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习近平的「我将无我」与个人崇拜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9-04-22

习近平的「我将无我」与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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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独裁者习近平在访问义大利时,义大利众议院议长菲科问及问习「当选」国家主席时的心情。

习近平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这是一个非常小儿科的问题。当年胡锦涛访问日本时,到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探望师生,有一名八岁小男孩松田浩季天真地问:「胡爷爷,您为什么想当主席?」他的问题让教室响起了笑声,胡回答说:「我告诉你,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让我当主席,所以我不应该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接着另一名小朋友符祥瀚好奇地问:「我也想当国家主席,怎么样才能当国家主席?」胡回答说:「不管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从小都要好好学习,培养自己良好的品德,锻炼一个健康的体魄,这样将来不管干什么你都一定能成功。」话如其人,胡锦涛被中国民间讽刺为「面瘫帝」,可见其言语无味、面目可憎到了何种地步。胡的这番回答确实如此,连一点「心灵鸡汤」的滋味都没有。
胡锦涛是货真价实的清华毕业生,习近平是弄虚作假的清华冒牌博士。尽管如此,只有小学生文化水准的习近平常常引经据典,炫耀学识,在义大利这次也不例外。习如此回应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比起习近平,胡锦涛是货真价实的清华毕业生。

习近平的回答,跟胡锦涛的回答一样,满口荒唐言,只能骗小孩。中国不需要独裁者的奉献和服务,如果中国没有共产党,没有胡锦涛和习近平,中国人民早就有了真自由和真幸福。共产党党魁和大小官员以撒谎为本能,但撒谎的方式各不相同。习比胡更高明的是,他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两个极具「习近平特色」的词汇。一夜之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八个字就铺天盖地出现在中共的大小媒体上,成为「习近平语录」的新篇章。

一遍口口声声说「无我」,一遍大张旗鼓地掀起毛泽东死掉之后四十多年来中国最疯狂、最剧烈的个人崇拜风潮,这两者同时粉墨登场、水火相容,堪称地狱中国的「怪现状」。早已被驯服的「中国人民」对此并无「违和感」,乖乖接受习近平不由分说地对他们的「代表」。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八个字的「夫子自道」,赤裸裸地揭示出习近平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等法西斯魁首的「精神同构性」。在西方,若将中共与义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相提并论,是一种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大众媒体和学术刊物通常不会刊登这样的文字,因为西方人认为法西斯主义不是欧洲独有的「特例」。但我认为,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同样是人类的「精神癌变」,习近平时代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升级版的法西斯主义。习近平并不比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更好,而只会更坏。

独裁者与国家、民族、人民等「大词」融为一体

习近平「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人生哲学与法西斯主义的精神脉络之相似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我」必须依托于国家、民族这些宏大叙事,才有其存在价值。否则,个体的自由、权利和尊严没有意义和价值,也不受法律之保障。如此,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突破了近代以来的普世人权价值。法西斯主义对自由主义是一种彻底颠覆,习近平的「中国梦」也是如此。

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发动「进军罗马」的政变,仅靠三万乌合之众就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其秘诀在于,墨索里尼打造了复兴罗马帝国的「义大利帝国梦」。他宣称,法西斯主义能为国家带来秩序、效率和民族自豪感。他也坚持,民族必须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且惟一能够创造它的力量是国家;国家必然是一个精神概念,是更高级的、伦理的、普遍的现实。法西斯主义国家──人格的最高和最有力的形式──是一种力量,而且是精神的力量,它控制了人的道德和知识生活的所有形式。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强调,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除了为中下层人民创造就业机会以外,它做了很多重大的管理和教育工作:试图培养义大利年轻一代的法西斯主义精神;通过「业余俱乐部」这个复杂的部门机构,指导工人的业余生活和社会活动,用各种额外的利益补偿工人工资的下降;它还通过举行集会、运动赛事和其他宣传活动,制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拥戴领袖的「社会风气」。

希特勒在短短数年间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纳粹党打造成德国第一大党,并在相对公平的选举中赢得多数选票,成为总理乃至元首,其秘诀也是在于勾勒出「千年不朽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愿景。在一战失败后德国社会普遍失望、焦虑乃至绝望的社会氛围中,希特勒的横空出世是必然的。德国历史学家哈夫纳指出,德意志民族的大部分人在期待着「那惟一的人」,不仅仅为了找到失去的皇帝的替代,而且出于另一个原因:既出于对战败的不满以及被感受为侮辱的、强加的和约的无助与愤慨。在希特勒所承诺的那个触手可及的帝国中,如诗人格奥戈所说,「他砸毁锁链让伟大再次成为伟大,让主人再次成为主人,让规矩又是规矩」,那么,谁不愿投票给希特勒呢?

