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下)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4-12-18

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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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吸取什么教训

一、对二战后的世界战略格局没有清醒的认识
二、在战略上中国自始就参与了朝鲜战争
三、战争决策的出台充满“个人说了算”特色
四、战争决策是否合理
五、战争目标定错及三八线的政治、军事含义
六、第五次战役问题
七、对自身短处和敌方长处认识缓慢
八、政治是有情绪的──后两年的战争
九、战争的哲学
十、从8个角度回味朝鲜战争



八、政治是有情绪的──后两年的战争

第二次战役后的外交斡旋中,“美国武装力量自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确定必须得到保证”是中方理直气壮的两条,而第五次战役后开始的谈判中,这两条不见了踪影。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争执最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二是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中朝方持上述主张,联合军一方则主张中朝军后撤3868公里,停战谈判不涉及撤退外国军队问题。谈判桌上谈不拢,于是演变成大炮和机关枪的辩论,联合军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空中绞杀战”。“秋季攻势”以志愿军阵地为目标,历时24天,中方统计歼敌7.9万人,中朝军伤亡9.1万人,以单位时间的伤亡计中朝军的损失强度超过了第五次战役。历时一个多月的“夏季攻势”以北朝鲜军阵地为目标,打完后中朝军宣布歼灭联合军7.8万余,未公布已方损失,夏季洪水成灾,中朝军供应困难,伤亡情况读者可以想见。

中朝军以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空中绞杀战”中的大量伤亡换取了联合军放弃1.2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要求。联合军的两次地面攻势只占领了6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与推进到朝鲜半岛蜂腰部(平壤、元山一线)的期望相差甚远,这是其兵力有限所致,美国又不可能为一场局部性热战调拨其它战略方向上的兵力。交战双方逐渐认同以实际控制线作为停战的分界线,但总体上看联合军在战略上是有优势的,因此联合军寻找其它议题刁难中朝军,冒出了战俘自愿遣返议题。中朝方主张全部遣返,联合方主张自愿遣返。为战俘遣返问题双方打起了政治仗、意识形态仗、面子仗。

1952411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必须遣返全部战俘》,声言:我方被俘人员必须全部遣返,如达不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斗争决不休止。5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反对美国扣留战俘》:“美国扣留战俘,是完全违反世界人类正义,破坏国际基本公约的非人道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谈判桌上的分歧照例演变成大炮和机关枪的辩论,为了迫使联合军接受全部遣返原则,195245月,志愿军各部开展了以“挤占”为目的的小规模战术反击,中朝军宣布进行了大小战斗1800余次,歼敌11.79万余人,未宣布已方伤亡情况。“挤占”没有挤掉自愿遣返原则,没有达到政治目的。

1952713日,联合军代表提出8.3万人的遣返数字,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7.68万人,占应被遣返人数的近80%,中国人民志愿军64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32%。愚蠢的第五次战役导致志愿军战俘的数量大大超过美军战俘,为美国搞政治操作提供了机会。

两年前意气风发地越过三八线的金日成对这场战争已经绝望了,他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文中说:“在过去一年的谈判时间里,我们实际上减少了战斗行动并转入了消极防御。这种状况造成了敌方在不停地使我方遭到人力和物质财富上的巨大损失,而他们自身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敌方利用这种形势提出了谈判中我方无法接受的要求。”自愿遣返对朝方来说是件无所谓的事,金日成急切地想按美军的条件停战。和金日成相比,中国的最高领袖更看重政治上的尊严,7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能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为了战俘遣返这个政治问题,志愿军官兵将继续付出血的代价。

195210,美军发动“金化攻势”,即上甘岭战役,战役历时43,在前23天中1545师伤亡8700多人,15军军长说“45师打得差不多了”,一个师近乎打光这种情况以前已经出现过几次了。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伤亡1.4万多人,其中阵亡7000多人,亡伤比例为11,而非正常的13,联合军伤亡9000多人,其中阵亡2000多人,志愿军以人命和联合军的钢铁作了交换。志愿军在上甘岭挡住了联合军的进攻,表明中国凭借人力资源的优势可以和美国继续博弈,宣传者感到非常振奋,把上甘岭战役升华成一次政治上的胜利,一种精神上的胜利,15军从此声誉雀起,盖过了38军。

