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中)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4-12-18

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中)

──我们能吸取什么教训

一、对二战后的世界战略格局没有清醒的认识
二、在战略上中国自始就参与了朝鲜战争
三、战争决策的出台充满“个人说了算”特色
四、战争决策是否合理
五、战争目标定错及三八线的政治、军事含义
六、第五次战役问题
七、对自身短处和敌方长处认识缓慢
八、政治是有情绪的──后两年的战争
九、战争的哲学
十、从8个角度回味朝鲜战争


五、战争目标定错及三八线的政治、军事含义

第二次战役后,战线又回到了三八线附近,一些国家开始斡旋和谈。19501212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开会,13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团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主张:“立即停火;中美两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少量部队和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留在朝鲜,完成选举后撤走。”该提案以51票对5(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通过。13国提案对中国是很有利的,其中有“美军撤离台湾海峡”这一促使最高领袖作出战争决策的政治目标。而且必须注意的是,联合国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支持这一提案,这一提案代表了大多数国家期望和平的意愿。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1951111日联合国“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13国提案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1.立即实现停火;2.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3.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在朝鲜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4.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5.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51113日,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五步方案。在今天看来,这一提案不论对北朝鲜还是对中国都相当有利,对北朝鲜而言,“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可以保障它的安全;相较于13国提案,五步方案更全面地考虑了中国的利益,“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实质上是承认了中国为世界四巨头之一,这将使中国获得雅尔塔会议上中国不曾获得的地位.有了四巨头之一的政治地位,不仅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解决起来不在话下,也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大开方便之门。

对于五步方案美国表态赞同,117日中国政府却致电联合国:“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中国的决策层主张先谈判后停战,实质上是想继续打下去,要战争不要和平。第三次战役后战线已经接近37线,金日成在领土上已经占了不小的便宜,和平提案已经包括保障中国政治利益的最重要的两条--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此时是结束朝鲜战争的最佳时机,也是中国名利双收的最佳时机,为什么中国的决策层还要继续打下去呢?这就涉及中国出兵的战争目标了。

中国出兵朝鲜的战争目标,很明确,就是把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冒险空想达成实现,统一朝鲜半岛。这一战争目标从宏观上看不符合当时美强苏弱的战略态势,从微观上看东方阵营谋划已久的第一梯队的攻势仅几个月就被西方阵营的武装力量打垮,仓促间把第二梯队开上去替补,能保住北朝鲜政权的存活就不错了,怎么能奢望把西方阵营的武装力量逐出朝鲜半岛呢?

代表了众多中小国家意见的五步方案对中国十分有利,赞同五步方案就是与众多中小国家结成统一战线,而中国的决策层却把统一战线拱手让给了美国。拒绝五步方案使中国在法理上处于被动地位,在世界上失掉了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同情,中国的政治地位急速下降了。这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政治斗争的转折点,由主动彻底转为被动,中国政府不认真对待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探究一下当时最高领袖的思想状态,可看出三点:一是意识形态至上,国家利益居其次;二是在国际政治上只走大国路线,不走群众路线,只想着傍苏联,不愿搭理众多中小国家;三是既不懂军事,又迷信武力,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已经出现攻守之势开始易位的微妙变化,最高领袖却混然不觉。

拒绝五步方案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1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44票对7票通过了美国所提的谴责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的议案,这一方案的通过是东方阵营在联合国舞台上政治斗争的一次大失败,中国的国际声誉遭受了很大损失。518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所提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禁运的提案,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对中国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有用的物资。