习近平更是如此,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其赶尸的「魔笛」。习近平顺利地颠覆了中共在后毛时代形成的「集体总统制」,进而成为「无限任期」的真正「核心」,其秘诀是高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面闪闪发光的旗帜。在六四屠杀之后,这套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的叙事方式,就开始按部就班地运行,到了习近平时代达致顶峰。习近平对新疆和西藏实施的接近种族或文化灭绝的政策,对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的撕毁和践踏,对台湾霸王硬上弓式的统战及恐吓,在中国都是大得人心的举动,他出手越狠越得人心──切切不能低估习近平在中国民众中得到的支持和拥戴,如果中国立即开放全国大选,习近平必定是胜选者。

独裁者是真理的化身和最高的信仰

其次,习近平所谓的「无我」,乃是极权主义个人偶像崇拜的宣传术之一部分。「无我」的实质是将「我」(以及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抽象化、象征化。当独裁者这个独一无二的「我」成了绝对真理、成了最高信仰的是偶,独裁者即可超越肉身,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乃至如同「全知全能」的上帝一般地「临在」。

一九三二年,金蒂利(Gentile)在所着《法西斯主义的信条》一书中,字里行间都体现了「生命-哲学」和权力意志的向心性。法西斯主义把自己确立为「对十九世纪软弱无力的唯物论实证主义的反动法西斯主义希望的是一个主动的人,一个以自己全部的精力参与活动的人:它希望一个人有男子汉气概,觉察到行动中存在的困难」。墨里里尼说,法西斯主义者鄙视「安逸舒适」的生活。法西斯主义强调吃苦,并在吃苦中对领袖顶礼膜拜,呈现出一种宗教崇拜的气氛──法西斯主义的领袖类似于天主教的教宗,具有某种不可置疑的神圣性。

尽管大部分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并不符合他们自己所设定的那种「男子气身体」的原型,但他们仍然把自己看作是「新法西斯人」的最好榜样。墨索里尼梦想着让他的部长们钻火圈,而他自己的脾性是跑步时衣服脱到腰部,以此更胜一筹。毫无疑问,法西斯主义者就是这样看待其领导的。马里内提(Marinttti)对于墨索里尼的描述可以作为「生理学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的最高形式的例证:「因为他的体格构造与所有义大利人一样,是由一双富有灵感而又残忍的手,按照我们半岛的巍巍岩石的模样铸造、雕刻而成他俯身在桌上,用宽大的肘支撑着,他的胳膊像紧绷的杠杆,他准备着著书立说攻击一切害虫与敌人。他从左到右摆动着灵活的躯干,以丢掉那些琐细之物。准备说话时,他向前弯着他那高傲的头,那像一个准备作战的火箭,装满了火药,充斥着国家意志。」

习近平缺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但造神运动的本质就是用泥巴塑造出菩萨。

希特勒认为,他个人的特质是纳粹主要的力量,他着力营造「大人物」的姿态。史班彭在一场晚宴中遇到希特勒:「突然注意到,希特勒的目光对着我,于是抬头相望。这是我一生中最奇妙的时刻,他毫不迟疑地瞧着我,让我觉得在搜寻什么,面对逼视,难以招架,我想不能转移目光,以免让他以为我要隐瞒什么。之后所发生的现象,只能用心理学来解释。开始时,希特勒眼光集中在我身上,突然穿透身体进入幽深之处。这不寻常的一瞪,让我坚信他有崇高的目标。」 这种感觉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当时德国人普遍的感受。即便是当时美国驻德国大使、历史学家多德(William E.Dodd)的女儿玛莎,在第一次与希特勒见面时也感到宛如遭到电击,「希特勒的眼睛令人吃惊且难忘,它们似乎是淡蓝色的,眼神热烈,坚定不移,令人移不开视线。」玛莎回家之后,兴奋地告诉父亲,希特勒的举止「过度温文有礼」,让她觉得比较像害羞的少年,而不像无情的独裁者,「他不唐突、健谈,带有某种安静的魅力,说话和眼神几乎透着温柔」。父女俩甚至为希特勒而争论起来。在一九三九年纽伦堡的纳粹党代会上,希特勒把群众的情绪挑动到近乎歇斯底里的地步。希特勒在演讲中说:「在数千万人中,你们找到我,是今世的奇迹!而我找到你们,是德国的福气!」独裁者可以暂时搁下肉身的「我」,而将自己转化为绝对真理及神圣信仰。