1024日最高领袖在贺电《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中说:“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10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保卫和平,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奋斗到底!》。1952112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必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195212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责联合国“通过了一个支持美国政府违反国际公约、强迫扣留战俘的立场以利其继续和扩大朝鲜现行战争的决议案(印度方案),这一行动显然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周恩来与北朝鲜外相分别于1953114日和117日发出通告,拒绝接受印度方案。195327日,最高领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上声明:“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上甘岭战役为中方赢得了军事上的尊严,却没能转化为战俘遣返问题的胜利。195335日斯大林去世,继任者很快改变了对战俘遣返问题的态度,321日苏联领导人给毛泽东和金日成去信:“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同意苏方的提议,只补充一条“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在朝鲜战争的所有重要节点上,中国都是唯苏联马首是瞻,最后这一次也不例外。330日周恩来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声明》,表示:“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中方的声明表示放弃了2个多月前曾经坚持的立场。

战俘自愿遣返对中国而言是很没面子的,除去提前交换的病伤战俘,战后有1.4万多志愿军战俘去了台湾,回国的只有不到六千人,而同期没有回北朝鲜的人民军战俘只有不到一成。自19521月至19534,交战双方围绕战俘遣返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激烈残酷的战役战斗,志愿军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这都是无谓的牺牲,志愿军的血白流了。彭德怀后来回忆中方接受自愿遣返原则时曾有过遗憾而痛苦的记述,最高领袖后来也说:朝鲜停战协定就是妥协。

第一年的朝鲜战争是为争夺势力范围而打的战争,双方打了个平手;后两年的朝鲜战争是为谈判而打的战争,东方阵营实际上落败了,因为中朝方最初坚持的“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和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后来都放弃了,对中途冒出来的战俘遣返问题也放弃了,最后的停战协定基本上代表了美国的态度,谈判桌上的落败是苏联的总体实力弱于美国的表现。有识之士这样评价朝鲜战争的胜负--“朝鲜战争的胜负不是在战场上决定的,也不是由停战协议确定的,而是由冷战的最后结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作一下裁决,在朝鲜战争中东方阵营失败了。

九、战争的哲学

1、战争的两大根本因素

决定战争的两大根本因素是与战争有关的物质和精神。国土面积、资源、人口数量、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军队规模及质量等属于物质,人民的文化程度、军人的军事素质、军事思想、民心士气、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属于精神。

《战争论》首次在哲学层面提出战争中的物质和精神,在《战争论》的各个章节中对物质和精神作了详细的阐述:“胜利不仅是指占领地区,而且也指破坏军队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因为在纯概念中,只有双方物质力量的差距不超过精神力量所能弥补的程度时,才能发生战争。”、“军事活动绝对不是仅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还同时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因为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象用化学方法分析合金那样把它们分解开。”、“进攻中取得的胜利是已存在的优势的结果,正确地说是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共同造成的优势的结果。”、“胜利通常产生于各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优势。”、“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流血的方式和破坏的方式进行的较量。最后谁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

1938年初最高领袖在延安写过《战争论》的读书日记,后来他还专门组织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不知是因为没有读完《战争论》,还是读完了却没有领会到,最高领袖未能悟出《战争论》的哲学精髓,导致后来他对战争哲学层面的把握不够深刻。最高领袖关于战争的基本哲学观是:“武器是决定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此表述囿于东方民族特有的狭隘性形象思维,失之于理性分析。最高领袖的表述把物质和精神分别形象化为武器和人,狭隘而不科学,武器只是物质中的一部分,人的概念又重叠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概念。此项表述的最大漏洞是借武器因素的作用有限来压低物质因素的地位,借人的概念的宽泛来抬高精神因素的地位,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精神至上倾向、唯意志论倾向。在战争中人有物质、精神两重属性,把战争的决定因素定为人,就对人有了过高的期望,当人的精神属性又无法满足这种过高期望时,就不得不转而透支人的物质属性,导致出现过大的、无谓的伤亡。“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30万人,再补充30万人”就是典型的透支人的物质属性的表现。

