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六四30年」流亡作家马建:中共全民洗脑 沦植物人社会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9-04-25

「六四30年」流亡作家马建:中共全民洗脑 沦植物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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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0年】他记忆中的北京,或许是中国新生代难以想像的──数千位作家诗人的游行队伍,拉起横额在面前走过。站在天桥上目睹一往无前的学生们挥舞大旗,在北京体育馆冲破警察封锁线,以彩色菲林定格历史场面。1989年,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马建曾到北京采访见证民运,六四屠城后他是少数敢以六四事件为题材写小说的中国作家,要拒绝遗忘,他指关键在于个人不能逃避政治,「每个人的独立意识里面,要保存这个记忆,要有所反省。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到处都是政治,不要躲避包含政治的书。文学必然包括政治,因为政治在干涉文学,政治在试图消灭文学」。他相信历史总会有一个解释,「守住天安门事件就守住中国人的道德和良知,隐藏这个历史就是不存在道德也不存在人类的底线,也就是对大屠杀的重复和默认就要开始」。

流亡海外的马建,是少数敢于以六四事件为题材写小说的作家

65岁的马建生于中国青岛,曾任职全国总工会记者,1984年辞任后曾定居香港,参与创办专门出版禁书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89年亲身到北京见证民运,留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多月,目睹学生绝食抗议、北京市民围堵戒严部队场面。岁月远去,但他从未忘记那年的炽热气氛,「19894月,我听到胡耀邦逝世学生们上街游行之后,就买了胶卷带上照相机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到处都是学生,北京市民也都表情很开朗,互相打招呼微笑,像过节一样」。

当年数千位作家诗人的游行队伍走过时,他正站在警察岗楼拍照,「有人认出了我,可能是余华的太太陈红,大家在喊马建,所有的人都伸出了胜利的手势。我也向大家招手,那一瞬间,突然感觉到人和人之间是共通的」。他曾特地带一些外地来的学生去饭馆吃饭聊天,了解他们的心态和对学运看法,又笑言「在广场我带着毛笔墨水,随时帮学生写写通知、大字报,因为他们的毛笔字都太差」。

马建与刘晓波(左)及周舵(中)合照

30周年了,我常常会绝望,但想到那人山人海,还是很让人感觉到有希望他们藏在内心里的愿望,总有一天会爆发。」

学潮当中,马建曾采访方励之、周舵、刘晓波等人,「他们到蓟门饭店开会,到统战部大院开会,我就跟着去看,不是总在广场上」。他一直认为自己当时不是参与者,而是旁观者,北京之外还去了上海复旦大学等地,「目的是看看那里的学生在做甚么,也看了上海市委那里的抗议绝食,也看了学生们在青岛市委门前游行抗议。年轻人对共产党的不满,对自由的渴望,让你感觉到中国人还是有希望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纪念碑上拍照,满满的100多万人,真看到了人山人海,从警察到和尚,全北京都动员起来了,我确实感觉到没有政府监管,民间人和人之间是可以和平相处。从共产党49年执政以来,这是唯一的一次真正的群众自发运动,以后再也没有发生了。」

八九民运期间,马建曾在天安门广场亲历学生绝食抗议

528日,马建回到故乡青岛,因为哥哥摔倒昏迷成植物人,「我听到开枪的消息是看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记得播音员穿着黑衣服,我就在他病房里面看到了电视,当时还是比较震惊,又看到我哥哥作为植物人躺在那里,那种对记忆、对死亡,对肉体的联想一瞬间感到很复杂,很悲观」。后来他以哥哥的故事串通民运以至六四血腥镇压,写下《北京植物人》(台湾出版为《肉之土》)一书,「天安门事件之后第二阶段是全民洗脑,人人都要进行思想清理,互相揭发,每人都要写检查,表示你拥护军队拥护党,然后说学生是动乱,每个人都要表态。如果你没有表态,你不能上班」。极权治下,个人独立思想随时灰飞烟灭,「有一些人坚持了一年不写,两年不写,我认识的朋友但是第三年他们还是要写,为了回到电视台有个工作,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人变了,因为你必须是个奴才,才能继续做记者或者作家,当时在广场的几百万人民,没有人敢再发出甚么声音或者偶然发出的声音也非常微弱了。」他感叹,中国的报纸、报刊、图书馆甚至大学,「你不会再查到天安门事件了,这种清洗非常可怕,因为每个人都缺了这段历史,也缺了他的人生,他的情感,连他今后的性格和表达方式也都变了,人们的心灵都被歪曲了」。正如《北京植物人》书中所述,主角中枪昏迷十年,醒来时发现整个社会变成了「植物人社会」,对一切麻木。

1997年马建到德国学任教,深深感受到两国差异,「印象最深的就是,杀了一个犹太人,他的居所底下就是一块铜牌,写着他的名字,甚么时候被带走的。你看,柏林到处都是博物馆,你再看看中国?」回顾过去,他认为中国人不断面对历史清洗,「从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不断地运动,这个运动一过了你就不能再提,文化大革命一过了你不准记住,我们的数字123、啪!5、啪!7,没了,你1964出生的就很麻烦,生日都过不了。你读《1984》觉得很可怕,你就生活在其中」。

上星期逾850年历史的法国巴黎圣母院遭受大火重创,多国领袖表示痛心,但在中国却有人重提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一事,甚至幸灾乐祸形容大火是天道轮回。对于国人被逼迫出来的特性,马建早已看得透彻,「911的时候我们亲眼见过多少人掉泪甚至之后又有多少人难过得活不下去自杀了。中国人欢呼:这是我们伟大的胜利呀!那么多美国人死了今天要放假。这种麻木导致了,除非你杀了他爹,他才会成为一个反对者、觉醒者,不然照样在微博还是一个毛粉」。

马建曾与已故的司徒华出席维园六四集会

「天安门事件后中国人变了,你必须是个奴才,才能继续做记者或者作家,当时在场的几百万人民,没人敢再发出甚么声音。」

九十年代中期,马建移居英国,到20118月,他与家人回京探望当时88岁的母亲时,被中国政府禁止入境,自此成为流亡作家,当时他受访表示,被禁可能全因曾于媒体上谈及天安门事件,以及描写六四事件的小说即《北京植物人》于港、台出版。

每年六四马建也会行动,「我在10周年、20周年等写了很多文章,25周年时我去了马克思的墓,用七千万共党员(意指中国)的党旗把他的墓碑包了起来,那是鲜血染红的」。港人每年悼念六四,他认为出席者不仅仅表达对内地同胞的同情,而是对自己生活的不满,表达厌恶极权专制,「对自己将要变成那个社会的恐惧,是他们参加主要的一个原因」。不过,近年六四集会越见分散,传承记忆会否越见艰难?「那么现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分化、瓦解不重要,关键是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面,每个人的独立意识里面,要保存这个记忆,要有所反省,反省的方法不一样没关系。」

马建认为文学必然包括政治,「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到处都是政治,我们不要躲避包含有政治的书;难听点,空气都是政治」。他相信文学令历史更接近真实,证明人民心灵所受到的伤害,「文学有甚么好处呢?过一百年你读狄更斯你也能读到那个时代每个人物的想法,每个事情发生,每个人在干甚么。文字是永远的」。

历史不会无由来地发生,马建认为,当年人民自觉地走到广场,就是要寻找民主和自由,「这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是人的骨子里最需要的东西,所以我对天安门事件30周年了,我常常会绝望,但是想到那人山人海,还是很让人感觉到有希望他们藏在内心里的愿望,总有一天会爆发」


来源: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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