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公安与宣传 2015将正式推向大改革前台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5-01-09

公安与宣传 2015将正式推向大改革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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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年末,中国宣传系统迎来人事盘调整,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赴任文化部,另一名副部长黄坤明或因此“上位”,“中宣老兵”蔡名照接掌新华社,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蒋建国赴任国新办“笔杆子”接连调整的同时,深改组第八次会议召开,习近平讲话首提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剑锋所指之处,“枪杆子”即将迎来改革的变局。宣传与公安,笔杆子与枪杆子,是中共立国建政之根基,也是过去多年之间舆论民情诟病最多之处。

在中国,其中有两个大领域在近10年来颇受诟病。一个是伟光正的宣传领域,一个被称为“人民卫士”但又凌驾于众多权力至上的公安体系。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大改革路线图,以法治国都调高了人们的胃口。人们都希望看到中共在这两个领域如何改革,但过去的一段时期甚至连改革二字都只字不提。对此有北京观察人士据此,2015年是习近平改革攻坚之年,宣传、公安即为习所欲攻下的“顽石”,这两大领域的改革一直在做必要的预备,习近平深知,此二国家机器不进行变革,管理思路和工作方式不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全面深化改革”将成“空谈”。今年这两大核心领域的改革将正式推向前台。

四中造势“冷淡” 宣传口难辞其咎

发动群众,攻于宣传,是中共能够最终赢得支持,在大陆建政的不二法宝。从毛泽东在战争年代“一支笔顶百万兵”开始,中共办报历来相信“喉舌论”,宣传部门亦是国家机器。回首看中共建国前的宣传工作,不可谓不成功,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工作方式也在动荡年代随时势而灵活多变。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被中共视为“看家”的法宝,却在新世纪受到了严重的考验,从传播工具到受众,从报纸的衰亡到新媒体的崛起,新传媒的时代中,宣传部门却是完全缺乏自信、缺乏时代认识、更缺乏对中国社会变化认识的行政体系,它既不懂宣传,更不懂文化,甚至完全不懂中国政治的所以然。依然在原地死守着传统“意识形态”与宣传手法,停步不前。

外部环境的变化只是次要原因,冷冰冰的国家机器面具背后,管理手法粗暴,宣传手段单一,不懂时事、不解民意才是宣传部门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多维新闻此前就曾分析,中共宣传系统目前面临的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在于管理手法上的粗暴,平日不出事则罢,一旦有重大问题,就往往“删”、“封”了事,陈旧闭塞尽显人前。近年伴随传统媒体的衰落,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在工资、待遇降低的情况下,辛苦作出的报道又往往被宣传管理部门“一刀切”,时代已变,管理不变──从1989年《世界经济导报》被关闭,到2001年《大河报》批评河南政府副总编被换,再到2003年《南方都市报》案,《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2005年《新京报》撤编事件,2006年《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以及2010年《潇湘晨报》被整肃,对于政府简单化管理媒体所造成的不满,都直接促使媒体人“一忍再忍,无需再忍”的心态如火山积压后的迅猛爆发。

中宣系统第二个饱受诟病之处在于其自身想法上不能与时俱进,这就直接导致了宣传手段的单一。因此将很多中国政府本欲大力推动之事,宣传得乏味老套。从中国梦到四中,中宣部门频频失误,就以在201410月召开的四中而言,这次中央全会的核心是“依法治国”,在大的框架之下,枝蔓甚多。

从“法治”与“德治”的联系,从“党大”还是“法大”的辩证关系,再到中国传统经验所总结出的“中华法系”,习近平想要告诉全党和整个社会,他脑海中的“法治观”是怎样的。但是有一个好的起点和一个目标明确的终点是远远不够的,宣传部门的“不懂”和“保守”,让它在对于四中的宣传上除了按部就班的“老套路”外,就是“缺位”。