合理的战争目标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恢复三八线,二次战役结束时这个目标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对中国而言战争的脚步应该到此为止。“有理有利有节”是一项很好的政治军事策略,如果在第二次战役后停止大规模军事行动,及时转入政治斗争轨道,可能出现边谈边打的局面,但打的规模会小得多,在不把朝鲜战争的政治主动权和军事主动权让与美国的情况下,中国志愿军的伤亡会小得多,笔者估计志愿军至多再伤亡几万就能结束战争。如果 中国以恢复三八线为出兵目标,就能取得军事和政治的双重胜利,付出的伤亡不到最后实际结局的四分之一,物质上的消耗也不大,尤其是在美苏对抗的战略格局中将获得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军内就出现对第二次战役后没有停下来表示遗憾的声音,近年来民间也出现很多这样的声音。确实是一个遗憾,但这个遗憾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是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在战争爆发前的共识,当第三次战役结束,东方阵营的军队又一次越过了三八线,“统一朝鲜半岛”这一既定目标又一次在前面招手时,东方阵营的军队是停不下来的,如果停下来,发动这场战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二战尾声时,美苏协议以朝鲜半岛上的北纬38线作为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三八线的划定为美苏两国在远东和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奠定了基础,三八线也成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对垒的既定分界线。三八线表面上是美苏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实质上是美苏在东亚的战略平衡线。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错误就在于没有遵循节制原则,想再进一步,独占朝鲜半岛,在战略对抗中压苏联一头。如果它恢复三八线后止兵,在政治上、道义上收获已经很大了,军事上因为歼灭了北朝鲜军队的主力也很安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把苏联失掉的这条战略平衡线恢复过来,已属难得,而要逾越这条线就超出了自身力量所能达到的范畴。

第二次战役西线战事结束后,128日彭德怀致电最高领袖:“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歼灭敌主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看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最高领袖采纳了彭的建议。但13国提案通过后,出于为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作政治铺垫这一目的,1222日中国政府声明反对13国提案。最高领袖改变了原定的志愿军休整2个月的计划,决定打一场废除三八线的政治仗,1213日最高领袖给彭德怀发电:“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第二次战役是一场胜仗,但只是收复失地的胜仗,并没有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第一、二次战役后志愿军减员8万人,约占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收复失地的同时后勤补给的距离也大大拉长,在这种情况下主动进攻很不明智。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在战争状态中军事上的得失又左右着政治的天平,不顾军事上的可行性硬让它为政治服务必然会带来相反的效果。1219日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致电最高领袖:“两次大胜后,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都有增长。”、“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1日最高领袖致电彭德怀:“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29日最高领袖发电催促彭德怀:“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但如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

第二次战役基本上恢复了北朝鲜的领土,“不能不打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目标已经达到,发动第三次战役脱离了“抗美援朝”,回归到“不应该打的朝鲜战争”,成为“助朝打美”、“助苏压美”,其实质是为美苏争霸效力。1231日,第三次战役开始,中朝联军跨过三八线南进,朝鲜战争的主升浪开始掀起来,这是东方阵营在战略上发起的第二次挑战,是第二次不应该打了。第三次战役历时8天,期间没有大的战斗,基本上是志愿军向前推进,美军主动后撤,中朝联军拿下了汉城,打到37度线附近,但没消灭多少敌人。第三次战役表面上是志愿军节节挺进,美军步步后退,实际的军事态势则是志愿军愈显疲弱,美军则收缩积蓄力量,攻守之势的转化到达了一个临界点。

第三次战役引来东方阵营的一片叫好,《人民日报》的社论激昂地高呼:“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誓把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不应该打的朝鲜战争”的目标被宣传得尽人皆知。而实际上第三次战役在军事上并不实惠,在政治上则是一场败仗,它强化了盲目乐观心理,促使中国决策层拒绝了宝贵的五步方案。第三次战役的目的是在政治上得势,结果却是在政治上失势,反映出当时中国的决策层在战略上很不清醒,在政治上也很糊涂。孙子兵法云“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发动第三次战役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对中国来说都没有什么好处;孙子兵法又云“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发动第三次战役在政治上是愚蠢的,在军事上是勉强的,如果最高领袖按“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行事中国就能取得“不能不打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孙子兵法还云“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第三次战役违反了这一古训。当初定下出兵朝鲜的决策时,领导层在军事上是没有绝对把握的,既然没有绝对把握,就应该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谨慎行事,第一、二次战役是摸着石头过河,而第三次战役是没摸石头就一脚踩了下去,结果踩进了旋涡深水区。