习近平缺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但造神运动的本质就是用泥巴塑造出菩萨。在中共宣传机器不遗余力的打造下,短短数年间,土气的习近平麻雀变凤凰,成了大力士、大文豪、博士和荣誉教授(以哈萨克独裁者纳扎尔巴耶夫之名命名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授予其名誉教授的称号)。习近平的「非我化」和偶像化,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证明:在中国人大会议开幕当天,西藏代表集体亮相时全都佩戴了两枚胸章,非常很引人注目。这两枚胸章,一枚是毛、邓、江、胡、习这五代领导人在一起的,习近平被放在显要位置;另一枚胸章是习近平单独出现,是其接见藏族漂亮女代表的场景(不知彭丽媛看到了会不会吃醋)。这枚胸章让人让想到文革初期几亿中国人都戴的「毛像章」。而「藏奸」之卑贱丝毫不亚于汉人──拉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洛桑旦巴解释说:「一来是表达感情,表示感谢,感谢领袖们,感谢历届中央领导对我们的关心、支持,使得西藏人民和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种表达感情的一种形式,也是这个民族自己的传统或者说习惯。」他对本民族的自我羞辱正应了一个典故「自愿为奴」。正因为西藏作为中国的殖民地的地位,所以西藏的藏族共产党官员更要以稍显「出格」的方式来向主人宣誓效忠。

独裁者拥有无限的权力

第三,习近平所谓的「无我」,却又是一个超级「大我」。作为最高领袖,其权力无限,不受监督和制约,也不对任何人和机构负责,让古代的皇帝都望尘莫及。墨索里尼、希特勒等独裁者也是如此。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墨索里尼主导义大利议会通过法律,他取得了对最高国务的最终决策权,由此将早已边缘化的国王完全架空。一九二六年,义大利法西斯党修改党章,「领袖」第一次被明确为该党的最高领导。此后,所有党的职位都不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领袖来任命。墨索里尼独揽多个政府部门大权,这体现了他对个人权力的嗜好及贪婪。从一九二六年起,墨索里尼一直控制内务部,将义大利打造成名副其实的员警国家。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九年间,由他兼任部长职务的政府部门不下八个。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墨索里尼政权就如同一份宣传资料所说的一样,是一人独揽的。

希特勒则更加狡猾,他自己并不兼任过多的职务,但他凌驾于所有的权力机构之上,他对每一个部门的首脑都能颐指气使、任意撤换。希特勒不像史达林或者中国古代的雍正皇帝那样「日理万机」、「韦编三绝」,而有许多时间留在卧室或耗费在冠盖云集的酒会上。历史学家伊恩克肖研究了希特勒的国务秘书威力肯斯的资料之后,发现了希特勒「垂拱而治」的秘密。威力肯斯写道:「每个人都可能注意到,元首几乎从不对他希望迟早要做的事下达指示,每一位在‘新德国’任职的人都必须全力以赴为元首做事。也就是说,每一位为元首做事的人都要能投其所好,任何人能够早知道这一点就不会犯错。任何人根据元首的要求,达到目标,无论在现在或未来,都会在职位上获得最好的回报。」这种「为元首做事」的权力结构,产生了超过传统官僚机构的神奇的高效率。

习近平的权力运作汲取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长处。一方面,习近平身兼超过二十个的最高职务,远超墨索里尼的八个职务。习近平的比较重要的职务有: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军委联合指挥部总指挥、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网路安全和资讯化小组组长、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等等。他是中共建政以来拥有最多职位的党魁。这既体现了他跟墨索里尼一样的权力贪欲,又说明他深陷于失去权力的恐惧之中,只有不断地「自我赋权」才能暂时「免于恐惧」。另一方面,习近平也善于使用中国法家的策略来运用权力,他多次引用《商君书》等法家典籍,将中国古代的法家和西方现代的法西斯主义完成了拼贴或嫁接。比如,习近平将脏活统统交给手下的酷吏处理,自己从不下达具体指令,甚至从不对该领域发言。主政新疆的陈全国将百万维吾尔人关进堪比集中营的「再教育营」,遭致全球舆论谴责,美国计划启动《马格尼茨基法案》对陈全国等酷吏实施制裁。而陈全国显然是得到了习近平的授意才敢如此做,习近平则从未在此问题上公开表态,仿佛他自己的手是干干净净的。

从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习近平的言行可以看出,当独裁者宣布「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时候,人民的厄运就降临了。

来源:上报 / 余杰  中国流亡海外异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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