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24

思沙龍》鄧小平時代的純樸到習近平治下的高壓 一個出生美國的「老北京」看洗腦愛國教育如何改造13億中國人

转发此新闻:
從毛澤東時代到習近平,中國13億人民的思想也不斷在改變。(美聯社)
從毛澤東時代到習近平,中國13億人民的思想也不斷在改變。(美聯社)



1980年的美國學生來說,去中國跟去外星球是差不多的感覺。對當時中國人來說,金髮碧眼的美國人也跟外星人相去不遠。」潘文用著道地的中文,分享當年初來乍到踏上中國大陸的新鮮與好奇,眼神中還閃爍著當年的興奮。成長於美國紐約的潘文,人生三分之一都在橫跨大半個地球的北京渡過,還在北京娶妻生子。看著中國從剛剛改革開放的純樸,經歷天安門時期的動盪,再到習近平治下的高壓緊繃,潘文感嘆,1980年代的中國人「特別可愛,特別好客」,經濟發達後大家變得有錢,卻也愈來愈現實,利字當道。共產黨洗腦教育下,現在的中國人對外國反倒比80年代更有敵意。

與台灣擦身而過,卻陰錯陽差來到北京
20181020-思沙龍專訪,華盛頓郵報前北京分社社長 John Pomfret。(顏麟宇攝)
華盛頓郵報前北京分社社長 (John Pomfret)。(顏麟宇攝)

1977年,潘文(John Pomfret)進入美國史丹佛大學攻讀神經科學系,因為大二修讀了「中國政治歷史」而對中國文化深深著迷,大三繼續修「中國人類學」更是愈唸愈有興趣。自19722月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問北京,會見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簽署《上海公報》。中美兩國互動日漸熱絡,中國研究也在美國興起「那時《紐約時報》頭版經常都在報導中國新聞,讓我覺得中國研究是個比較實用的學科,就這樣唸了下去。」

大三那年結束前,潘文原本有機會透過史丹佛大學「亞洲志工計畫」(Volunteers in Asia)來台灣教英文,卻因面試前一天和朋友喝酒喝太多,導致面試時講話不清不楚而落選。與台灣擦身而過的潘文,幾星期後卻立刻獲得一個前往中國的機會。透過他認識的華裔教授推薦前往北京語言學院就讀,一待就是兩年。

穿著羽絨褲、腳踩黑布鞋 美國留學生眼中超酷的中國人



潘文回憶,對當時美國學生來說「到大陸跟去外星球一樣」,抵達北京後當地人對他們的態度,也像是看到從未見過的新奇物種般好奇,「你到任何地方都會被包圍起來,你跟他們說話,他們的反應不是『他會說中文』,而是『哎呀,他會說話呀』,好像是猩猩會講話一樣。」這種時候也會特別感受到北京是一個離家如此遙遠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大字報(美聯社) 
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大字報(美聯社)

在中國求學的兩年,潘文笑說那時的自己「看起來特別傻」,對著中國人有著特別的崇拜「那時我們一幫留學生都覺得中國人好酷,大家都學著當地人穿藍色羽絨褲、黑布鞋,想要完全融入當地生活,甚至想變成中國人。」讓他印象相當深刻的一件事是,某次他和一位義大利男子在中國旅遊,連續55天一句英文都沒講,「那個義大利人英文特別差,我又不會講義大利文,我們只好用中文交談。」中國人看了也覺得很奇怪,還以為兩個人是從新疆來的。

共產黨洗腦民眾「排外」 潘文感嘆:80年代的中國人比現在可愛的多
當年在中國的外國人不多,但當地民眾卻好客熱情,「比現在好客的多。那時的中國人特別可愛,有時間和你交流,還特別想和你交流。」當時中國對外封閉太久,人民都聽膩了國家的宣傳,「國家說什麼他們就不信,政府說美國不好,他們就覺得美國就是好。」但現在不同了,除了中國社會更加對外開放,中美關係變得更複雜,更關鍵的是八九學運後,中共採取的愛國教育大大改變了民眾的觀念。
 æ–‡åŒ–大革命(文革)與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美聯社)
 文化大革命(文革)與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美聯社)

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紅衛兵(美聯社)
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紅衛兵(美聯社)


潘文說,毛澤東時期教育中國人「要為自己,為中國驕傲」。但自從八九學運後,共產黨利用民族主義洗腦民眾,西方國家都想欺負中國,導致民眾日漸排外,「很多人說中國一直都在搞民族主義並非如次,是到六四事件後,共產黨教民眾要恨外國,這和老毛(毛澤東)時代很不一樣。」

習近平上台後排外和懼怕外國人的氛圍更加明顯,潘文說,2011年到2016年間他在中國與學者交流時明顯感受到,「2011年學者們還願意說一些比較有意思的話,到2016年在公共場所學者們幾乎都不敢說話,因為害怕說了有點過火的話,就會丟了工作。」社會的高壓至今沒有減弱。
初生之犢不畏虎  潘文回憶天安門鎮壓的那一夜
北京,天安門。(美聯社) 
 北京天安門。(美聯社)

198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門事件(美聯社)
198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門事件(美聯社)

198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北京當局血腥鎮壓示威學生(美聯社)
198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北京當局血腥鎮壓示威學生(美聯社)


天安門事件爆發時,30歲的潘文正好是《美聯社》駐北京特派記者。為了獲得第一手消息,他混入學生群中,與學運領袖們朝夕相處,「我住過男生宿舍,很熟悉學生的味道,那是一種汗味混和了大蒜和一點點醬油的臭味,我一聞就知道哪些人是學生。」198963日晚間930分後所發生的事情,潘文至今仍記憶猶新「那天晚上我在朋友家吃完飯在路上走走,看著一台台的裝甲車從國防部開出來,就知道有大事要發生。接著我聽到像鞭炮爆炸的聲音,離我非常近。裝甲車將長安街上學生用來擋住軍人的公車撞開, 我在小胡同裡一路追著大街上的裝甲車。」
20181020-思沙龍專訪,華盛頓郵報前北京分社社長 John Pomfret。(顏麟宇攝) 
 華盛頓郵報前北京分社社長潘文( John Pomfret)。(顏麟宇攝)

潘文一路追趕到木樨地,目睹解放軍和民眾發生嚴重衝突,民眾對軍人丟汽油彈,解放軍則開槍掃射,「後來我一路沿著故宮到北京飯店,從東邊進到天安門廣場,當時仍有幾千、幾百個學生在示威、喊口號。大部分的人都想要留下來繼續抗爭,但最後被侯德健說服,我跟學生也慢慢撤離。」

潘文說,他之後以記者身分派駐戰地八年,回想在天安門那個晚上,子彈其實離他非常近,「我太傻了,那時像鞭炮爆炸的聲音就說明了子彈離我真的很近,不過我當時不知道。」潘文笑說,中國有一句話叫「初生之犢不畏虎」,就是當年他的最佳寫照。




來源:風傳媒
转发此新闻: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