就朝鲜战争而言,不仅在物质方面,在精神方面中国也存在很大不足,首先是军事思想不成熟,中共七大期间出炉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即便有解放战争的实践作补充,仍然有有很大的局限性,从第二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决策层和指挥层都是拿内战时期的军事经验往朝鲜战争上套,事实上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其次是军人的军事素质,尤其是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偏低,有的兵团级指挥员,在内战时期未经历过大战锻炼,其职务随形势的发展越提越高,而真实的指挥水平还停留在师级,一遇高难度的大战就接连出错、穷于应付。第五次战役期间彭德怀致电军委:“作战指挥却存在严重的缺点。对公路未控制足够兵力和火力,而高级指挥机关过早离开部队,使建制也紊乱”。不仅中高级指挥员,基层指挥员的指挥能力也有缺陷,有的师团在机动作战中,半数以上的连长把连队带错了方位。

在“法宝”思想的笼罩下,精神至上倾向、唯意志论倾向在军队中根深蒂固,导致文革结束后,甚至海湾战争后,军队里有一些人抱着再落后也不怕的思维不放。海湾战争开始前有人预测T-72M1A1的交换比为43,而战争实践的结果是没有一辆M1A1T-72击毁。后来有人发现了一张T-72被击毁的照片,技术细节显示这辆T-72可能是被遗弃后击毁的,于是军队里有人不服气了--“换上我们的战士试试!”在海湾战争中M1A1通常在2000米外向伊拉克坦克开火,基本上是首发命中,在这样的交战距离,T-72很难命中机动中的M1A1,即使命中击穿M1A1的可能性也很小。换句话说,这辆T-72里无论有没有人都会被M1A1命中,而即便这辆T-72里有人,它击毁M1A1的机率也近乎于零。有效的装备加合格的操作者产生战斗力,当装备处于无效对抗状态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操作者身上,是典型的唯意志论思维。就在一两年前,军事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还在电视上津津乐道地说起那辆被遗弃的T-72

现在领导层正在酝酿裁军和军事体制改革,一些老左派坐不住了,跳到网上“忧国忧民”来了,说什么一裁军就上了美国和印度的当,一裁军就裁掉了“法宝”,裁军就是国家自杀,军队还是落后点好,可以保证工人农民的子弟当上兵,各种怪论,不一而足。军队落后利于工农子弟当兵这一条最值得推敲,凭什么工人农民的子弟就该文化程度偏低呀?难道工人农民的子弟就应该上不起大学吗?老左派表面上是为工人农民说话,实质上是抱着愚民政策不放,人民愚昧了就利于他们重温形左实右的旧梦了。

2、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强与弱是互相转化的,辩证统一的

“进攻的顶点”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上都有印证,在苏德战场上,德军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就已经达到了“进攻的顶点”,但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胜利后,为了取得东线战场的优势,德军发动库尔斯克战役,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形成“努力的顶点”,库尔斯克战役的失败使德军彻底失掉了东线战场的主动权,由强变弱,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在太平洋战场上,初期节节胜利的日军在中途岛战役大败而归,损失了3艘宝贵的航空母舰,中途岛战役对缺乏战争持久力的日本而言已经达到了“进攻的顶点”,但日本的军事高层为了掌握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继续向所罗门群岛扩张,在瓜达尔卡纳尔群岛与美军鏊战了6个月,以惨败告终,完全丧失了太平洋上的战略主动权,从此日军不得不处处设防,步步被动。进攻一方经常在达到“进攻的顶点”后,为了迈向胜利再作一次无谓的努力,结果非但达不到目的,反而更快地失掉战争的主动权。中国军队还没来得及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和教训就匆匆走上了朝鲜战场,结果犯了一系列二战中常见的战略、战役上的错误。

