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北京权力的失控:意外事件成了必然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6-02-17

北京权力的失控:意外事件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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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元月17日,中国研究院在纽约举行第27次研讨会,还原香港铜锣湾书店数名员工相继失联的始末原委并解读其寓含的意义,来自美国纽约、新泽西、康州和麻州的十多位学者、律师、 诗人、作家和媒体工作者,各抒己见。《调查》记者沈峻、高伐林根据录音整理了发言纪要,并经发言者审订校正,全文将发表于《调查》杂志。

何频

何频(明镜集团创办人):

社会大的变革,往往不是出自精心的顶层设计,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一些意外所引发。这个意外事情发生之后,当代的政治观察家或是后世的历史学家,赋予它很丰富的、很合理的逻辑、动机与意义,但这一事件本来的面貌,未必真是这样完美。

对铜锣湾书店这件事的判断,首先要辨识清楚:是中共有计划的政治行动,反映了政治手段、政策的蓄意改变,甚至标志着一个政治时代的开始;还是一次意外的错误、犯罪事件,最终引起了一些完全出乎当事人意料之外的连锁反应?

这件事不管起因如何,它造成严重的负面结果──达到一种什么样的高度了呢?可以说是1997年即香港回归以来最严重的一个政治事件,而且这个政治事件不会因为新闻自由报道的减缓而平息,它可能造成的伤害会非常漫长,除非有另外更大的一件事出现来扭转;是对“一国两制”最大的一次破坏,在严重程度上,超过了“23条”争议,也超过了“占中”──可以说超过了97回归以后所有的政治事件。情况真是非常非常严重,对于老百姓产生的恐吓和伤害效应,是真实、深刻的,恐慌所造成的负面连锁反应,继续在发酵。

对这个事情最终的评估,现在我们还无法做出,因为它还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间。但是在变化过程当中,官方目前为止的所有解释遭到严重的质疑:漏洞百出!因为,一切都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什么要非法绑架,为什么要越境绑架?

当然,我们追究这个事情的真相,不只是出于我们的良知,出于我们的职业道德,出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支持,或者我们对香港法治的捍卫,等等,这么一些层面。而且还在于:中共政治行为是否已经出现了本质性的变化?所谓“亮剑”,就是黑道化,就是突破国际政治最基本的伦理。

有些时候,历史事件刚开始变化的时候,显得诡异。比如薄熙来的事刚出来时,谁也不会想到居然是一个暗杀案件。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死亡,不合常理、不合法理,然后戏剧化地一步一步演变到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的垮台,一步一步演化到全国性的反腐败运动,令人意外。最近几年我们一直在讲“新四人帮”,指出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事件,到几天以前,中纪委的文章和习近平的讲话,印证了当时我们的基本判断:这就是一场政治的博弈!

我想说的是,中国未来的大变革也是一样的:有些事情发生,未必一定是通过精英集团的精心设计,然后按照这个设计来推行;很有可能,它就是一个意外的事件。这个意外的事件开始是粗糙的,然而最终发展的结果它是完美的──它是一个“完美的风暴”。

中共很多官员,甚至很多中国大陆的老百姓,讲起香港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在乎了:香港算什么?!随便掐死它都可以!你们还出那么多反动书籍,你们把香港变成一个反共的基地,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中国已经根本不存在对你香港的什么依赖性──对我们来说,你香港的价值降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如果这个逻辑真的成立的话,那中共就不必采用如此肮脏、如此阴暗、如此漏洞百出的绑架行为了。你完全可以更加明确一点,更加光明正大一点嘛,甚至可以采取某些司法合作的方式完成它。你采用了如此肮脏、阴暗、带来无数解释和想象空间的方式,这就意味着,这个事可能是一个尝试,可能是一个意外,可能是这个政治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的恶性膨胀的一个结果。

