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为什么贪官都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主儿?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5-12-31

为什么贪官都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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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内地媒体20151225日的报道: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在南宁市中级法院受审,被控2000年至2014年索贿、受贿1.1亿余元。万庆良当庭认罪悔罪,痛哭流涕。他说,之所以从高级干部沦为犯罪分子,最根本的原因是严重缺乏政治定力、严重缺乏宗旨定力、严重缺乏理论定力、严重缺乏法纪定力。他表示万分悔恨,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家人。恳求法庭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体制不改,旧的大老虎倒台,新的大老虎又产生了,体制决定着民众悲催的命运。

可就是这样一个贪官,在台上时说的反腐败的豪言壮语听起来也是让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人们通过他们的话,感觉到共产党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党,党有救了,国家有救了,人民有救了,中国有救了。人们愿意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共产党走,就有希望。

万庆良说:「请大家首先从监督我开始,领导干部从我带头,绝不插手任何土地、工程、项目。」「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诉;对腐败分子露头就打,绝不姑息,坚持『虎』『蝇』一起打。」「有没有插手工程土地项目,有没有买官卖官,有没有运用书记的权力来谋私利,这三个方面我请大家都来监督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请及时检举。」「我工作了二十多年还没买房,住的是市政府在珠江帝景130多平米的宿舍,每月交房租600元。」

说得真好听,可是恰恰都是他说的地方,也是他腐败的地方,恰恰是他说得最好听的地方,也是他最腐败的地方。

联想到周永康、徐才厚,再联想到那些被打下来的大老虎们,万庆良们,为什么何以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呢?

从根本原因来说,还是体制及其体制运作逻辑的问题。这种体制是专制体制,用意识形态的话语来说,是高度集权的体制。体制运转的逻辑是向上负责的逻辑,而不是向下负责的逻辑。向上负责的逻辑眼里是没有民众的,即使有,也是口头上有,实质上没有。因为他们知道,没有民众,就没有税,没有税,他们就活不了。但是依靠民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民众,而是为了他们的升迁,享受荣华富贵,而这些,民众给不了他们。他们的命运都由上级决定。

中国的体制是从苏联搬过来的。对此,邓小平承认,就是这样的体制,在苏联也不是成功的,否则就难以解释苏联瞬间灭亡的问题。

24年前,戈尔巴乔夫辞职,苏联解体。中国专家总结的教训是: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文化科学垄断;苏联没落实三个代表,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官僚特权阶级搞腐败失了人心;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党内斗争、思想不统一;苏联领导人搞新思维;民族矛盾;苏联共产党演变成为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党内出现反对派等。当时描写苏联失败的原因时有这样一个细节描述道:苏联一个老太太说,谁让我好好活,我就拥护谁。

苏联的体制失去了民心,民心又让苏联体制倒台。

照搬苏联的体制不成功,所以中国对此进行了改革。只是改革了三十多年,只改了经济部分,由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从1989年之后,基本上就没动。政治体制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经济只看不见的手手拉手,把市场经济变成了官场经济、权贵经济、腐败经济。

市场经济养育了一批大老虎。

这种体制及其运转逻辑不但养育了一批大老虎,而且还滋生了为腐败张目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概括起来就是中国特色论、中国模式论。这种中国特色论表面上是反腐败的,实际上是捍卫腐败的。没有腐败,腐败意识形态活不了。没有腐败的意识形态,官员也腐败不成。二者只有相互配合,才能相得益彰。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的意识形态腐败论。腐败官员们都握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也都掌握着绝对腐败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当他们腐败的时候,他们会说,腐败不可避免。当他们反腐败的时候,他们都扮演着大义灭亲、大义凛然的角色。他们会演戏,而且把戏演成绝响。只是骗了没有识别能力的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又因被腐败的意识形态话语毒化,他们仍然觉得腐败只是极少数人。每一个腐败分子被揪出来,民众都山呼万岁,衷心拥护,全没了对绝对权力应有的警惕性。

体制不改,旧的大老虎倒台了,新的大老虎产生了,旧的万庆良下去了,新的万庆良们又上来了,人民会一个又一个地不得不地养育着大老虎。体制决定着民众悲催的命运。

只有主权在民,人民握有选票,才能决定官员的命运,到那个时候,中国才能彻底地好。

来源:东网 / 木然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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