“进攻的顶点”理论之所以科学准确,就在于它植根于进攻与防御的辩证统一上。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防御带有消极目的,但却是强而有力的作战形式,进攻带有积极目的,但却是比较弱的作战形式”、“战略优势在战略进攻中会逐渐消失”、“大多数统帅宁愿在远离目标的地方停下来,而不愿离目标太近;而有些具有出色的勇敢和高度的进取精神的统帅往往又超过了目标,因而达不到目的。”克劳塞维茨点明了进攻具有弱属性,防御具有强属性,二者在战争中动态地转化,转化的临界点就是“进攻的顶点”。在克劳塞维茨身后“超过了目标,因而达不到目的”的统帅屡见不鲜,中国的最高领袖就是其中的一个。

朝鲜战争的第一梯队北朝鲜军队向南方发动进攻,推进到美韩军构建的釜山防御圈(36线)时就达到了“进攻的顶点”,进攻一方的力量逐渐衰竭,防御一方的力量开始强大,仁川登陆标志着强与弱的角色发生互换,原来的防御一方转入进攻,原来的攻方转入防御,战争的主动权转到了联合军一方,战局发生逆转。中国军队作为第二梯队加入朝鲜战争后,力量的天平再次倾斜,第一次战役中国志愿军与联合军发生小规模交火,标志着防御一方的力量开始强大,第二次战役中国志愿军发动反攻,其实质是东方阵营用第二梯队再次转入战略进攻。由于西方阵营已经发挥出在远东的军事优势,第二梯队的进攻在接近37线时(第三次战役)就达到了“进攻的顶点”,第四次战役又发生强与弱、进攻与防御的转化。战略上的错误是从战役、战术层面逐渐累积而成的,进攻一方在抵达“进攻的顶点”前后,在战役、战术层面上就有诸多征兆,如战役目的没有实现,出现较大的伤亡。第二次战役时中国志愿军的减员幅度比较大,在第四次战役中明显被动,出现了砥平里战斗的挫败,没有实现战役目的,第四次战役事实上是打败了,这些明显的征兆说明东方阵营的第二梯队已经过了“进攻的顶点”,此后发动第五次战役就是一种多余的努力,是一种战略上的盲动。

众多微观汇聚为宏观,只有充分注意战争中显现出来的各种细节,才能了解战争运行的状态和规律,摸清动态变化着的敌我双方的强与弱,处理好进攻与防御的关系,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3、战争与政治

最高领袖对《战争论》中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论述非常欣赏,“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与最高领袖早年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异曲同工之处,最高领袖在《论持久战》里以“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压缩句式作了引用。

既然最高领袖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早就无师自通,为什么在处理朝鲜战争上却磕磕绊绊呢?原因就是最高领袖的政治眼光、政治选择出了问题。二战结束后,大多数国家期望和平,期望休养生息,195012月,13国提案以51票对5(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通过,反对该提案的只有苏联和几个东欧卫星国,19511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44票对7票通过了美国所提的谴责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的议案,反对的主要还是苏联和几个东欧卫星国。从这两次提案的表决情况看,大多数国家反对朝鲜战争扩大化,希望尽早结束战争,而最高领袖却认为“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拒绝五步方案;速胜不能实现后决意“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站在了大多数国家的反面,陷入了失道寡助的不利国际环境。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被动局面证明所谓“一边倒”外交战略是错误的,错误的战略抉择导致错误的战争决策,错误的战争决策导致错误的战役思想,具体的军事上的种种错误就应运而生了。朝鲜战争时的最高领袖不像一个政治家,倒像一个意识形态专家,这位意识形态专家依赖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偏偏他在军事上的造诣又不高,这两点决定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上的遗憾。

反思过去不是为了盯住后面看,而是为了向前看。当前中国的东、南、西三个战略方向上均呈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在未来20年中能否解决(或初步解决)这三个方向上的主权与领土问题,直接决定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战略生态。只有把握好内外政治的大方向,才能正确地伐谋、伐交、用兵,当然中国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应该最大限度地避免用兵。

