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02

专访:回归廿一年 香港法治面对内忧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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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香港多宗社运案件判刑多人入狱,引起争议。愈来愈多声音质疑:香港引以为傲的司法独立变质了吗?《德国之声》专访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文敏,在宪法专家眼中香港法治正受内外夹击。但他更忧虑,压倒法治堡垒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是城里的人。

Demonstrationen in Hongkong für verurteilte Studentenführer (Reuters/T. Siu)
占领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去年被改判监6至8个月,示威者上街抗议判刑,图左是时任律政司长袁国强。

回归21个寒暑,不少人认为一国两制界线逐渐模煳,法治制度被视为最后一道防线。在外界眼中,陈文敏是法律界的开明派——香港唯一的名誉资深大律师,在香港大学担任法律学院达12年,现时是大律师公会执委。他多次抨击人大释法一地两检破坏香港法治,为普选方案建言,自己也曾遭亲建制派阻止出任港大副校长。见证法治堡垒经历风风雨雨,他却认为要反省的不只当权者,还有民主派。

梁天琦囚六年较极端
六月,香港再有社运领袖成为阶下囚。27岁的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因为暴动和袭警罪名成立被判入狱6,同案另一被告卢建民判囚7年,是2016年旺角骚乱中刑期最重的两人。梁天琦曾经是本土派领袖并主张港独,这个消息引起巨大回响。
Hong Kong - Johannes Chan Man-Mun Rechtsprofessor der Juristischen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Hong Kong (J. Chan ) 
陈文敏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坦言:梁天琦刑期的确重了一点,我认为4.55年较为合理,判6年是去得比较尽他解释,骚乱中另一名烧计程车的被告只判囚49个月,梁天琦的所为并不比前者严重。对于外界的强烈反弹,他指从判词看到法官对旺角骚乱的评价相当负面,认定参与者有预谋及主动犯案因而重判,而非梁天琦的身份而有特别考量。

黄之锋他们在示威时即使与警方有肢体冲撞,暴力程度也不重。他们还有公民抗命、抗议特首选举不公等政治理由。他认为,不能把旺角骚乱与其他社运案件相提并论,法庭也很难将政治动机列为减刑因素。旺角案有被告辩解是长期对警察不满,如果法官认为你蓄意行使暴力,那麽对不起,政治动机不会占任何比重。暴力程度愈严重,考虑动机的比例会愈轻,这是无可厚非。

上一次发生于香港街头的暴动案,已经是半世纪前的“六七暴动”,当年示威者在闹市放炸弹造成多人死亡,但大部分被告判刑却不比旺角骚乱重,这也是梁天琦刑期最具争议之处。陈文敏却认为不能同日而语:我们很难用50年前的标准衡量今天的社会,当年的政治环境和今天完全不同。反过来看,如果六七暴动今天再判一次,我相信会重很多。
Edward Leung (picture-alliance/AP Photo/V. Yu) 
 判囚6年的梁天琦正在监狱服刑,他稍后须面对另一项暴动罪重审。

街头走入监牢人数近年之最
2014年起连串社会运动和冲突引起的诉讼,至今大部分经已裁决。由黄之锋等人冲击政府总部、反东北规划冲击立法会、旺角骚乱到青年新政议员闯会议厅,过去一年多被判囚的社运人士达几十人,是近年之最,当中包括不少标志性人物。接下来还有戴耀廷等占领运动发起人的案件,社运界都对结果不感乐观。

陈文敏认同,个别法院重判社运案件是事实,近年判刑力度亦确实愈来愈重:法院有其忧虑,所以在连续一系列判词中都想释放一个信息:即使你有很崇高的理想,不等于甚么都可以做。因为这是很危险的演变,是否有目的就能不择手段?这会直接冲击公民社会。他强调,公民抗命确是法庭的考虑因素,但亦有界线:法庭的出发点是,没有任何公民权利容许用暴力达至目的。公民权利是建基于法治社会,一旦升级为暴力就不再是公民权利。

Hongkong Berufungsgericht China (Hong Kong Court of Final Appeal) 
                   香港终审法院上的泰美斯女神,蒙上双眼、手持天秤和剑象征法律不偏不倚。

