民主墙”的出现便充分折射出当时一般人民的思想趋向。“民主墙”的作者主要是体制外的知识青年,他们在大字报中批判一党专政并强烈要求民主,都是紧接着大批文革受害者的冤情陈诉而提出的,可见他们是“为民请命”,而不仅仅是表达了个人的政治思想。“民主墙”的冲击力在当时是巨大的,引起各国记者的注视和报导,甚至邓小平在未夺回领导权之前,也对日本、美国、法国的访问团公开表示:人民用大字报表达不满的权利是应当尊重的。(按:邓取得领导权是在1978年12月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定案的。)所以“民主墙”通过对毛时代意识形态的否定,而动摇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为了挽救这一危机,1979年一月到三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理论工作务虚会”,由即将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主持,其目的便在重建一套意识形态,为邓小平改革路线提供正当性。会议的最后成果是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意识形态的新正统;一望可知,这正是邓小平“白猫黑猫论”的理论化妆。这个新意识形态在“务虚会”之后虽受到广泛的传播,但党内党外的批评也层出不穷,更由于它过于抽象,完全未能展现党的最新动向,最后只有不了了之。从1979到1989的十年之间,不断有人向党提出新的建议,其中最著名的是借自美国政治学者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新权威主义”(new authoritarianism)。这里有一个不但有趣而且反映当时政治形势的故事:1989年初,天安门民主运动即将爆发的瞬间,赵紫阳在和邓小平的一次对话中,提到正在流行中的“新权威主义”。赵告诉邓,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认为,“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必须扫除障碍,保持稳定,必要时不惜采取铁腕手段……”话犹未毕,邓便迫不及待地说:“我就是这个主张!”(见吴稼祥《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台北,联经,2000,我在此书〈序〉中特别讨论了这一对话。)“新权威主义”一度成为聚谈最盛的论题,正是因为它差一点便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但当时多数知识人,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师生们,正在发起“五四”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以展开民主运动。“新权威主义”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所得到的,是抨击远多于认同,否定远多于肯定。所以在“六四”屠杀之后,邓小平在万般无奈之中,只能提出“不问姓‘社’姓‘资’的要求”,用避而不谈的方式暂时和缓一下意识形态的危机。

上面关于邓小平时代意识形态的回溯和前述“天下”方案的兴起密相关联。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二者之间的关联,然后才能进一步认识“”五四」新文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处境。概括地说,邓小平在复出夺权和掌权的过程中(大致是从1977到1989),一直想重建一套新意识形态以发挥双重作用:第一、取代华国锋所继承的毛泽东路线,这是夺权的先决条件;第二、为他的“改革开放”的新路线提供理论根据,这是强化掌权的精神力量。上面已经指出,1979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便是这样确立的。但是这一“实践”主义虽然有效地摧毁了华的“凡是”主义(即“凡是毛主席赞成的我们都赞成;凡是毛主席反对的我们都反对。”),却不足以支持越来越复杂的“改革开放”路线。后来新权威主义也曾得到邓的击节称赏,然而官方始终没有正式出面倡导过它,其地位还远在“实践”主义之下。可见1989年以前邓在寻求新意识形态这件大事上没有取得成功。而且我们更看到,1989年以后,他竟坦然采取了避而不谈的消极态度。为什么在改革开放时期,意识形态的重建问题竟如此困难?让我从历史角度稍作推测。