近代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样谈到进攻:“战略优势在战略进攻中会逐渐消失”、“而任何进攻都不得不以防御告终;至于这时的防御是什么样的防御,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敌人的军队已经被消灭,情况可能很有利,如果敌人的军队没有被消灭,情况也可能很困难。”在勉强的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的战略优势明显被耗尽了,而联合军的主力未损,恰恰是具体情况的后一种。

1951115日,联合军采用“磁性战术”对中朝军进行试探性进攻,摸清情况后,125日,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指挥联合军16个师、3个旅、1个空降团,共23万余人,由西至东逐步在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此时中国志愿军已经连续作战两个多月,第一线部队十分疲劳,兵力不足,运输线延长,物资供应困难,彭德怀想到利用联合国的决议展开政治博弈,帮助缓解军事上的不利局面,127日彭致电最高领袖:“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如果按此建议行事,中国在政治上就占据了主动,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就不易通过,李奇微的进攻就会受到国际舆论的掣肘和约束,横城反击战后战事很可能会停顿下来,中国则避免了在军事上转入被动。

28日最高领袖复电:“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我军没有补充,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绝对不能让敌人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封锁汉江。美国要想在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也是决不能允许的”、“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最高领袖的复电清楚地表明他要把汉城有效控制在中朝联军手里,任何失掉中朝联军的军事优势下的停止军事行动或停战议和他都不想要。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在战役上出其不意、蓄势而发都没能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第三次战役挟胜出击也没有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到了自身困难重重,敌方摩拳擦掌的第四次战役怎么可能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孙子兵法云“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而最高领袖竟然活学活用为“不知敌之不可击而击之,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而击之”,结果自然是此战必殆。在军事博弈的形势已经不利的情况下,在自身筹码有限的情况下,最高领袖竟然幻想战场上的奇迹,完全是一种赌博心理。131日彭德怀致电最高领袖:“第三次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次战役则带着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孙子兵法云“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如果从195012月到19511月,最高领袖能听从彭德怀的建议,“抗美援朝”很可能会有一个好得多的结局。

彭德怀巧妇勉为无米之炊,部署志愿军第3850军在西线汉江以南阻击联合军向汉城方向的进攻,以付出一万多人的伤亡为代价,争取时间让第39404266军向横城附近集结,在东线形成局部优势,发起横城反击战,歼灭一个南朝鲜师大部,中朝联军在横城地区共歼敌1.2万余人。横城反击战结束后,美军占据的砥平里在东线突出且暴露出来,志愿军东线集团以分属3个军的8个团围攻砥平里的6000余名守军。这是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经历的最惨烈的战斗,两天伤亡约5000人,伤亡比率约20%,伤亡强度远远超过了上甘岭战役。除此之外,一支配合砥平里作战的大建制部队在运动中遭到美第2师炮兵火力的长时间轰击,伤亡几千人。砥平里作战对美军来说是一次屠杀式战斗,差不多平均一名守军杀伤一名志愿军,在后来的作战中美军更加注重发扬火力优势,出现了“范佛里特弹药量”。李奇微十分看重砥平里防御战的成功,将其称作“朝鲜战争的葛底斯堡”,从此美军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树立起了自信。

中国的决策层却未能从砥平里作战中汲取教训,反而准备投入更大的赌注,31日最高领袖致电斯大林:“将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3个军(2个军现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9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4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6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4个军共10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6月中调用。”、“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30万人,再补充30万人,以利轮番作战。”轮番作战将动用三番共21个军,是出兵前计划的三线11个军的近两倍,从人力资源上看,21个军约占中国陆军的一半。从财力上看,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占到45.64%,总预算中的32%直接用于朝鲜战争,苏联的军事贷款尚未计算在内,中国为朝鲜战争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为了帮邻国实现武力统一,中国要付出半个卫国战争的代价,今天的国人看到这一点该作何感想?

