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06

悼念金庸,我们在悼念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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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传媒及文化人的虚伪,充份体现在一边为金庸逝世而歌功颂德,一边对于澳洲华人艺术家巴丢草作品因被大陆威吓,香港主办单位突然取消展览视而不见。

金庸即使真是千世而一出的文学家小说家侠之大者,又如何,就如国学大师饶宗颐、电影人邹文怀,大家想想假若他们没有庇托于英治香港,会有什么成就可言?民国时代的国学大师,49年之后面对处处红线的政治禁区,学术生命结束,历史学只剩下五朵金花可以讨论,哲学只有历史唯物辩证法,艺术表演只有全国一台戏红色娘子军样板戏。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全面贯彻在各创作领域。民国时代已成为国学大师的陈寅恪60年代没有什么研究自由可言,甚至人身也失去自由,而饶宗颐则可以自由自在飞到巴黎,内地文革爆发,他正在法国及英国研究当地所藏敦煌画稿。至于昔日与饶齐名的季羡林,那时正在大陆忙于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些民国时代的精英人物,在中共治下面对红线禁区,有的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人思想改造,投入政治运动,迫害其他知识分子,如季羡林;有的消极抵抗,但始终无法逃避政治黑手,过得到反右,过不了文革,一生不断写的作品,就是思想检讨向党交代,如萧军。金庸也是民国人,生于1924年,1948来香港工作,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转折。电影《一代宗师》以咏春拳叶问师傅故事为主轴,写出成为一代宗师的三个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真正令叶问、金庸、饶宗颐、邹文怀、邵逸夫等人成为人物,其实是香港,因为香港的自由,令他们得以见众生。中共禁绝人民私下习武,叶问来港后仍然在大南街港九饮食职工会授拳,晚年遇上李小龙,而李小龙因为邹文怀的眼光,培育成为世界武打动作明星,咏春也传遍世界。没有自由的表达、创作及思想环境,他们怎能够见到众生呢?

金庸小说之所以在香港家喻户晓,是因为70年代邵逸夫主政的无线电视,将片厂模式移植到香港电视工业,制作长编电视剧,由此产生第一批本土电视明星汪明荃、郑少秋、李司棋、朱江、夏雨,1976年推出改编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红花会豪杰借电视的魅力入屋1978年《倚天屠龙记》推出,自此改编金庸小说已成为电视剧名牌。我们这一代是成长于电视黄金时代,由电视接触金庸小说,再回头找小说去看。金庸小说改编之所以切合电视流水作业生产方式,因为本来就是商业创作,在报纸连载为了卖纸,所以要不断有冲突位,剧情节奏要快不能拖沓,人物造型设计要突出,奇幻想像丰富,这都是市场导向下的产物。

自由环境是关键
悼念金庸,究竟我们在悼念什么?如果他是天才,大家只有惋惜一位天才的消逝,但如悼念有现实意义的话,就通过怀念金庸的创作,令香港人知道要出力去捍卫,那个曾经令叶问、金庸、饶宗颐、邵逸夫、邹文怀等人得以见众生的环境:一个自由城市!





来源:苹果日报/刘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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