首先我要指出:这十几年中,“改革开放”的政治要求为“五四”精神的回归开辟了道路,“五四”时代所强调的普世价值,特别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观念,顿时大行其道。1978年10月我访问大陆,正值“思想解放”运动全面展开。当时一个最响亮的口号是“读书无禁区”。这就表示,大批的知识人,无论在体制之内或之外,都要求在知识、思想、言论各方面取得自由和开放。我在北京和各地所接触到的党内人士往往将“思想解放”和五十年代中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相提并论;并且很有信心地说,这次的“放”绝不会落到“阳谋”的下场。我在11月回到美国之后,很快便有“民主墙”的崛起,远远超出“思想解放”的范畴了。“五四”精神在为下一段时期演出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历史悲剧,其事人所共知,不待赘说。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精神在现代中国是一股实实在在的历史潜力。只要政治压力稍松动,便会卷土重来。我们应该记得,1957年那个短暂的所谓“百家争鸣”,便是由北京大学学生在5月4日发动起来的。这一天八千个学生开“五四”运动纪念会,十九个学生领袖发表激烈的演说,公开攻击中共政权对民主自由的迫害。他们还编印了一个名之为《民众接力棒》的期刊,寄给全国各级学校,呼吁全体学生为民主、自由、人权而奋斗。(关于这一事件,参看胡适1957年9月26日在联合国的讲词“Anti-communist Revolts in Chinese Mainland”,收在周质平主编,《胡适英文文存》,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第三册,页 1490-1491)当时“党天下”统治中国已八年之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胡适批判”之类的运动也已在全国范围内深入而持续地进行了多年。我相信毛泽东不顾党内反对,一心一意要搞“鸣放”,是他深信知识人基本上已被征服,不致导向乱局。(按:毛在2月27日很有信心地说:“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必须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肃清了反革命。”见胡适上引文,页1495)但他绝对没有料到,“鸣放”的风声刚刚传出,“五四”精神便复活了。“阳谋”之说其实不过是事后造出的一片遮羞布而已。五四精神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潜力,在此获得清楚的印证。至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民主运动,从“思想解放”、“民主墙”到天安门结局,都一直在“五四”精神的笼罩之下,更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这里唯一应该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当时知识人致力于“”五四」精神的复活完全是自觉的,所以他们公开喊出了“回归五四”或“重新启蒙”的明确口号。(参看陈乐民(1930-2008)在《启蒙札记》中追忆李慎之的文章,《万象》,2008年第6期。)

分析至此,我们才能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改革开放时期不能发展出一个为“党”所认同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五四”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动力,在共产党内部造成了分裂。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最初仅限于经济领域。但在改革过程中,主持人(如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发现:经济体制的改革无可避免地牵涉到政治体制;后者不改,前者便改不下去了。最后虽在党内保守派强烈反对之下,邓小平终于接受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原则,并在1986年指定赵紫阳主持其事。第二年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接受了赵的报告,政治改革才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内部的分歧也立即开始了。简单地说,以胡、赵为首的改革派,由于其中往往有人和体制外的知识人互通声息,倾向于参照西方体制以扩大改革的尺度,因而不免削弱了一党专政的权力。另一方面,邓小平虽号称“改革总设计师”,但是他整体构想是通过经济改革以强化“一党专政”。自始至终他绝无一丝一毫开放政权的意思。1986年12月30日,他在家中会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讨论学潮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同时也为“政治改革”定下了基调。例如他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又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这两段话清楚地反映出,改革派受到当时“五四”精神的影响,正在把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和法治的途径。所以邓才有此针锋相对之论。1987年5月27日他读了赵紫阳送去的政治报告初稿之后,又作了如下的评论:

我们不能照搬三权鼎立,你们也没有写要三权鼎立,但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三权鼎立呢?(中略)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按:以上资料都见于吴国光,《赵紫阳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

这里邓明明承认,当时中国存在着“要求民主化的情绪”,然而他悍然不顾,只强调“不能放弃专政”。我们当然都知道,“改革开放”时期的权力源头是紧紧握在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之手,其中包括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他们无疑都接受改革必须不能违背“四项坚持”的原则,这是邓在务虚会结束时正式提出的(1979年3月)。所以严格地说,“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便不曾开始,甚至在经济领域中提出的改革如“党政分开”也有名无实。因政改而引发的党内分裂至六四屠杀而结束,“五四”精神在暴力面前退出了历史舞台,“党天下”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一新形势下,意识形态的重建问题再度出现了。

(下)



