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知识份子的「集体叛逃」与习近平政权的危机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9-04-21

知识份子的「集体叛逃」与习近平政权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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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事件」在中国知识界和自媒体掀起轩然大波,使得知识份子人人自危,甚至萌发一种兔死狐悲感觉。一定意义上,该事件标志着中共当局和知识份子「美酒+大棒」式的合作结束。没有了知识份子对中共统治正当性的「背书」,习近平政权的溃败或会提前到来。

现在「笔杆子」被砍掉,维持中共统治的均衡构架也就被打破

知识份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形式,总的来说,在政治现代化中,知识份子对政权统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为知识份子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阐释者」。一个政权其统治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根本取决于它取得政权的方式,施政理念、手段及结果。

不过,人民虽然看在眼,要让人民发自内心地自觉接受和认可这个统治,还需把这套东西转换成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个转换过程就需要知识份子参与,知识份子所起作用就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阐释者和加工者。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份子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化妆师」。通过知识份子对国家统治的「化妆」,老百姓从心里愿意认同这个政权,接受它的统治。

故一般而言,统治者都不太愿破坏和知识份子的关系,如果知识份子首先不愿接受其统治,甚至和统治者处于对立面,其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将会大大削弱。这样的政权是不稳的。我们看到,一些处于政治现代化的国家,由于处理不好和知识份子的关系,频繁出现危机。

士人的离心离德

和许多国家不同,中国知识份子和国家政权之间,从历史看处于一种特殊状态。一方面,王权的发达和强大使知识份子自身的独立性更弱,对王权的依附更强;另一方面,王权也依赖信奉儒家思想的士人(官僚集团)的合作维持统治。虽然在王权和儒家官僚集团之间,前者占主导地位,然而,也会造成一个后果,即在王朝末期,随着王权对儒家官僚集团的不信任和打压严重,后者也就不再和王权合作,甚至变成反对者,没有了儒家官僚集团和士人对王权统治合法性的「背书」,王朝很容易一朝倾覆。尽管其灭亡有更深刻和复杂的社会结构原因,表面看,它们大多亡于农民的起义和造反,但儒家官僚集团和士人的离心离德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

我们从晚清和民国的失败可以看到知识份子的作用。晚清虽有曾国藩和李鸿章(他们二人是典型的儒家知识份子官僚)等人的苦苦支撑,可最后还是亡于武昌新军的一声起义,原因在于,作为整体的士人阶层反对满清统治,这种反对声音和不合作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就已传遍全国,连袁世凯这样的权臣都深受影响。民国蒋介石政权也一样。在国共争霸之时,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已经预示着国民党的统治在知识份子中丧失了合法性,因此它的失败早晚要来。只是内战开打不到4年,国民党政权就被中共赶到台湾,让许多人没有料到,然而,从多数有名望的知识份子拒绝蒋介石的抢救去台湾,却跟随中共北上参加新政协来看,这不能简单归咎于中共会做统战工作,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知识阶层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透顶。

「许章润事件」在中国知识界和自媒体掀起轩然大波。


中共虽以武力取天下,然从上面分析看,它是得到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和大众欢迎的,因此从统治正当性说,没有问题。这也是中共后来一再宣称其统治合法性来源历史的根据。当然知识份子未料中共不久即变脸,显露残暴本性。但即使在文革结束前,有毛泽东的克理斯玛人格支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然随毛的去世,加上当时的经济凋零和人民的普遍贫穷,中共统治也到了摇摇欲坠的程度。

改革挽救了中共,随着经济好转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共将统治正当性从过去的革命意识形态转移到经济增长及绩效上,再加民族主义。客观来看,这会减少中共对知识份子在统治合法性方面的依赖,因为经济绩效直接诉诸大众的物质感受,从而使得知识份子的「阐释者」作用对中共统治变得不像过去那么迫切和重要。尽管如此,中共也接受历史教训,改善了同知识份子的关系,虽然改革后多数时候对知识份子的打压仍然存在,但在程度和普遍性上,比不上改革前。

为中共提供合法性的阐释和论证

另外,知识阶层作为整体,也是改革的受益者,加上毛泽东时期知识份子被整肃清算的历史阴影依然提醒他们,所以,在改革后,除六四等少数时期外,知识份子和中共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游离状态,其中部分知识份子,主要是中共内部的带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改良派、「新左」和民族主义者,在不同阶段为中共提供合法性的阐释和论证。

但是这种状况在习近平2013年上台后嘎然而止。习对知识份子的打压比起江、胡时期来,都要严厉。在「许章润事件」后,有人统计了改革以来不同时期受当局迫害的50名学者名单,其中大部分是在习统治的这几年里。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经济绩效作为中共维持统治正当性的主要根据,已被削弱,人民对中共的不满普遍增强,知识份子和中共也重陷过去的紧张状态。

知识份子既是人民的一员,在人民中,又处于特殊地位,由于知识份子主要以言说体现其存在价值,因此其对统治者的好恶会直接影响大众。故按理在这种时刻,中共理应重新启动和加强知识份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化妆」功能,和缓同知识份子的关系,让知识份子成为盟友,至少不再激烈批判自己。但现在恰恰相反,习近平不是在减少同整个知识阶层的矛盾,而是在激化和扩大同他们的矛盾。过去中共对知识份子的打压,主要针对的是知识份子中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是反对派,但现在也扩大到改良派和左派。只要在习近平看来不利其统治,不论知识份子持何种立场,都在打压之列。这样,就把整个知识阶层都推到了和当局对立的局面。

「许章润事件」即是在此背景下发生,鉴于许本人的学术声望以及清华大学在中国大学中的地位,当局因许的刺耳言论而将他停课处理,事情性质较之前发生的同类事情要严重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许章润事件」是中国言论自由全面恶化的一个标志,它激起整个中国知识届和学术圈──不论左右和体制内外──的强烈反感和抗议可想而知。如果说之前可能还有个别或少数自由派学者对当局没有死心,那么经过这次压迫,自由派整体应该站在了当局对立面,左派学者也看到了危险随时可能迫近,事实上,当局对左派学生的打压已经显示了这点。因此,很有可能,在这次打压后,中国知识届和当局划清了界线。

知识份子的此种状况,在精神上形同「集体叛逃」。它对中共统治会带来何种影响,短期内可能看不出,但从一个较长时期看,后果有可能是致命的。中共对中国的统治,靠的是「枪杆子」(军队和员警)、「笔杆子」(知识份子和意识形态)和「钱袋子」(国家财政),三者不能缺一。虽然之前「笔杆子」的功效在不断减弱,但知识份子整体也没有成为中共对立面,现在「笔杆子」被砍掉,三已缺一,维持中共统治的均衡构架也就被打破,如果「钱袋子」再出大问题(这种情况也正在出现),习近平政权势必难以统治下去。

虽然我们无法预知这个时间点,但相信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所以对未来形势,不必太悲观。


来源:上报 / 邓聿文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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