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中国经济是出了大问题, 人民日报“权威人士”没有说出真相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5-06-02

中国经济是出了大问题, 人民日报“权威人士”没有说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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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御用党媒《人民日报》在525日发表了《正视困难 保持定力 前景光明──本报独家专访权威人士,解析当前我国经济大势》一文,如此大篇幅高规格谈论经济从侧面反映出现在中国经济之严峻,而权威人士的神秘性更是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再加上近几日习近平先生到浙江调研东南沿海经济现状,以及李克强先生马不停蹄到拉美当“促销员”,这些一一证明现在中共最高层的主要关注点已经从政治上的打虎拍蝇猎狐转向经济上的维稳促增升级。

可以肯定的是,所谓的权威人士并非外界猜测的某位德高望重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比如厉以宁等),或者某位身居高位的体制内官僚经济学家(比如刘鹤等),甚至或者最高层习近平李克强,其实权威人士并不存在,只不过是一个综合代表而已,但是权威人士的回答还是明确代表了目前中共最高层及智囊对于经济的整体看法和挽救经济将会实施的措施,同时中央最高层也借权威人士之口呼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齐心协力,不要再只顾地方私利而导致整体经济无法收拾。当然了,这其中还存在许多的空话套话和正确但却无法实现的废话以及假话反话,在此笔者略去空话套话和废话,重点详细解读一下权威人士的回答中的那些“干货”是否真正权威准确,其方法是否真正有效可行。

权威人士并非外界猜测的体制内官僚经济学家(比如刘鹤)。

关于第一问: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回答分析

权威人士认为:

【增速回落是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今年以来,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中央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创新宏观调控方式,以全面深化改革促发展、调结构、惠民生,赢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总的看,经济增速符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预期目标,当前经济运行在意料之中,仍处合理区间。

以一季度为例,虽然增速有所回落,但这是一个让人“不难受”的速度,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既有“面子”又有“里子”。从主要经济指标看,一季度GDP增长7%,合乎预期,在全球范围是很快的,而且在基数较大的情况下,我们的增量也较大;城镇新增就业324万人,就业形势平稳;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同比增长8.1%,各项民生指标继续明显改善。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相继出台,一些新增长点破茧而出。经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社会大局稳定。

尤其要看到,在增速放缓的同时,经济发展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结构调整稳步推进,转型升级势头良好,出现了新的积极变化。产业结构方面,服务业跑出了“加速度”,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的趋势更明显。需求结构方面,投资增速虽有放缓,但消费增长比较稳健。收入分配结构也在持续改善,农民收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里人,城乡居民的收入倍差在缩小。一季度单位GDP能耗同比降了5.6%。一些新主体、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动力在加快孕育。

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短周期看可能是严峻的,需要认真对待,但从更长周期看,又是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现象。”】

不知道权威人士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真的幼稚无知,仅仅凭借统计局人为“加工制造”的数据就认为经济增速合理而且转型升级形势良好,此外除了这个7%的数字,其列举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和居民收入水平数据也纯粹是自欺欺人,而且可笑的是,作为国家经济总管的李克强总理居然也频频列举这些数据来证明中国经济形势良好,你没有当总理前就知道GDP能够做假,难道你不知道这两个数据也可以做假,而且笔者可以告诉你,这两个数据近年来的水平远远超过了GDP,比后者更假,就如最近大陆《财经》杂志曝光的辽宁省(文章称A省)经济数据全面严重造假案例,造假程度不再是增加一点减少一点的问题,而是将大幅下降改为大幅上升的完全颠倒黑白的严重问题,而且不仅是GDP造假,几乎所有重要数据都全面造假,这样的省份在中国绝不止辽宁一地。

此外,由于去年到今年电商的迅猛发展,城镇里就有数以百万计的经销商陷入失业或者没有收入甚至亏损的隐性失业,特别是去年到今年实体经济的全面萧条以及东南沿海大中型制造业企业“机器换人”,又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失业,这些新增324万的就业不知从哪些行业诞生出来的,难道都是快递工?如你所说:“经济增长说到底是为了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有活干,有钱挣,”但现在许多人的情形是“没活干、没钱挣”,不信你去问问广东、浙江等地的中小制造企业、房地产建筑行业、石化行业、钢铁行业等多个行业的农民工就知道了,人民群众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能够充分理解当前增长态势,普遍的怨声载道,不要以为打打老虎、拍拍苍蝇就能消除民众的怨气,做埋头鸵鸟充耳不闻实为下策。