六四”以后,邓小平一度表示不谈”姓社“、“姓资”的消极态度,但是中共的整体统治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无论对国内或国际而言,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1992年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喊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口号。这可以看作是中共官方最早将意识形态和中国文化传统联系起来的一种表示。这一年正是邓小平“南巡”,大力推动经济开放的时期,可见他仍大权在握。江在意识形态上的新转向必曾取得他的认可,这是绝无可疑的。从字面上说,这一口号好像是对于邓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的解读。但其实不然。邓所谓“中国特色”的本意原指中国的社会主义包涵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市场经济,与通常理解的“社会主义”大异其趣,然而这恰好是“中国特色”之所在。其中并没有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意味。现在时移世异,中共官方(不是江个人)便在“中国特色”四个字上大做起新文章来了。这里用“时移世异”一语是极其认真的。我必须进一步指出为了推拓民主运动,“六四”以前的知识人,无论在体制内或体制外,都同时抱着一种批判中国传统的意态。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党天下”的局面是从中国传统中逐渐演变出来的。当时震动海内外人心的电视纪录片——《河殇》——便是明证。在这一强大思潮之下,中共不可能以传统文化为号召。但“六四”之后情况完全改变了,“五四”精神已被彻底地镇压了下去。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价值都被视为是“西方的一套”,如果“搬到”中国来,便“非乱不可”。上面所引邓小平的话,这时已成为唯一能公开露面的政治语言。这是中共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回归中国传统最好时机,一方面运用民族主义激情以重建政权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则以釜底抽薪方式切断民主在中国的生命线。当然,这里说的“回归中国传统”指的仅仅是政治语言,实质的回归不但不可能,而且中共也根本无此意愿。所以从江泽民到习近平,儒家的政治语言越来越占上风,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语言则已沦为附庸的地位。习在各种讲演和谈话中引用传统经典,层出不穷,以致官方必须编一部《习近平用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以供读者查考。“与之相呼应,新编《四书五经语录》一类古代经典选本也被大量刊行,摆上了千万党政干部案头。”(见上引梁治平,〈想象天下〉一文,页159)《四书五经语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是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持编纂的,号称“党政干部诵读本”。这立即使我联想到六十年代国民党在台湾“复兴中华文化”的种种活动。蒋介石晚年对《大学》、《中庸》特别加以发挥而集成《科学的学庸》一书。国民党又建立了“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以推行这一运动,出版了《孔孟学报》和相关丛书(如陈立夫《四书道贯》之类)。国民党的目标十分明确,即抗拒当时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以《自由中国》为基地的民主运动。两相对照,今天中共“促进中华文化”和国民党在台湾“复兴中华文化”,走的是同一道路,所采用的具体方式也如出一辙,不过先后相距已超过半个世纪了。

在本节开始前,我曾提到,今天大陆上新左派和新儒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天下”论述,都以“中国独特文明”为理据,彻底否定“五四”的历史意义。我又进一步指出,这些论述基本上是为“党天下”寻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现在通过以上的历史探索,我相信我的论断已得到证实。事实上,梁治平先生提出“官方意识形态的天下主义与其他各种天下论说之间的关系”,便已将这个问题点破了。澄清了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之后,我愿意再回到一些大陆自由派知识人的忧虑:“五四”在今天是不是已经沦落到被普遍否定的境地?我不接受这样悲观的看法。上面已指出,“六四”以后“五四”精神退出了前台,不再公开露面,很少知识人的肯定论述能获得表达的机会。相反地,否定“五四”则因受到鼓励而无所不在。攻击“五四”最力者来自“天下主义”的论客,他们不但人数众多,而且望风而至者时有所见。但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群体,他们其实只代表一种声音。因此我深信“五四”精神作为一股历史潜力,它的存在仍是不容忽视的。我希望大陆的自由派知识人不必为最近在种种纪念会上听到的负面评论而过分为“五四”担心。最后让我略述“五四”精神在国民党政权下的发展,以加强我的论点。

北伐刚刚完成之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便在1927年6月公开宣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大纲领,并且进一步强调:“三民主义之外无主义”。(见胡汉民在同年《民国日报》上刊出的两封信,剪报收在《胡适日记》1927年6月11日条)。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国民党完全没有力量推行胡汉民的构想。在大陆上执政二十二年期间(1927-1949),它虽曾一再试图用种种政治压迫的手段来加强专制的威权,其结果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引起社会上普遍的反感。因此学术教育界的批评、青年学生的罢课游行以及反对团体的组织活动等等,都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就显示“五四”精神在当时社会上是得到了广泛支持的。国民党之所以如此无力,主要是因它并没有真正将自身建立成苏联式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有权力没收一切私有财产,将人民的生活数据完全控制在党的手中。当时丁文江说“国民党的专制是假的”,可谓一语道破。

