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06

余英时科学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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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路过耶鲁,在图书馆碰到随余英时教授写博士论文的朋友。不经预约、没有通传,她即领我到余教授的办公室。一坐下来,谈了一个下午。夜幕低垂,教授着我明天再来谈谈。如是者又谈了个下午。新近拿起《余英时回忆录》细读,三分一个世纪前在他办公室问教的情景,历历在目。


后来林山木先生在《信报月刊》登了那近1.4万字的问教笔录。阅毕《回忆录》重看旧时笔记,发觉余先生的反共思路贯彻如一。他并非头脑僵化,只是从自身经验出发,用事实求证,确定共产主义既有悖人性亦不合国情,非反不可──自1978年囿于人情以美国学人的身份访华后余先生再没有踏足大陆。无以名之,姑且称他此坚定取态为科学反共。

余先生在抗战前七年出生。生于忧患,而自出娘胎即失去母爱──母亲分娩时失救离世,自此父亲带着他从天津辗转到了南京和开封,抗战军兴又送了他返安徽。在乡下九年,他目睹土匪挂着革命军的招牌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与族人的接触又让他体验到地主与佃农之间即使有冲突,亦非共产教条宣传的「阶级斗争」。

抗战胜利,他与在沈阳办学的父亲团聚。然而进驻东北的苏军奸淫掳掠,令人发指。此再次让余先生见识共产党讲一套、做一套之惯技。尽管如此,到1949年入读燕京大学时,在「群众的压力」下他还是加入了共青团的前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时毛泽东已登上天安门高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年19岁,正是血气方刚、充满理想,不期然「感染了一种宗教式的狂热情绪」,患上了「左倾幼稚病」。


余先生是历史学家。按他分析,讲大话面不改容的共产党得天下,近因是「八年抗战和战后苏联占领东北」,授中共以坐大之机。远因则是满清积弱、列强入侵,激发起知识人的救亡情绪。被爱国激情冲昏脑袋,他们对共产主义「是否合乎中国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过」。这个舶来主义何以如斯_听?

因为传统的儒家思想便有共产的倾向。譬如孔子宣扬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非但深入民心,更发展为均田、均税、均役等制度。加以儒家将「公」和「私」「尖锐对比」,以致受西方思想薰陶的孙中山亦以「天下为公」为革满清命的理想。

换言之,共产党得以夺权,先有不求甚解、囫囵吞枣的知识人占据舆论平台、形成风气,继而得到外力──日本及苏联──之助,可以说是里应外合的结果。然而共产违反人性(余先生赞同李贽「夫私者,人之心也」之说),追求此理想则务必要制裁人性、暴力摧毁以人性私心为基础的私有产权制度。

及至发觉违反人性的后果是举国一穷二白,不得不面对现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那个时候规范行为的制度──和道德仁义之心──已荡然无存,以致依赖政治权势的畸胎(赵紫阳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应运而生,催发化公为私的掠夺贪腐;为富不仁,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胡耀邦因而响起了「亡党灭国」的警号。
共产党将如流沙般崩溃
即使晋身第二大经济体亦帮不到中共化解「亡党灭国」的危机,反之为了平息贫富极度悬殊激发的怨愤以巩固权位,习近平打着反贪腐的幌子,加强箝制言论、全面中央集权,俨然毛泽东复辟。共产党能还魂否?三分一个世纪前余先生跟我如是说:

「在我看来,共产党是个泄了气的皮球。皮球泄了气,要把它灌起来是不容易的。共产党的危机已经公开化了;共产党的危机是内在而不是在外的。关起门来人民也不听你的话,内面乱七八糟,成一个怎样的局面呢?从前尚且能勉强维持一点面子,用谎言来欺骗世界,用谎言来控制自己的人民,现在已经做不到了,人民根本就不怕共产党。共产党不是可怕的,共产党是可悲的。」

展望未来,余先生是乐观的。他的乐观植根于如泥潭流沙般韧力无穷的中国文化。这个文化将让共产党慢慢的陷下去,如流沙般崩溃。

来源:苹果日报 / 杨怀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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