最近《财经》杂志曝光的辽宁省经济数据全面严重造假案例。

权威人士认为:“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小,但并未出现断崖式的急速下滑,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经济波动幅度也比现在大。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有世界最高的居民储蓄率和最大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经济韧性大,制度优越性明显。只要把握好,就出不了大问题。”

中国经济不是出不了大问题而是出了大问题,如果纵观历史,目前的大问题根本原因是中国整体经济结构自90年代以来迟迟无法真正转型升级,处于低技术低利润高污染高损耗的第三流层次,无法达到高利润高技术低污染低消耗的第一流层次,直接原因是欧美等世界经济因为08年金融危机的重创而无法真正完全痊愈,导致需求减少无法满足中国过剩产能,以及中共四万亿之类超量货币放水、过度依靠发展房地产等透支经济来饮鸩止渴、各级政府压榨民众、民营企业而过度低效投资铁公机等大型基础建设等等,原因太多,不再一一列举。

至于世界最高的储蓄率,笔者可以告诉权威人士,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是世界数一数二,世界银行2010年底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共高官在解读存款保险制度时也公开说过,99.6%的居民存款不到50万,许多人财产主要是房产,假如房价大幅下跌立刻变成负资产。而这0.4%的人主要都是各级官僚及其亲属、有关系的富商等,希望依靠这些人的消费来拉动经济纯属妄谈。

至于最大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也纯属笑谈,至少到目前为止高层喊了20多年的转型升级、技术创新无法实现,真正对经济有现实意义的无非就是每年增发注水超量货币,政府低效投资各种基建等屈指可数的政策手段。

关于第二问:经济运行走势分化的回答分析

权威人士认为“因为全球供求格局变化了,国内又进入“三期叠加”阶段,当前确实存在经济运行走势分化,结构调整正逐步深化。综合看,凡是主动适应新常态,注重调整结构、需求分析、创新驱动和质量效益的,努力走向产业中高端的,发展势头都不错;反之,压力都比较大。

从区域看,东部地区调结构动手较早,开始企稳向好,有的甚至较为乐观,对在新常态下爬坡过坎信心更足了;而部分地区,包括一些能源资源大省、前些年主要靠投资拉动增长的地区,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有的也知道要转方式,不转不行了,但还要一个过程。

从产业看,产能过剩行业和“两高一资”行业用电、生产、投资、效益等指标下降,而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增长相对强劲。

从企业看,一些技术含量低、产品缺特色、调整不及时的企业生产经营普遍困难,有的已停产半停产;而善于捕捉市场机会,重视满足个性化需求、有品牌价值、搞技术创新的企业,日子比较好过。

结构调整是新常态更本质的特征,调结构必然带来阵痛,需求结构、生产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商业模式等目前都在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产业重组加快。同时,部分领域、产业和地区经济风险有所加大。必须看到,结构调整是一个需要不断往前推的过程,也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这一关我们不得不闯过去。”

新常态是浆糊,什么地方什么东西都可以糊上去,现在结构转型升级外面也涂上了一层新常态,但是这种空虚口号和以前的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之类一样,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关于新常态笔者早已在《习近平先生的新常态是中共乃至中国的旧恒态》一文中详细论述。

东部地区如广东浙江确实很早(10年前)就大喊“腾笼换鸟”,主动调整结构,但是现实是“麻雀走了,金丝雀却没来”,东莞等地中小民营制造业普遍出现倒闭潮搬迁潮,笼子空了却没有多少高质企业进驻,反而是外资大量撤资关厂,全国各地工业园区到处是厂房转让转租标牌。