抗战胜利之后,内有中共的威胁,外有美国的压力,国民党不得不提前结束“训政”而进入“宪政”阶段。为了争取社会的广泛支持,国民党必须在中共及其同路人之外,寻求其他党派、学术文化界、“社会贤达”等人的合作。这些人中很多都经过了“五四”的洗礼,基本上认同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价值。例如1946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其主要起草人之一便是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先生。两年后(1948)根据宪法而举行了选举,国民党便宣告它所领导的政府已从“一党专政”转变为“宪政民主”了。但是这次所谓“选举”基本上是在执政的国民党操纵之下进行的,当时舆论往往称之为“假选举”。这大概和实况相去不远。不过正如政治学家萧公权所指出的,选举“做假”这一行为的本身证明政府已明白承认宪政的必要性,而且假以时日,“弄假成真”的可能性也不容排除。(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丛刊,1968,页193)无论如何,国民党的宪政体制虽然最初仅仅是一种形式,但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却发挥了始料所不及的功能。在这一关联上,我们的讨论必须转向1949年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后和“五四”精神的交涉。

蒋介石当年从“训政”转入“宪政”是在政治危机下万不得已的一种举措。迁台以后,政治和军事形势已完全改变。为了重整旗鼓,蒋很想废除宪政,将大权掌握在一己之手。1953年1月16日,在蒋和胡适两人的私下长谈中,蒋对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一事,明显地表示了否定的意向。这一表示使胡“惊异”,因此在《日记》中问道:“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胡不但当场纠正了蒋的看法,而且几个月后又特别从纽约写信给王世杰(当时是总统府秘书长),“讨论宪法的法统不可轻易废止。国民大会明年二月应该召集……。”(见《胡适日记》,1953年5月5日条)毫无可疑,国民党的“宪政”“法统”在台湾获得保存,胡适是功不可没的。(详见我的《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第七章中“宪政法统的延续”一节。)胡的反共立场和蒋完全一致,在这一方面他是支持蒋的。由于蒋在台湾事实上已是“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胡适语,见1951年5月31日《胡适致蒋介石函》),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的领袖则坚决反对这种“一人独裁”的统治方式。所以蒋、胡冲突的一面恰好反映了“五四”精神的历史作用。下面让我用最简要的方式,略说一个大概,作为我的论点的终结。

这里我要提出一个很大胆的看法:1949年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在台湾开辟了第二度的“”五四」运动,通过一个很长的曲折过程,最后终于完成了台湾的民主化。事情必须从《自由中国》半月刊说起。1949年二月到四月,胡适在上海和杭立武、王世杰、雷震等人一再商谈怎样办一份期刊宣扬自由和民主的价值,以对抗极权势力在中国的兴起。同时参与期刊的还有毛子水、傅斯年、张佛泉、崔书琴诸先生。刊名《自由中国》是胡适决定的,〈宗旨〉也是他在赴美船上写的,以后刊在每一期上。创刊号是1949年11月20日在台北出版的,由胡适担任了“发行人”的名义。这里显示出《自由中国》的双重背景:第一、这是当时一个特殊知识人群体的大结合;其成员无论是在职官员或自由学人都认同“五四”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他们可以说是一群有号召力的中国自由主义先驱,因此在《自由中国》刊行以后,自由主义者的阵营在台湾得以不断扩大。第二、胡适不但是创刊的最主要原动力,而且“发行人”的称号更使他成为《自由中国》的“护法”」(patron saint)。所以在他心中,《自由中国》和《新青年》、《新潮》、《独立评论》等是难分轩轾的。在此双重背景之下,《自由中国》承担了传播第二度“五四”运动的重任是不足诧异的。

胡适曾将“五四”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归结于一点,即“评判的态度”,我认为《自由中国》把这一态度发挥到空前的高度,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之内。雷震、殷海光等人都通过对国民党种种不合理政策及其实施的强烈批评来推动民主运动。他们不但全力阐扬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科学思维等等理念,而且进一步推展到反对党的筹建,直接威胁到国民党政权。他们“评判的态度”在1959-1960期间更发展到登峰造极之境:在胡适领导下,攻击蒋介石违背宪法,“竞选”第三任总统。其后果是尽人皆知的:1960年9月雷震入狱十年,《自由中国》关门,胡适在1962年2月中研院院士会议上谈到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自由”的激动中,引发心脏病而去世,几年之后殷海光也失去教职。这一结局很像“改革开放”时代的民主运动终于“六四”的悲剧。但是我们回顾十一年间以《自由中国》为基地的民主运动,不能不承认它在台湾的伟大启蒙作用。我称它为第二度的“五四”运动绝没有过誉的嫌疑。更重要的,二、三十年后,台湾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其中的因素虽然复杂,但在思想层次上直接继承了《自由中国》的传统,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五四”精神是一股真实的历史动力,在此又得到了更明确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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