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活活痛死在红色十字架上的周恩来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6-01-10

活活痛死在红色十字架上的周恩来

艾蓓女士曾著作《叫父亲太沉重》描写周恩来活活痛死在红色十字架上的场景。以下内容主要来自孔捷生先生的文章《解咒年代:本世纪最后的黑匣》


七十四岁的周恩来有二十五年住在中南海,他终于要离开它了。在移驾至手术室和特设的病房暨办公室之前,他对邓颖超有很多嘱咐,其中特别的一项是请她将一个牛皮纸信袋交安然保管,等“小蕾”长大后,再交给她。邓说,她自己也有一个信袋要交给她,好不好放在一起?邓颖超的信袋有一叠钱和总理祖父、父亲及周自己小时候的旧照片。邓将丈夫的信袋放进去,却没打开,周告诉邓,里面是一千多元钱。

一九七五年一月,周做了第一次大手术,看来很成功;两个月后,病灶转移,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在这期间,他不曾稍息,与政敌明争暗斗,不分日夜地找人谈话。在王洪文动身到长沙告御状时,王海容、唐闻生也接踵而至,她俩是受周委托而来向毛汇报的。连极少出面的朱德也亲自给毛写信,寥寥数语,点出了《红都女皇》事件。这一回合,“左营”的凶焰受到了弹压,毛训斥了王洪文,在朱德的信上批示,骂了江青。

毛表示,人大的筹备和人事安排还是由周负责,毛同意了周的举荐,由邓小平主持党政工作。病得只剩半条人命的周当即南下向毛谢恩。此时,十七岁的“爱蕾”成了中原某医学院的“工农兵学员”,从县、地区到省里,各级招生委员会莫名其妙地一路给她开绿灯,却不知此人是个什么来头。而她果然严守亲人的嘱咐,断然舍弃了进京上学的诸多机会。

一九七五年四月,周靠近肝脏的大肠壁又多出一个恶性肿瘤,他请示毛,批准作第三次大手术。挨刀前夕,他招见了老部下及其妻子安然,后者和他谈女儿近况。他说:“我知道了,学医好,学医可以解除人的苦难,不过我是看不到她穿上白大褂了。”

周上手术床前,还细致审查了毛的白内障治疗方案,亲自试服为毛准备的镇静药,命令每日消毒手术器械,毛随时可能同意这起拖延已久的手术。但几近失明的毛还是坚拒,说:“医生的话不能全听,只能听一半。”最后竟是贴身护士小孟说服了毛。手术极顺利。病入膏肓的周提前两小时来到中南海“游泳池”,一直守候至手术完结。

但周的第四次手术失败,第五次大手术前,政坛再度风云变幻,毛开始“批宋江”,全党都得读《水浒》一百二十回本,读得津津有味而又不知所云。此时周瘦得不足八十斤,身高萎缩了一寸多。推进手术室前,他突然嘶哑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手术再次失败,癌细胞全身扩散。但是他的生命并不属于他自己,以叶剑英为首的那个阵营将他奉为“定海神针”,做了第六次大手术,周的膀胱及下体已烂掉,仅靠八根管子输液、输氧、排尿,吊着一口气。止痛药用到极限,周只能强忍剧痛。贴身警卫劝他:“您哼出声来吧,会好受些。”邓颖超却握着他的手:“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要坚强!”周某次从深度昏迷中醒转,第一句话是问主席身体怎样,继而问刘(伯承)帅病情怎样。众人感动得泪洒当场。

然而,周终于打熬不住了,他呻吟,哭泣,哀求医生:快打止痛针。邓颖超与医疗组商量,太痛苦了,让他这样下去,不如。但是,叶剑英一言九鼎:要想尽办法,能延长一天,哪怕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一切努力。周生命的意义已超越了这具气若游丝的肉身,成了一种象征。为了政治,为了党的至高利益,他必须活活痛死在这副红色十字架上!