习近平先生的新常态是中共乃至中国的旧恒态。

权威人士所指的“一些能源资源大省、前些年主要靠投资拉动增长的地区”明显指的是东三省,但是稍微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预知现在东三省的经济惨状就是未来10内中国经济的惨状,因为全面腐败而无能低效的政府等部门官僚阶层利用各种触手吸干了财富,土地、铁矿等资源被提前开发而枯竭,过度开发的房地产透支了未来几十年,各种商业、社会资源和工作机会等被特权阶层霸占导致年轻人才不断流失,环境严重污染,钢铁企业为典型的国企竞争效率低下无法转型升级等等,这些东三省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正是中国全国的代表。

中国的各种产业和各种企业到底升级到什么层次,其实看看中共发布的中国名牌产品就可以知道了,虽然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少数产业达到了国际二流实力,但是中国真正在国际上叫地响的企业和产品屈指可数,以国有垄断银行为典型代表的那些大规模高利润企业只是依靠垄断权力而取得这样的成绩,实际竞争实力仍旧属于世界三流。假如“高技术产业增长强劲”,那请举例那些产业以及其中的企业增长强劲,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想必权威人士必会一时语塞。

08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民营制造业的打击是致命的,当时就出现了倒闭潮,中小制造业的整体元气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中共主要依靠房地产和基建维持表面经济增长,而中小企业主则是依靠炒地炒房,到现在炒股维持,继续保持实体主要是为了建立融资平台,难以指望获得利润。但是民营制造业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国有银行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因为其占据经济的主要份额,创造了大多数的就业,同时国有银行为代表的国有企业主要就是压榨这些企业而取得巨额利润的。

关于第三问: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回答分析

权威人士认为“要高度重视应对下行压力,但也不必惊慌失措。宏观政策要保持定力,稳字当头,并注重“三个结合”:一是近期和长期相结合。二是发展和改革相结合。三是国内和国际相结合。”

这三个结合纯粹是空话套话,地方政府高官不是党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理性人”,而是以自身私利为重的“功利人”,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升官发财还是会招商引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且中国也没有那么多高技术低污染的优质企业来满足各个地方政府的胃口。因此以牺牲资源环境、压榨本地劳动力为代价的老路子仍会继续,对于过剩产能(具体而言是多个企业),除非中央政府点名淘汰,否则地方政府肯定会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拖延下去,同时由于地方官员主政一方的时间比较短,为了自身升官发财,肯定竭力扩大包括过剩产能在内的各种产能以便提升GDP等数据,甚至不惜为此造假,绝不会采取长期政策为后任做嫁衣,比如遗留大量的财政资金给后任,在任官员都是通过各种工程等吃光分尽,甚至大肆举债留给后任,自己任满就拍屁股走人,管我走后洪水滔天。权威人士提倡“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劲头,有的可能需要两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在一定时期内不要说全面收获,可能早期收获都见不到。”笔者可以明确地说,这些话地方官员肯定视若无睹。

权威人士认为:“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这就要求投资本身有可持续性,解决好投什么、钱从哪里来的问题。首先是方向,必须选对项目,力求有市场,有长期回报,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投入到符合发展方向的地方。其次是资金来源,我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能不能把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是支撑稳增长的关键。目前居民储蓄率很高,海量资金无处可去,人们难以获得可持续的财产性收入;可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和重大建设项目缺乏资金保障。所以,财税、金融、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整体推进,特别是要打通投融资渠道,挖掘民间资金潜力,让更多储蓄转化为投资。”

“一带一路”包括亚投行,基本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这说明今后中共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还会将政府投资作为拉升经济增长率的关键手段,因为这种手段最简单最容易短期见效,各级官员既能完成最高层的保增长的政治任务,又能捞到大量好处,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至于权威人士所说的选对项目,那就像其认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归根到底要靠创新、靠转方式调结构一样,属于正确但就无法实现的废话了,地方主政官员只会选择最方便自己的项目,其次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关系”,自己吃肉也要给下属喝点汤,好处共享,免得得罪人被举报,老百姓的利益是最后考虑的,因此各地才会有数不胜数的低效重复投资,比如一条路建了扒、扒了建,比如许多城市上马如鸡肋一般的轨道交通、再比如什么雨污分流等等。