十、从8个角度回味朝鲜战争

1、从东亚政治秩序角度

在东亚,朝鲜战争的第一个受益者是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可称作原中华民国遗留政权),据说得知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大喜过望,堪比珍珠港事件爆发那天,因为朝鲜战争一爆发,东亚就进入小冷战格局,美国必定拉意识形态相同的蒋介石政权入伙,台湾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第二个受益者是日本,仅拉蒋介石政权入伙还很不够,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可利用对象,于是日本从待罪之身摇身一变为美国的战略盟友,美国从各方面加紧对日本的扶持。1947年开始施行的《日本国宪法》规定日本不保有军队,但朝鲜战争扩大化后,美国开始逐渐武装日本,19519月美日缔结《日美安全条约》,1952年日本内阁设置保安厅,改警察预备队为保安队,增设海上警备队。朝鲜战争结束后,为适应美国的远东战略,19546月日本把保安队改组为陆上自卫队,海上警备队改组为海上自卫队,新建航空自卫队,日本的国家武装力量初步成型,宪法中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一条名存实亡。日本的右翼势力对朝鲜战争可以说是感激涕零。

扩大化的朝鲜战争造成了东亚苏中朝对美日韩台的小冷战格局,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就不会形成这一小冷战格局,如果中国在第二次战役后止兵,小冷战格局的形态也会有所不同。

2、从苏朝中三国联盟角度

在苏朝中三国联盟中,从朝鲜战争扩大化(即中国出兵朝鲜)中受益的是苏联和北朝鲜。中国出兵朝鲜使苏联避免了在冷战的第一回合中败北,朝鲜战争对苏联而言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自身除了提供二战的剩余军火和牺牲少量飞行员外,没有什么损失,本小利大,相当地实惠。在朝鲜战争的全过程中,苏联始终扮演的是调停人角色,调停中朝军和联合军的战事,身段相当高,下了水而不湿鞋,又很高明。北朝鲜作为朝鲜战争的始作俑者,拿自己的领土供各大国开枪放炮,自取其祸,其祸本当亡国,中国出兵朝鲜使北朝鲜政权从濒临灭亡中恢复了生机,亦为不幸中的万幸。中国以把意识形态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为准则,打了一场朝鲜战争,吃力而不讨好,不但亚洲革命运动的领头羊没当成,反而失掉了在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中获得主动权的良机。

3、从中朝韩三国角度

分久必合是历史的规律,朝鲜半岛、海峡两岸因朝鲜战争而延长了分的时间,加大了合的难度。1988年中韩建交,这是在外交上对朝鲜战争的彻底否定。中韩建交距朝鲜半岛停战仅35年,35年对一个人来说是漫长的,对一个国家来说却是十分短暂的,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转了180度,印证了参与发动朝鲜战争是多么的不理性。

天安舰事件后,中国在东海、黄海举行了两次演习,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错觉,即中国是挺朝鲜的,为朝鲜半岛的对抗造势。而实际上朝鲜半岛无核化对中国有益,朝韩关系的良性发展对海峡两岸关系的的良性发展有益。韩国、日本因天安舰事件在战略上加大了对美国的倾斜,这是暂时的,是政治天平、战略天平的一次晃动,长远来看天安舰事件只是一次小风波,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天安舰事件后,美国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举行了一系列演习,一时间诸多国家似乎唯美国马首是瞻,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亚洲版北约”的说法。这也是一种错觉,在未来几十年里,和平、稳定、发展是东亚局势的主流,是这一区域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所谓亚洲版北约与之格格不入。

近日朝鲜的新生代高层领导已经有“粮食比子弹更重要”的积极表态,如果朝鲜逐渐把核研究转移到民用领域,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其前景是光明的,朝鲜民族走向统一国家的前景也是光明的。如果历史的步伐比较稳健,不出现大的干扰,朝鲜半岛、海峡两岸在2050年左右很可能双双实现统一。