司法独立失守?法庭成众矢之的
香港司法不独立了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香港人怎么看。香港大学由1997年开始,定期为法治程度、司法制度公平度和法庭公正度三项指标进行民意调查。这三项指标在近年拾级而下,2018年初市民对司法制度和法庭公正性的评分,更加是七年来新低。

那麽谁在破坏法治?陈文敏不讳言,威胁这座司法堡垒的不只外忧,还有内患。近年愈来愈多人把矛头指向法院,这是令人担心的趋势。我觉得公民意识愈来愈薄弱,当我们谈法治,却愈来愈多人不知何谓法治,包括政府、建制派,也包括泛民那边的人。

不符合其政治理念就说法庭不独立,符合就说独立,这是很片面的看法。
政治死结不应由法官来解。他认为香港法庭仍能不受干预地判案,外界的质疑只因以立场挂帅:你可以不喜欢法院判决,但不等于不独立。我们绝对可以批评,但如果每每用政治角度解释法院判决、冲击法院,推翻司法制度后我们还剩下甚么?一国两制下,唯一区分两制的就是司法制度,如果连这个也推倒了,还有甚么保障公民权利?
 Protest von Anwälten in Hongkong (Reuters)
 香港法律界数次发起黑衣静默游行,抗议当局破坏法治。图为2014年抗议北京的《一国两制白皮书》要求香港法官须爱国,陈文敏(前排)亦参与其中。

林郑改变有限 政治封闭成绊脚石
造成今天的风气,归根究底是政治问题。无处疏导矛盾是一大原因,政治上的封闭性把人推向极端。上届行政长官梁振英任内,是回归后社会运动最频密的时期。陈文敏慨叹,过去数年当权者把温和的大多数人对立起来,但林郑月娥接任一年以来改变却很有限,尤其褫夺议员资格和限制参选权等法律争议,令民怨更难纾缓:一个不包容的社会,是没有办法平息反对声音的。
Bildergalerie Ich gegen die Welt (Reuters/B. Yip) 
                      警民对峙场面近年常在香港出现,陈文敏认为社会对立令改革寸步难行。

无论是激烈的冲击场面,抑或相对平和的游行集会,近年香港社运往往演化为警民冲突。大部分示威者遭起诉的罪名,例如非法集结、暴动罪,都是来自殖民地时代订立的《公安条例》。虽然回归前夕一度修例放宽,但最终被中方成立的临时立法会推翻。联合国人权组织曾经表示,忧虑当局利用此例限制集会自由。梁天琦案判刑后,末代港督彭定康 (Chris Patten) 也发声批评《公安条例》容易被滥用针对社运人士。

身为人权法和宪法专家的陈文敏认同,《公安条例》赋予警方权力审批公众集会和施加条件,的确限制了表达自由。例如每年七一游行都有很多争议,这都是不必要的。警方责任只是协助集会举行、安排交通,他们凭甚麽不批准集会?即使届时有问题,警方完全有足够权力控制场面,为何还要有权7天前审批?

虽然赞成改革,他却慨叹社会气氛时不与我:政府应该放宽法律限制,让民怨有渠道纾缓 。但现在未必是最佳时机,当市民看到愈来愈多冲突,你很难引起社会共鸣支持收紧警权,达到共识。

社运出路:寻找最大公因数?
一片无力感弥漫之下,社会运动也陷入低潮。在这个十字路口上,人人都在问:出路在哪里?在他看来,此时正正也是契机。针对社会不公,可以有很多方法回应。 回想过去两年很多冲突是不必要的,冲突背后你只能拿到一时的传媒焦点,但你可以达到甚么?我觉得法庭一连串的判词反而让社运人士反思,暴力冲突根本无法聚焦问题。纯粹发泄不是我们社会要的东西,我们是否要用不一样的方法,有创意地把社会问题带出来?

任何社会运动一定要建基于大部分市民的认同,当你愈来愈背弃市民认同时,很多事你都很难改变得到。
Hongkong Demo 10.12.2014 (Reuters/A. Perawongmetha) 


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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