目前最热门的基建无疑就是中央的“一带一路”规划,再加上强制命令的各地方政府的相应配套规划,其规模将达到十万亿以上级别,不过所谓的“一带一路”规划就像之前那些低效基建一样,只不过挥霍民脂民膏粉饰GDP脸面而已,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经济的本质问题,而且所谓的“一带一路”包括亚投行,基本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如权威人士所说投资需要大量资金,而现在各地方政府早已借了一切可以借的钱而负债累累,因此权威人士把脑筋动到了居民储蓄上,这就是最近政府力促的PPP发展模式,以及鼓励居民购买地方债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此外还有现在政府主力抬升股市吸引平民散户为上市企业提供资金等政策。但是如前所说,权威人士没有想到的是,绝大多数的储蓄集中少数人手中,这些人可不是幼稚的普通居民为国家做贡献,这些人只会炒作楼市股市乃至近年来大蒜、糖等生活必需品(特别是现在大幅推进价格闯关,许多资本将进入水电等民生领域,为了获取高额回报,必将大幅提高价格,压榨底层平民),损国肥私、损民肥私,推高经济金融风险。此外,中国股市的圈钱本质也导致散户资金不会流向实体生产发展,只会流到少数人私人腰包,中国股市涨地再高也无法帮助上市企业成功转型升级,只会让其像吸食鸦片一样加速堕落恶意圈钱上瘾。

权威人士认为:“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作用。适当调工资、增收入、完善社保制度都是必须的,同时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有针对性地挖掘消费潜力。在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大量人口由农村流向城镇,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将会进一步扩大消费。数千万贫困人口消费倾向最高,加强精准扶贫,增加他们的收入,可以转化为新的消费热点。对于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群,应提高消费品质量和社会服务水平,使消费者敢花钱、愿花钱。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是可观的,一个黄金周就能在境外刷新人家的销售纪录,关键是我们要有令人心动的有效供给,有让人心安的产品质量。现在,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对质量好、服务好的消费品和服务性产品需求很旺,如果能有效激活,会形成巨大的增长动力,留住宝贵的消费资源。”

权威人士对于消费的理解非常正确,调工资(比如增加最低工资)、增收入(比如增加公务员工资)也正是中共正在做的,但问题是这些福利能够辐射到多大的范围,是公务员等少数人还是全体民众,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贫民都是取多予少,况且大量农民工失业,希望贫民大幅增加收入而促进消费,那属于痴人说梦。况且大多数底层贫民早已被“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座大山透支完了几代人的消费能力,又不像官员拥有那么多的房子,可以享受低支出高回报的教育医疗资源,既没有实力也没有精力来扩大消费,为政府保增长做贡献。

对于高收入人群,权威人士肯定是受到了最近中国游客赴日“爆买”(日本媒体创造的称呼)的刺激,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对应的就是最近中共财税部门大幅降低化妆品等高档进口产品的关税,但是低水平的服务(比如各地经销商的坑蒙拐骗)不是几年时间就能追上日本的,再加上日本贬值、日本环境秀美等因素,还会有更多的中国高收入人群去日本爆买,权威人士恐怕只有眼红的份了。

关于第四问:经济运行风险防控的回答分析

权威人士认为:“风险防控对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从一定意义上说,防风险就是稳增长。不出风险,经济就能保持稳定增长。

当前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仍要引起高度警惕,借债还钱,天经地义。我国广义信贷和GDP之比是176%,比2008年上升了63个百分点。从结构看,这几年债务增长最快的是非金融类企业,其债务余额已占到GDP125%,在世界上处于高水平。高杠杆企业主要来自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行业、部分国有企业,要高度关注这些行业和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情况。在经济运行走势分化的大背景下,如果一些地区出现连续性下滑,也可能对就业带来较大影响。”

中共不会坐视地方政府因为债务违约而破产。

权威人士的这段话反映高层已经认识到了高杠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风险,但是为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面子欲言又止,没有指明真实风险的严重性,列举的这些数字也明显注水,并且自欺欺人地认为风险总体可控,前面已经指明现在中国实体经济的萧条,在此不再赘述。