4、从大三角战略格局的角度

美苏在冷战期间一共进行了5轮较量,第一回合是朝鲜战争,第二回合是古巴导弹危机,第三回合是越南战争,第四回合是中东代理人战争,第五回合是阿富汗战争。5轮较量苏联一平一胜三负,苏联能取得一平一胜是因为中国的协助,如果没有中国帮忙,朝鲜战争马上就输,越南战争非平即负。由此可见,中国在美苏冷战格局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偏向其中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战略天平的晃动,如果中国在冷战期间走中立外交路线,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或依据自身的利益稍作偏倚、随时调整,那么40余年的冷战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一段美好时光。从大三角战略格局的角度看,对中国而言,朝鲜战争是根据一个错误的目标,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手进行的一场不加节制的错误的战争。

5、从两岸局势的角度

1949年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的文件对台湾的评判是“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部署是“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此时的台湾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上都呈风雨飘摇之态,蒋介石政权迁台后,军费开支庞大,而台湾的财政收入又大减,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以至一度靠出卖库存黄金来维持生计。在供给严重不足和巨额财政赤字的作用下,形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台币急剧贬值,物价飞涨,1949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惊人的四位数字,台湾经济一片混乱,濒于崩溃的边缘。在军事上没有人怀疑大陆将解放台湾,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金日成在38线上一放枪,美国军舰就开进了台湾海峡。从1951开始,大量资金随着美国的“共同安全法案”流进台湾,鉴于穷困潦倒的蒋介石政权不具备偿还能力,包括“防卫支援”、“军协援助”、“技术合作”三项内容的“一般经济援助”基本上属于赠与性质。一位当时台湾的经济决策人士如此评论:“美援的适时到达,正如对垂危病人注射强心剂。”在美援实施后,台湾的通货膨胀率随即直线下降,1951年降为66%1952年又降至23%1953年再降为8.8%。当大陆背着朝鲜战争的沉重包袱时,台湾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了。从1951年开始援助到1965年美援结束为止,15年中美国共向台湾提供各种类型的经济援助14.82亿美元,其中“一般经济援助”类型数额最多,共计10.29亿美元,占美援总额的70%,其余为贷款性援助(部分贷款利率低、偿还期长)。美援对台湾的影响既深且巨,涵盖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层面,涉及资本积累、产业升级、技术引进、人力开发,以及战略规划、政策导向。美援贯穿台湾经济起飞全过程,台湾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甚至个别发达国家(如意大利)更早地完成了经济恢复过程。

19506月前,美国在台北仅派驻一名领事级代表,1951年将驻台北“总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195412月,蒋介石政权和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签定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水准与北约成员国待遇相同。军事上受到扶持的台湾不但安全无忧,而且发挥出牵制大陆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两岸不断发生空战、海战、岛屿炮战,直到60年代中期才逐渐平息,台湾进入东亚小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国防战略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如果中国不曾出现“一边倒”,就不会参与朝鲜战争,5060年代的两岸局势就完全是另一种走势,很有可能在60年代中期实现两岸统一。

6、从中印关系的角度

印度在朝鲜战争中有两点突出表现,一是呼吁和平,二是对中国友好。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19507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分别致电斯大林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希望从中斡旋。103日周恩来邀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向美国政府转达中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印方不但及时转达了这一信息,而且自己也表达了劝阻意见。1950125日,在联合国第五届大会上,印度代表领衔的亚洲十三国代表团发表声明,呼吁朝中部队停止追击美韩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被称作“尼赫鲁领导的和平攻势”。1212日,十三国代表团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经表决通过,今天看来这一方案是公道的,是对中国有利的。1951120日,在联合国的美国代表向联大政委会提出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并对中国施行制裁的提案。22日,印度代表宣读了中国外交部致印度驻华大使的备忘录,并认为把中国的态度说成是“拒绝谈判”是没有根据的,要求搁置美国提案,联大政委会以27票对23票通过了印度代表的建议。1951130日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表决通过了美国所提的中国为对朝鲜侵略者的提案,在反对的7票中有印度的一票,2230日印度的立场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表明了印度对中国的友好政策。19515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的美国提案,苏联、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五国拒绝参加投票,印度弃权。