在大小共十三次手术后,已是一九七六年元旦,周距生命的终点还有八天。叶剑英天天来看他,直到周已语不成声,还把耳朵贴到周的嘴边。一次,叶挥退所有警卫和医护人员,下令连送水送药也要按门铃。两人密谈了一个钟头。叶临走对警卫说:“你们准备好笔纸,二十四小时守在周身边。周原则性强,很多事闷在心里不讲,最后有什么话,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然而,警卫最后交给叶的只是白纸一张。按指示安放在床边的录音机也只录下一个字。周含混不清地吐出这个字时,邓颖超在他身边,听罢就离去了。

周过世前的最后两日,邓颖超没来过。他死得极其孤苦,咽气时身侧没有一个亲人。后经反复测听录音带,周吐出的最后一个字,应该是:“信”。没人能破译这个字的含义。周死了。

噩耗第一时间传到中南海“游泳池”,报讯者把写成字条放在外间客厅的桌上。护士小孟闻声出来,读毕独自垂泪。毛此时在床上翻看《鲁迅全集》,小孟回忆说,她将字条放进兜里,不敢即刻告诉主席。字条耽搁了六个钟头,直至下午政治局送来了讣告的清样,毛实际上还不知情。直到他午休起床,精神看来不错,小孟才在读报读文件时把讣告插在中间读给他听。

直到追悼会开始那一刻,仍苦等着这尊超神宣示一两句什么,或在某个仪式上露一面。中央警卫局已勘察好行车路线,轮椅和氧气袋也备齐,随时等待着毛参加遗体告别、吊唁或者追悼会。然而,毛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护士小孟曾给汪东兴打电话:“总理的追悼会,是否问问主席参不参加?”汪答:“政治局没发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就不用问了。”

安然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在花丛之中,她看到了自己献上的白马蹄莲,及静卧在党旗下的周。守灵的邓大姐向她伸出了手,而安然的身后并没有女儿的身影。女儿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时,灵车已远去。

几经翻覆,神州巨变。“爱蕾”毕业成了医生。八十年代,她被调入北京某部队,拿的是笔杆子而非枪杆子。过问她的人事调动之人,其地位之高,排在屈指可数的那三几人之列。但,她竟然还是背叛了自己本应身属的那个阶级。

最后一段插曲--继父通知,邓颖超要见她。“爱蕾”去了,邓陪她仔细看了一遍周的故居,说了很多话,最重要的那几节是:“现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正编写总理的传记。我想让你参加这个写作组。不过你不是党员,进写作组名不正言不顺。你把总理过去给你们的信件字条收集一下,再写点回忆文章,一起给我,我看看能不能把你推荐进去。”听者却十分警觉,断然拒绝。

邓颖超开始发怒,展示了与她的固定形象大相径庭的另一面:“我知道你们盼着我早死!你们可以任意篡改历史,给死人脸上抹黑,无视党和国家的尊严,无视他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她又一字一顿地强调:“历史是不容篡改的!”两代人谈得极不愉快。

临别,邓颖超忽又冒出一句:“你医生当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写作呢?”不知是否从这一刻起,“爱蕾”萌生了写一部大书的念头。

现在,应该把称呼改一改了。《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艾蓓,于一九八九年初应美国新闻署的邀请短期访美,未几爆发八九民运,接着是“六四”事件她被搁浅在新大陆美国。一九九三年底,她完成了这部书稿:“我用最粗浅的线条将它勾勒出来--你以为这是个编织的故事?是个爱恨交错的凄婉童话?”“不!这是历史。你和我都在其中。”

艾蓓这四十万字的巨制,给历史故宫中的徜徉者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考查角度。关于邓颖超,艾蓓的刻划异常生动和犀利。摒去她个人与邓间微妙的心理对立和磨擦,就细节而言,相信与历史真实并无大的出入。此处将绝大多数与邓有关的细节抹去。愿知其详,请读艾蓓的原著。

关于“安然”,这是另一个活着的人。书中的描写则较为逊色。艾蓓告我,她太爱她妈妈了--所以无法写得好。她母亲自始至终都在阻止她写这本书,但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她母亲在捧读它时之老泪纵横。

至于知道此事的人,当然还有不少尚在人世,有的仍在出将入相,身居至尊的高位。如果他们掷下话来,谓:“这绝对是子虚乌有!”我们将由此对这些大人物的党性与德性,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个机制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不过,想他们都会三缄其口,良心与党性各自相安无事。若是少壮官员出来指斥及证伪,倒觉得不足为怪。诚然,他们背地里自会再三细阅这部书,他们自己不免也觉出了往昔“党内生活”的阴暗可怖。

来源:《解咒年代:本世纪最后的黑匣》/ 孔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