铜锣湾书店5人失踪事件,引起国际关注,成为世界媒体的重大话题。

过时的观念驱使干出蠢事

我不同意刚才贝岭先生和很多人对香港出版市场的描述。在我看来,香港出版市场,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中间已经萎缩得十分严重:一方面是电子化、全球化冲击印刷出版市场;另一方面,就是一些新闻出版业者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也缺乏起码的专业自律。虽然他们有自由出版书刊的权利,但是失去专业精神的出版物,对香港的出版市场,过去几年造成了几乎毁灭性的影响──当然,毫无疑问,即使如此,这些人也不应当遭受非法待遇。还有第三点:领导人、官员做出这样打压香港出版自由的决定,完全是过时的观念。现在人们看境外新闻,更多是用手机、电脑,出版物未必一定要通过印刷文本的方式才能传进中国。电子出版、网络信息速度、数量早就超过印刷品了,但他们还用大量的人力和精力去封堵传统出版品,成本很高,代价很大。

实际上呢,传统出版物并没有像贝岭先生刚才讲的有多样大的影响。也没有真正多么大的利益空间。查一查李波先生的房屋登记、财产登记,也不过就是一两千万港币,而且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原本就有积蓄的,房价也是在上涨的。他的这点财产、这点利益,在商人看起来微不足道,中国大陆许多知识分子不用弄这些也有这样的财力。

出版业不是一个获利很大的产业,也不是一个对中共造成真正挑战性的力量。很有可能,就只是某本书的封面或者某句话,刺激了某个领导人或他的某个亲属、或某个商人,然后就启动了这次愚蠢的犯罪行动。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次行动的背景,就像刚才军涛讲的,体现了整体傲慢、无所顾忌,而且错误地解读了国际政治中那些强力部门规避法律的行为,像刚才毕汝谐先生讲的,CIA的行为、以色列的行为。仔细判断一下那些行为,了解一下每个个案,中共就不应该受到误导:那些人是毒枭,是触犯国际确认的基本准则的重大刑事犯罪──像以色列,通缉追捕的是二战中血债累累的纳粹分子呀。阿海是一个小小书店的老板,李波是一个文弱的香港人,出版这么几本小书,难道能跟那些毒枭、那些纳粹分子相比吗?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所以,中共做出绑架这个决策的人,真的是落伍过时了,他并不了解现在真正威胁中共的,是你的微信,或者是你的微博。书籍的影响力大大被高估了!

这些书的内容呢,读者随便去翻一翻、看一看,会感到不过如此。真正了解政治的人,我这样的关注中国局势的人,我都不想看,也不相信其真实和可靠,不相信它们能帮助你更了解中国。比如传闻肇祸的是“习近平的六个女人”,我没看过这本书,但是我瞎想,六个女人,不外乎他的妈妈,他的老婆,他的女儿,他的姐姐,他的前妻再编一个什么“女朋友”,不就是“六个女人”嘛!当然有些人看起来会很不舒服、很不爽,所以要去教训一下──于是,乱来开始了。

这次香港反应这样强烈,国际舆论反响这么激动,贝岭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应当使决策者意识到了这个事情的成本:你当然是有力量的,可以抓人,也可以杀人,甚至可以逼着香港老百姓全都认输──光是供水,你就可以控制香港!1980年代我在深圳,就很清楚嘛,你香港人喝的水都是从大陆去的。我早上三四点到那个大铲岛,去看海关检查:从广州运过去鸭呀,鸡呀,鱼呀可以说中国大陆完全有办法叫你香港一分钟都活不下去,何况军队在那个地方。大陆警察,完全可以和香港警察进行某种配合,进行一些调查──你完全可以用这种办法来处理。但是,你就用了这样一种下作的、低级的、造成人心惶惶的绑架方式!

我觉得未必是最高层决定──是高层,但是这个高层不会高到最高层。

“一国两制”价值未丧失

这个事情是不是意味着已经到了可以不顾“一国两制”的地步?反正对台湾也没有示范作用了,当局就无所顾忌,可以肆意违反甚至抛弃?