1952年交战双方为战俘遣返问题打得不可开交,19521117日印度和阿拉伯国家提出了战俘遣返折衷方案。其内容是:(1)以瑞士、瑞典和捷克、波兰四个国家组成战俘遣返委员会;(2)禁止一切旨在促使或妨碍遣返的强迫措施;(3)不愿遣返的战俘在停战后90天内得不到处理时,由遣返委员会移交给高一级政治谈判去解决。123日,联大全体会议以545的压倒多数通过印度提案,对印度提案中国予以拒绝。195368日交战双方达成了朝鲜停战谈判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对于未予直接遣返的战俘统交由波、捷、瑞典、瑞士、印度的代表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自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之日起90天内,双方派代表向一切依附于该所属国家的战俘解释他们的权利。90天期满后,未行使被遣返权利的战俘交政治会议在30天内设法解决。30天后如尚留有战俘,则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然后根据个人的申请分别处理。战俘遣返的最终协议与印度方案大同小异,可见印度方案是务实的,毕竟旁观者清。

从朝鲜战争中印度的一系列表现看,中国多多少少欠印度的人情,印度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普罗大国,对这样一个重要的朋友中国也想搞好关系。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开始注重在国际政治中走群众路线,参加了万隆会议。1960年中国和缅甸联邦政府签定了中缅边界条约,其中边界北段一部分是按“麦克马洪线”划定的。中印边界争议表面化后,中国有两国东段、西段互相体谅的愿望,熟料印度并不响应。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结束后,中方摆出高姿态,不仅退出作战前出区域,而且从战前的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再后撤20公里,群众路线走得走了样,成了讨好群众。值得反思的是,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站在了印度一边,印度在朝鲜战争中只是尽了调停之力,苏联对印度的回报却并不比对中国少。

7、从国内政治的角度

最高领袖本人就是“胜利”论的营造者之一,战争结束后,19539月最高领袖在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上作“抗美援朝”总结。最高领袖讲:“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而事实是早在1951年夏末,中朝军筹备第六次战役时联合军的战线就很难攻破了。最高领袖还讲:“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金城战役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志愿军伤亡3.3万余人,这是在进攻南朝鲜军阵地的情况下。依照这种收复单位面积的伤亡率,即便不考虑美军的战斗力远强于南朝鲜军,要收复三八线上亏损的2900平方公里土地,攻打筑垒地带设防坚固的阵地,志愿军需要付出50多万人次的伤亡,等于把抗美援朝重新再打一次,这现实吗?再说在联合军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中朝军慢慢积蓄下来的弹药能经得起几次金城战役的消耗?195212月最高领袖曾致电斯大林:“虽然在今年我们得到了各式苏联型号炮弹112万发,但在朝鲜前线的消耗巨大,多种苏联型号的炮弹在仓库内早已告罄。不久前,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还下令从正面第一线撤下一些由苏式大炮装备的榴弹炮兵师。采取这一决定的前提是:敌方不会组织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假如一旦敌方获知我方的真实情况并提前开始自己的攻势,就会使我方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最高领袖又讲“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既然美国都能听全世界人民的话,19511月最高领袖为何拒绝五步方案?五步方案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的愿望。

对“抗美援朝胜利”的营造进一步加剧了个人崇拜,既然最高领袖决定的“抗美援朝”胜利了,那最高领袖的任何决定都会胜利,于是生产1070万吨钢会胜利,“大跃进”会胜利,“文化大革命”会胜利,中国走进了一条永远“胜利”的死胡同。对“抗美援朝胜利”的营造进一步加剧了个人专权,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朝鲜战争中对最高领袖几乎是绝对服从的彭德怀被最高领袖批判为“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指鹿为马。

在今天,“抗美援朝”因为某种民族主义色彩而成为染上个人崇拜烟瘾的人群服用的重要精神致幻剂,亦为老左派的一大精神支撑。在这个话题上讲真话还是讲谎言,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问题。