权威人士指明“实现今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要把握好稳增长和控风险的平衡,特别注意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这说明中共不会坐视地方政府因为债务违约而破产。

权威人士指明“楼市正面临痛苦的去库存化阶段,有效消化房地产市场库存是一个现实问题,既关系到启动需求,又关系到化解风险。要抓住市场调整的有利时机,顺应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大势,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这表明中国楼市今后相当时期内仍旧会重点去库存,中央政府不会对楼市强刺激(当然地方政府的力度肯定强于中央),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将会继续保持低位,地方楼市价格不会上涨。

权威人士指明“从微观看,局部的风险该释放的也要及时释放,打破刚性兑付,反而有利于降低长期和全局风险。”这意味着不久后中央政府为保增长将放宽管制大力促进企业债、地方债的发行,同时今后将有部分地方企业(包括地方银行)出现债务违约甚至破产,而债权人自能自求多福,不要指望政府会兜底保障。

关于第五问:宏观调控着力点的回答分析

权威人士认为:“总体上还是稳字当头,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同时注重统筹协调、均衡搭配。把握好分寸,是宏观调控的关键,既不过头,也避免不及。今年的宏观政策主要注重两点:一是用多大力度,二是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措施。宏观政策要有一定力度,达到稳增长的效果,确保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但是,如果采取大规模强刺激和拼投资等老办法,可能会积累新的矛盾,使包袱越背越重,结构调整步履维艰。我们不是不要GDP,而是要有质量、有效益的GDP,这是“发展是硬道理”战略思想的内在要求。

因此,既要加大力度稳增长,又要坚定不移调结构、防风险、化解过剩产能、治理生态环境、努力改善民生,正确处理好这几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速滑出底线。积极财政政策要名副其实,在增加公共支出的同时,加大降税清费力度。目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全面上升,财政政策要把为企业减负担、降成本作为政策重点,谨防出现经济放缓、企业利润减少但税负增加的“逆周期”现象。稳健货币政策要把好度,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把钱花到实体经济上去。现在价格总水平涨幅较低,常规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有所加大,但也不能放水漫灌,而要注意“度”,注重精准滴灌,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又防止增加宏观经济的总负债率和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找到平衡点。”

笔者在此教导一下权威人士,既然已经不再迷信GDP数据,既然不在乎几个点的增长率,那为什么不再做得彻底一点,不要再为了保增长保中共(包括最高层领导)的面子而损耗民脂民膏来实施只私肥各级官员而对民众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低效基建工程,不要再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下属官员或者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忽悠,认为大力发展基建就能保障就业,一个大型基建只有很少部分利于相关工人,比如一个亿的工程一般也就能够保障一两百农民工的就业(各个工程情况不一,范围太大,在此只估算大概),大部分被工程介绍中间关系人、有关各级招标官员和各种相关工作人员、施工项目经理监理、验收人员和中标公司少数高层等等中饱私囊。铁路公路机场等大规模工程项目的贪污浪费最严重,有些甚至高达工程总预算资金(不是扣去成本的利润)的3040%%左右的资金被各级官员和企业高层贪污私吞,这和其它的政府物资采购价高于市场价数倍异曲同工,一百元的东西花两三百采购,其中一两百的差价被相关官商私分。

此外也不要再到处向亚非拉撒钱,送钱非但得不到危难时刻挺身帮忙的真正的朋友,反而是让他们不断得寸进尺地伸手,到最后反而成了不得不给,不给他就翻脸要挟,朝鲜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现在许多亚非拉无赖小国也是如此,把这些钱真正用于提高民众生活收入水平,比如完善社保制度、填补缺口,对中小实体企业真正减税,比如砍掉各种不合理税费,大幅降低增值税等合理税收的税率,将总体税率从现在的40%多下降一半,这些都比中共出台的各种顶层规划要有实际意义得多。

企业一年就要为一个正规工人上缴上万元。

报导最后权威人士认为:“受复杂局面和多种因素影响,当前社会心理预期处于敏感阶段,稳定预期至关重要。市场预期与经济发展可以彼此促进、良性循环。预期稳,信心增,有利于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的热情,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进而转化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明确的政策信号是稳预期的关键。应当看到,党和政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对企业家的支持是一贯的。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央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没有变,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方针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政策也没有变。”

