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新中国:群氓的时代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9-04-24

新中国:群氓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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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有大陆作者提到发表在195110月号《人民文学》上一篇老舍的文章,老舍记述自己在「新社会」的思想转变:人民群众在天坛批斗恶霸,全体高喊「打倒恶霸」,老舍说他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甚么不打呢?!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今天读这篇文章,相信许多人都会大为惊讶。老舍那年已经52岁,他在我心目中是一流作家,他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都是我的至爱。一个留学英国多年的杰出作家,一个睿智的人,怎么可能会对一个失去抵抗的人喊打喊杀呢?但老舍不是个别例子,中共建政后几乎所有大陆的知识人都处在这种群体的「恨仇敌,爱国家」的情绪中。发展到文革,这种情绪更陷于狂热。

我那时和所有左派人士一样,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相信毛泽东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文革至香港六七暴动期间,许多我敬佩的写作者,在《大公》、《文汇》写文章,其中金尧如用「管见子」笔名连载的对文革和六七的解释洋洋洒洒,相信他出自内心感受而不仅是奉命之作。

这种「恨仇敌,爱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殖民地压迫的未经思考的先验思想,欢呼中共以相信群众、发动群众的方式去纠正特权和官僚的错谬,成为群体的意识,并在不断重复中加强,让每一个处身在群体中的原本会独立思考的人,也如睿智作家老舍那样,变成情绪性「喊打喊杀」。

多年以后,我读到19世纪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的书《乌合之众》。他在书中说:「不是整个世界比伏尔泰更聪明,而是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整个世界指群体,伏尔泰指未被群体意识绑架的个人。他认为,群众永远比个人愚笨得多。一个睿智的人置身在群众中,很难保持自己的个体性,而会随着群体、跟着感官行事。一个孤立的个人,很少会对另一人施暴,但在群情汹涌下,即使温情、文雅人,也会随着群众对无力反抗的人暴打。

妻子说:「甚么群众?都是群氓!」她肯定没有读过勒庞,但那是她观察所得的经验。但我在一大群我曾经佩服的作家、知识人的集体「喊打喊杀」声中,迷失了。

那时有新华社(中联办前身)的领导告诉我一件香港人过大陆海关的事,香港人被问在香港做甚么工作,他以崔世安式的普通话回答:「做斗木。」斗木,广东话即木工,结果立刻被抓起来审查,因为边检人员听到的是「特务」。正常的思维,如果是做「特务」,他会自己说出来吗?但在群体的敌情观念下,正常的思维并不存在。

很难让现在的清醒的个体去明白置身群氓中的迷失,只能用勒庞的话说:在群氓中的个人,绝对比他个人独处时愚蠢。现在仍然如此。

来源:苹果日报 /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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