8、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角度。

伐谋:有人着长文论述参与朝鲜战争中国受益最大,锻炼了军队,改善了装备,赢得了苏联的援助,提高了国际声望。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

中国是兵法的故乡,军队已经锻炼了20多年,美军对八路军的战术也高看一眼,斯大林对中国的将领也佩服之至,这样的军队少参与一次战争就不能担负国防了?如果中国接纳金日成的流亡政府,苏联在退后一步的情况下能不倚重中国?156个工业项目能少一个?一批批的军事装备苏联会不舍得?事实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展现出来的能力反而让苏联有所顾忌,在海军装备的出售上颇显吝啬,肖劲光去苏联商议海军军购,给周恩来发电“他们给我们的是破烂”,周恩来复电“破烂也要”。如果中国像印度学习中立外交政策,不但苏联的援助少不了,西方国家也会来示好,国际声望想不提高都难。朝鲜战争中印度在东西方阵营之间奔走调停,颇受器重,也为日后印度两头吃打下伏笔,这个好角色中国更适合担任,只是由于中国积极参战而让印度拣了便宜。现在很多人看不起印度,说印度30年搞不出“阿琼”坦克,20年搞不出LCA战机,印度的军事工业的确不如中国,这缘于中印两国民族性格的差异,中国人有四大发明,建造了长城,擅长做事;印度发明了宗教和瑜珈,擅长修养身心。不擅长做事的印度在冷战期间做成了两件大事,一是从巴基斯坦分割出了孟加拉国,二是占住了麦克马洪线。分割东巴的难度不亚于中国的台湾问题,印度能做成是因为伐谋、伐交得当;印度得到麦克马洪线是因为印度运气太好了,碰上了中国这个冤大头。中国本来有擅长做事的长处,却因为在冷战期间忽东忽西,五行不定,结果在大战略上一事无成。

宣扬出兵观点的人常说两个具体理由,一是如不出兵东北的重工业受影响,这种具体问题和国家的长期外交战略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156个工业项目全建在关内,东北的重工业受不受影响又算什么?二是金日成在东北搞流亡政府对东北边境不利,不利是有的,但这种小不利无碍国家在大战略上的长远利益。

伐交:第二次战役后的外交斡旋非常重要,如果伐交成功,中国就能在政治上达到利益最大化。如果在第二次战役后以阵地战、以小打促和谈,中国就会以军事上的小代价赢得政治上的大收获。可惜中国的决策层,尤其是最高领袖犯了左倾幼稚病,错失了这一伐交良机。

伐兵:如果在第四次战役后遵循局部战争原则,放弃运动战,选择阵地战,在军事上将多得而少失。

攻城:第三次战役、第五次战役是典型的攻城。事实上指挥层还策划了第六次战役,由于对手的防御日益坚固,再发动进攻会导致更大的伤亡,才未付诸实施。是无法承受的伤亡让决策层改变了参加朝鲜战争的既定目标,作出了现实的选择。

总结:

对朝鲜战争“胜利”的宣扬已经持续了50多年,而目标定错的战争是不能奢谈胜利的。最高领袖在内部曾说过一句实在话:朝鲜战争和美国打了个平手。胜利的唯一标准就是实现既定的战争目标,解放全朝鲜这个目标没有实现,相应的超额代价一点也没少付,胜利也就无从谈起了。中国加入朝鲜战争,帮了苏联大忙,付出了很大牺牲,自身却没取得什么政治利益,中国的决策层不能不深刻反思。周恩来于1953年底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与印度、缅甸正式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不久,毛泽东又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还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表明中国开始发出和苏联不一样的外交声音,这是总结朝鲜战争的教训,不想再搭乘苏联争霸的战车。中国在争霸问题上不与苏联一条心了,是后来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

50多年后的今天,还因朝鲜战争的“胜利”而沉迷于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应该多想想那些无谓牺牲的中国士兵,他们是战争最基本的承受者。

子辰,网易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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