有熟悉中共宣传手法的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四中两个尤其强调的重点就是法治与德治之间的关系,是党与法的关系。这方面习近平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剩下的就是如何由宣传部门进行包装后“出售”给民众。但是在宣传时,就出现了法学家不懂中国传统国学,攻于国学的学者又对法学不甚明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们不会解释党、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法学院的教授们不愿也无力来接受“辩证”各方学者禁言,媒体也就“无米下锅”,而通常对于这些重要会议和文件的解读,宣传部门通常会将其当做“政治任务”交给各家媒体的。媒体无可奈何,宣传部门不仅没有起到“头马”的协调大局作用,反而也是束手无策,他们一直以来简单的管理模式无法应对“新理论”的传播需要,因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在对于四中的相关报道和后续造势上,出现了一种“冷淡”的气氛。

新闻传播和媒体管理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但是今天的宣传管理部门往往就是忽略这种规律,选人不贤,难与时俱进。这些失误都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个步入现代化国家媒体应有的水平。更进一步的说,宣传部门的官僚主义和教条思想都是官僚们的形式主义和专制所造成的。中共的不少观点、立场并不需要通过这种僵化的官僚体系来表述,更不需要那些越帮越忙的粗暴舆论管理思维,如果以如此过时的态度来认识今天中国社会的文化精神需要,那就不如不要这样的宣传部门。

虽然目前宣传部门人事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但是北京观察家将其视为“灌汤不换药”。因为如果主事官员的理念不改变,手法不改变,无论换谁,都是徒劳无功的。

错案不断待破局 习近平定调公安改革

若说宣传部门的管理手法简单、粗暴会引起舆论的反弹和媒体的不满,尚属“可以解决”的问题,那作为“枪杆子”部门有问题,就将不只是“纸上谈兵”了。此处所说的“枪杆子”不只是军队,而是广义上的“国家暴力机器”。毕竟军队作为枪杆子只是在革命时期有的概念,在和平时期,维护中共政权和社会稳定的,手中握着“枪”的是公安系统。而如果公安部门也用同样简单、粗暴的管理手法,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上访事件,后果之严重,甚至能够动摇中共执政根基。尤其在依法治国提升到如此高的位置时,公安系统的问题就是重中之重。

近日来中国舆情中一个热点话题就是对一些曾经冤假错案的重新“审判”。从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案到福建念斌案,用更直白的说法,公安系统一直在为自己曾经的简单、粗暴“料理后事”。其实这些都不是个案,近年来中国各地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而各地方公安系统在维稳过程中存在的处理手段,使得很多群体性事件如广东乌坎、四川什邡等“小事变大、大事变炸”,让中共在海内外舆论处于一个极为不利的境地。曾有不少官方内部人士评论到,今天中国大规模的上访事件,可以不客气的讲有一半以上都是公安体系造成的,尤其是在周永康时代,为了完成破案任务,以及体系内的腐败造成了大量的错假冤案。

虽然上一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一再强调创新社会管理,但是自薄王事件开始,中共发现,在重庆打黑过程中,公安系统存在很多漏洞,甚至包括薄熙来通过其政治局委员身份、不经过公安部直接任免公安局长等行为,都备受诟病;“陈光诚事件”发生后,中共开始反思地方公安在社会维稳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直到湖南称参与“六四事件”人士李旺阳之死最终将这种疑虑和不满推到了极致。此外,乌坎、什邡等社会群体事件未能妥善处理以及传言周永康受到薄事件牵扯等一系列原因,最终促使决策层下定决心要整顿和改革公安系统。而且从2009年开始的法院改革截至今天已经基本完成,从时间表上看,公安系统的改革也应当开始启动,以契合民意,大势所趋。因此在201412月份的第八次深改组会议中,中央层面首次有了“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提法。

正是因为宣传与公安两个系统有着如此之多的问题,因此对于它们的改革、整顿也被视为中共改革的两块“硬骨头”。甚至有消息称,中央层面所提出的“八项规定”,在这两个系统都推行的步步维艰。从这个意义上说,笔杆子与枪杆子,已经被推到了改革的前台。从全局意义上说,对与他们整个系统的管理方式的变革,将成为习近平任内完成“全面深化改革”最为核心的突破口,只要这两个突破口打开,很多改革工作会迎刃而解。

来源: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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