对这种观点,我也是有所保留的。我认为,“一国两制”对于中国来讲,它存在的价值,不会因为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而完全丧失。因为对于中国来讲,让香港完全内地化,只不过等于多一个城市而已──多一个上海、多一个深圳、多一个广州,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有法治精神、有自由精神的这么一个香港的存在,它是亚洲的中心,是中国和西方社会接轨最好的黄金地段,对中国来讲,也是做很多事情最便利的一个地方。

“一国两制”不是简单的对台湾起示范作用,站在功利主义立场来讲,出于中共本身利益的考虑,就足以支撑它,让它维持下去,对中国大陆也是最有利的。否则的话,按照中共的政治教条、革命逻辑,早在1949年、1950年就应该干掉它了!

而且,设计出“一国两制”的理论基础,就是“承认我不行,你行,只好要你搞另外一套制度”。对于中共来讲,时机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自信:我就可以在香港无所顾忌。恰恰相反,通过贝岭,通过媒体,通过很多人权团体的压力,像梁振英的讲话,就非常清晰地表示了一种态度:你不能这样胡来。这样一种胡来,你是伤害了你自己最大的利益──可能满足了某一个领导人的要求,他说你们给我去收拾一下那个“乱写书的人”,但是,这种行径客观的效果,是伤害了你自己的“一国两制”、伤害了你真正的利益。

如果我这个判断是成立的话,那我们应该对这件事给予更严厉的谴责、更强大的压力,迫使中国真正的决策者,意识到这样的事情不允许再发生。如果连我们都认为,中共看香港就是无所谓了,怎么收拾你都可以,那么,我们谁都没办法最终逃脱中共这种强大的力量,它慢慢地就会延伸到唐人街来、延伸到法拉盛来我们所珍惜的一切都会毁掉了!很有可能最后伤害的不仅是香港,全世界都会受到伤害──我们以前讨论过这种后果。

现在情况未必严重到那么一种地步。合理地去解读这件事、它的真正的含义、真正的影响,才有可能找出更好的对策,也有可能起到某种良性的作用。假如我们完全把这条路堵死,认定这事就是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要收拾香港,都是觉得香港“无所谓”了,那我们开这个会,也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开这个会,不仅是要表明我们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还要尽可能地去寻求这件事真实的背景。这里我最后简单概述一下我的看法:这件事是一个权力失控的意外,但是这种意外,王军涛讲得很对,有深厚的政治背景。执政者有些带暗示性的讲话,或一些比较放纵的讲话,就似乎给了这种胡作非为一个理由。

现在,习近平自己还缺乏人马,正在集权的阶段、建立权威的阶段,各方力量都想尽办法保护自己,想尽办法争取自己的利益,或者想尽办法吹牛拍马。所以有时候,他们主观上可能是想“帮习近平的忙”,但是客观上,给习近平扩散了一个巨大的谣言──习近平可能根本不存在什么女人的事,民众也不知道有这种传言,但是通过这个绑架,就天下皆知了。本来那本书如果发行一千本或者五千本──我不知道有没有五千本,就是一万本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一绑架,这个“情人”传言反而扩散,也许全世界至少有一亿人知道了!第一,这件事落到习近平的头上,是对他个人名誉的巨大伤害──他得承担这个绑架书商、掩盖自己“情人”的责任;第二,这件事破坏中共承诺的“一国两制”,连梁振英这样一个中央任命的特首,都不能容忍,因为他知道,维护“一国两制”,对香港有好处,对中国大陆有好处,不一定是仅仅为了示范台湾。

这个事情怎样收场?不管是谁的责任,如果他们内部做出严肃的评估,相关人是应该受处分的,至少也得有人为此承担一定责任,至少这种行为会被阻止。当然,还有更大的可能,这件事就糊里糊涂拖下去,内部知道错了,但公开死不认错,在历史纪录上就让中共永远承担耻辱。

假如我的判断和分析全错了,等于我的逻辑全部不存在了,那我们开这个会还有多大意义?如果这样亮剑下去,那么更大的意外就会发生,更恶劣的后果也会出现,直至出现大逆转。

来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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