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从毕节四小童之死看中国农村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5-06-15

从毕节四小童之死看中国农村

贵州毕节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小童喝农药自杀事件,这几天在大陆持续讨论。死亡的四名小童是兄妹,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为甚么小小年纪的他们会自杀?深入了解事件,你会看懂今天中国农村的种种。


今年4月,小童的父亲外出打工,扔下四个孩子自生自灭。他们的妈妈去了哪里?早在去年,她就因为忍受不了丈夫的家庭暴力离家出走。对这四名小童来说,贫穷固然是残酷的,但更加致命的其实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你可能会有两个疑问。第一,这四名小童是留守儿童,政府为甚么不管他们?要知道,毕节已经不是首次发生小童死亡事件了。早在三年前,当地就有五名饥寒交迫的小童,因躲在垃圾箱内取暖窒息而死。后来,有关部门确实做了一些工作,包括成立留守儿童基金来帮助类似小童。可是天晓得在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偏远山区,政府行政能力之低与贪污腐败有多么糟糕。反正,这些工作最后全都变成一纸空文,没有实际效果,所谓「基金」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像保护、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种事情,按照文明国家的经验,有不少部分是由民间组织承担的。但在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不允许民间自由结社,同时政府又无能力事无巨细地顾及所有地方,尤其中国那么大,中央政府的存在导致严重的官僚主义──这就是悲剧在中国一再发生的根本原因。

被体制扭曲的价值观

你的第二个疑问或许是,即便政府不作为,那么小童的亲戚们呢?左邻右舍们呢?他们怎么也能坐视小童的惨状,而不伸出援助之手呢?在很多香港人的印象中,中国农村的农民是非常淳朴且善良的。这种印象,大概只适用于1949年之前,传统中国农村的状况。在经历过打土豪分田地、文革、毁庙、掘坟、改革开放一系列运动之后,农村早已面目全非,旧日农村的社区凝聚力遭彻底破坏,农民人心亦大坏。

尤其是最近十多年,大陆政府努力向香港看齐,把土地买卖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于是,官僚和农民之间的金钱利益关系变得非常密切。中国有大量的暴发户,都是出卖土地之后的千万富翁,我们在香港的商场里也经常能看到他们。这些人的「致富」,给中国农村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现在的中国农民被体制扭曲成唯利是图、见钱眼开,传统的长幼尊卑、社会秩序迅速瓦解。

以前,在农村举办红白二事或者过年过节摆宴,一定是请年纪最大或辈分最高者上座。但是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在一些农村,谁是全村最有钱的人,谁就上座。兄弟之间,也不再按照年纪排序,谁赚的钱多,谁就是人们心中的「大哥」──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乃至于此!

所以你就理解,为甚么完全没人顾及毕节那四名小童的死活,因为他们家穷,穷就抬不起头,亲朋戚友能躲则躲,父亲必须外出打工。当利字被植入人们的大脑,并且成为衡量所有事物价值的第一标准后,太可怕。

人类学家费孝通过去研究中国农村,非常强调传统中国的乡绅阶层。中国是有数千年帝王专制历史的国家,同时又是个没有强烈宗教信仰的国家。如何凝聚乡村?在传统中国,乡村的治理往往是通过乡绅实现的。大陆学者吴理财在其〈民主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一文中曾写道:「在中国,三代之始,虽无地方自治之名,然确有地方『自治』之实。自隋朝中叶以降,直到清代,国家实行郡县制,政权仅止于州县。那时,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乡村公共事务主要由绅士出面组织,从而在客观上造就了乡村社会一定的自治空间。但是,与其说那时是乡村自治,还不如说是『乡村绅治』。」

不过,传统中国农村的这种局面已经荡然无存。如今中国的很多棘手矛盾,如城乡对立、三农问题等等,都源于此。该怎么办呢?需要的是政治权利回到民间,重新形成自治。换句话说,要打破中央集权政治权利自上而下的分配。这样亦可以将官僚主义体制的影响减少,重新凝聚农村社区人心。所以,民主化是中国的必然出路,只有中国人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才有救。香港人和大陆人的未来,大方向上完全一致,岂有矛盾哉?

来源:苹果日报 / 米立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