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长平:有组织有预谋地打破权力魔咒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8-04-25

长平:有组织有预谋地打破权力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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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起头来,看见蓝天之下,成群的大雁排成人字,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南飞,我们不会说它们正在犯罪;低下头去,看见泥土堆里,千百只蚂蚁协同配合,有组织有预谋地搬食物,我们也不会说它们正在犯罪。大雁和蚂蚁,也不必辩称它们是个体性的自发行动,只是碰巧凑到了一块儿,看起来像集体行动而已。

人和大雁、蚂蚁一样,是群居动物,也叫社会性动物,而且人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性,据此发展出我们为之自豪的人类文明。有组织有预谋地从事社会活动,既是人的动物本能,也是文明教化的要旨。地球上有一个地方叫中国,那里的民众却对有组织有预谋避之惟恐不及。很多人一起遭受了冤屈,自然而然地集体上访,却要佯装是分别行动,碰巧途中相遇;甚至青年学生学者组织起来定期读书,也会被警方以有组织有预谋为罪名抓捕;最新的例子是,北京大学十个学生,一起去向校方依法申请信息公开,被校方指控统一着装、均戴口罩,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而学生们竟然需要辩解称是个体自发行为。

有人可能会说,有组织有预谋之所以成为罪名,是因为组织者没有事先进行社团登记,活动前没有向警方申请。这是对社团登记的误解或者滥用。登记和申请制度是人的社会性高度发达的成果之一,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集体行动。只有当人们组织起来,需要更多的社会服务,比如需要组织名义的银行账号,需要警方维持秩序,或者更方便地和他人协商,借用公共空间,请求暂时让渡其安静,才需要登记和申请。组织一个读书会,邀约几场饭局,相互帮扶进京上访,在宿舍商量后统一着装去向校方表达意见,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但并不需要登记和申请。

有组织有预谋地犯罪,比如贩毒分子和恐怖主义,会加大罪恶的危害。但它错在犯罪,而不是有组织有预谋本身。

更不用说,中国的现实是,一方面最大最活跃的政党组织并没有登记注册,另一方面上访者、读书人和申请官方信息公开的学生,根本不可能获得登记和许可。

无论怎样限制和打压,人都要有组织有预谋地生活,而且随时随地,难以弃舍。将有组织有预谋污名化、犯罪化,那是反人类、反文明的行为。人们需要为有组织有预谋这样的本能和社会性辩解,这是极其荒谬的现象。

专制体制就是性侵体制
中国高校屡屡曝出教师利用职权性侵学生的丑闻。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长江学者沈阳被指控,二十年前性骚扰导致其学生高岩自杀。当年校方进行了调查并给予沈阳处分,舆论认为校方包庇沈阳,处理不公,为此,岳昕、张震林等北大学生要求校方依法公开当年的相关信息。

校方以当年会议未留记录、别的文件因工作失误找不到了等理由拒绝公开信息,明显敷衍塞责,同时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打压学生,多次约谈至深夜,而且还在半夜一两点召来家长,闯入学生宿舍要求删除网络文章和手机信息,甚至以影响顺利毕业进行要挟。岳昕的母亲在高压之下,嚎啕痛哭、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胁,她不得不随母亲回到家中。但她仍然勇敢地发表了公开信,向校方提出公开承诺不施压家长、不影响其顺利毕业等要求,并声明保留法律诉讼权利。

岳昕的反抗在中国社交媒体引起巨大反响,官方紧锣密鼓地贴身删帖,但是她的公开信、过去的文章和访谈,以及网民支持和讨论的声音,仍然以各种形式顽强登场。具有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三角地甚至出现了声援勇士岳昕的海报,在六四之后官方严防死守、力图摧毁三角地的情势之下,这是极其罕见的勇敢抗议。

在西方“Me Too”运动激励之下,中国学生反对性侵,合理合法,北大官方何以阻挠?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专制体制就是性侵体制,大小官员一旦被反腐,指控中几乎都有利用职权性侵或强奸这一项。他们未曾落马之时,跟现在正执权柄的官员有什么不同?护沈阳之短,就是为自己遮丑,并让这种性侵体制长治久安。

这就毫不奇怪,官方打压反对性侵的女权主义活动和大学生行动进行的用心,远远多于防范性侵本身。但是,他们毕竟不能公然以护短遮丑维护性侵体制作为理由。于是,像巫术咒语一般笼罩着中国社会的有组织有预谋等话语大棒就被随手拾起。

坦坦荡荡地接受境外资金,联系境外媒体
同样被反人类、反文明地污名化、犯罪化和魔咒化的另外两个话语,也同时用来指控这些要求信息公开的学生:获得境外资金资助和联系境外媒体采访。
异议人士、人权律师和女权活动家都不得不为这些罪名辩解。再次,中国那个未经登记注册的最大政党,也就是权力无处不在的执政党,从其诞生、壮大到夺权的暴力革命过程中,无时无刻没有接受境外资金资助。甚至在建政之后,枪毙、斗死、饿死、关死几千万人,把国家搞到民不聊生,不得不改革开放,再一次靠巨额境外资金支持维持了统治,发展了经济,甚至大国崛起

尽管境外资金资助过这样的权力怪兽,但是,相对于被这只怪兽控制的大多国内资金来说,境外基金会仍然具有更加合理的申请、批准和监管机制,也有更加人性、公正和远见的项目诉求。直到今天,境外NGO投入到中国的钱,大多数进了政府的腰包,但是其余部分仍然为中国的扶贫、教育和公民社会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果中国大学生以申请到国内奖学金感到荣幸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们更应该坦坦荡荡地为获得境外资金的资助而自豪。

至于境外媒体,尽管它们并不总是能准确报道和深入分析,但是比起公然姓党的中国媒体,其更多元化和更公正性无需辩论。在人权、言论自由和信息公开等特定议题上,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要比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正当得多,也正直得多。

來源:德國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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