这也是中共最高层借此稳定民心,重复中共对于私有民营企业的态度,当然地方政府可未必真心如此,如前面所说,地方政府各级官员都是典型的急功近利的“功利人”,管你企业经营艰苦还是死活,我照样吃拿卡要,GDP下降有上级领导顶着,不给好处照样整死你。

许多地方比如对于广东的许多小企业来说,虽然简政放权得到一定的实惠,比如现在公司注册不再程序繁杂地验资,所得税也不再汇算清缴,会计报表不再需要会计事务所出审计报告,工商年检也减免了。确实简化了许多事情,一年也省了二三千块。但是由于社保征缴力度增加,比如社保税最低额,广州一千多元,东莞六百多元,这样企业一年就要为一个正规工人上缴上万元,社保缴费差不多是到手工资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个支出量远高于减免量。工人要了没用,企业不交不行。而且对于许多偏远省份的农民工来说,这笔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要交15年,而许多农民工的流动性非常大,大多数人在一个工厂干不到五年,此外广东等发达省份和偏远省份社保不连通,跨省就基本作废了,农民工也不会到别的省份打工也基本不会再自己回来补缴。

此外,明面上的钱如注册费、检验费少了点,但是国税、地税、工商、技监、市证书中心等密切关系到企业的实权部门,仍旧变着法在暗面上捞钱,比如现在中央大力提倡“互联网+”,于是这些部门都借机强制要求企业安装各种软件,购买各种专用机器(这些软件和机器的生产商经销商大都有关系背景,价格明显高于市场正常价格),而且不止收一次,每年的软件升级、硬件维护都要钱。如果企业反对,各部门就立刻整你,比如三天两头查税、检验产品质量和设备,由于畸高的税率,绝大多数企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偷税漏税,轻易就能被抓到小辫子而重罚,况且这些部门还有中央政策规定这一尚方宝剑,更是有恃无恐,企业不得不老实顺从地挨宰,而这些钱的总额加起来,远远超过了减免的那些费用,成了以权谋私、吃拿卡要的新典型手段,企业的负担非但没有因为简政放权而减轻,反而是增加了,希望最高层不要志大才疏,真正与企业交心交流,不被地方官员迷惑了解真实现状,以免支持保护民营企业口惠而实不至。

最后笔者再告诫一下权威人士,不管政治还是经济乃至科技文化,人都是最关键因素,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科技文化问题的最根本源头都是在于人的问题,不解决各个领域其中涉及的自上而下的人的问题,就无法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你所谓的社会心理预期或者说抵制金融危机关键性的信心主要也是取决于人这个主体,多大程度上解决“治人”问题,就能多大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否则你的那些高见都是正确但无法实现的废话。

中国M2总量和经济总量比重以及每年的新增量让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认同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中国国家统计局以前公布的几个月特别是一月份的各项重要经济数据,又让人觉得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通货紧缩风险。这种矛盾的中国经济现象迷惑了绝大多数的海内外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权威,但和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等其它许多领域的矛盾现像一样,这种矛盾的经济现象其实并不矛盾,也能得到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中国经济存在的是通货的滞缩性膨胀,具体地说就是超量印发的通货货币集中浓缩在极少数人(比如官员及子女)或者极少数领域(比如房地产和大型基建),形成了流动性严重堵塞甚至停滞,造成中国大多数人(如底层平民)和大多数领域(如中小民营实体制造业)流动性严重缩减甚至枯竭。而为何会这样,同样是由于其中的相关人员思想素质低下,权威人士愿意有诚心探讨,那笔者也可以再进一步交流一下具体内容,在此不再赘述。

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

中国人整体(不包括少数)三流的思想素质决定了中国经济整体(不包括少数)三流的结构水平(低于一流的美日德,高于四五流的拉美非洲国家),经济整体转型升级的根本在于中国人整体思想素质的升级,否则一切口号政策都是无的放矢,难以奏效。

来源:明镜 / 张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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