37日,联合国在西线集中主力,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新的兵团到达前,中朝联军以空间换时间边打边撤,315日联合军15日进占汉城,23日进占高阳、议政府、加平、春川一线,4月进至三八线以北的铁原、金化。至此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占领的土地几乎尽数吐还对方,重城地得失而没有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注定保不住到手的城地,第三次战役违背了内战时期宝贵的军事原则,第四次战役使美军看到了自己的优势,大大增强了与志愿军作战的信心。

《战争论》有“进攻的顶点”理论--“大多数战略进攻只能进行到它的力量还足以进行防御以等待媾和的那个时刻为止。超过这一时刻就会发生剧变,就会遭到还击,这种还击的力量通常比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大得多。我们把这个时刻叫做进攻的顶点。”第三、四次战役成为诠释“进攻的顶点”理论的标准战例。第三、四次战役实际上是一次战役,原因有二:一是两次战役相隔时间很短,18日中朝联军停止进攻,115日联合军就开始进攻;二是第三次战役时联合军主动后撤就是为了在有利时机发动反攻,第三次战役是因,第四次战役是果,从因果相关的角度看,第三+四次战役是一次历时3个多月的双方都有攻有防的拉锯式大战役。第三+四次战役从空间上看,起于三八线,止于三八线,好像是个平手,而实质上中朝联军失败了,原因有两点:一是中朝联军在政治上对三八线的挑战失败了(对北朝鲜而言是第二次),二是朝鲜战场的军事主动权已经偏向了联合军一方。

在第三次战役和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伤亡5万余人,从入朝作战算起志愿军累计伤亡达到13万人,三八线没有抹掉,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搞得灰头土脸,最高领袖在战略上是否清醒了呢?没有,31日最高领袖在致斯大林的电文中说:“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最高领袖仍然坚持统一朝鲜的战争目标,只不过把时间延长了。只有一次更大的“葛底斯堡”式的失败才能让最高领袖清醒过来。

六、第五次战役问题

早在19501229日最高领袖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提到了第二年的春季攻势:“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一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1951114日最高领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预测:“还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2月份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128日最高领袖致电彭德怀:“战役之后,敌人可能和我方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在占领大田、安东之后,我军再进行两三个月的准备,然后再发动第五次战役是有利的。”31日最高领袖在致斯大林的电文中说:“我们计划在我军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415日至6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在这四封关于春季攻势的电报中前三个的心境和第四个是不同的,前三个电报表现出最高领袖的高度乐观,“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在占领大田、安东之后,我军再进行两三个月的准备,然后再发动第五次战役”,而后来的事实是第三次战役没有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第四次战役不仅没有占领大田、安东,反而被对方压回了三八线,因此第四封电报对春季攻势的设想已经不是最后一战,而是扭转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被动局势。

在长达近3个月的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第一番部队中的6个军以艰难的阻击战、反击战为第二番赴朝部队争取时间,到4月中旬第3兵团、第19兵团全部到达集结位置,这两个新兵团已经换装苏式装备,无后坐力炮、120毫米迫击炮、高射机枪等支援武器配备到了团一级。此时志愿军的兵力空前雄厚,总共14个军,投入第一线的兵力有步兵11个军33个师,另有3个炮兵师、1个高炮师,约55万人,装备各种火炮6000余门,其中大中口径火炮1000余门。北朝鲜投入第一线有三个军团十几万人,中朝军前线兵力近70万,联合军在朝地面作战兵力总数为34万人,能投入第一线的还是第四次战役时的那二十几万人,中朝军和联合军的兵力对比约为31,在重点地段可以达到61以上的优势。417日志愿军政治部下达《第五次战役政治工作指示》明确指出:第五次战役的任务是大量的歼灭敌人几个整师,每个军歼敌一至两个团。战役目的是取得主动权,争取缩短朝鲜战争的时间。418日中朝联合司令部下达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部署,明确此役目的是“歼灭北汉江以西美军3个师(1个团),英、土3个旅,伪16两师”,战役指导为“掌握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各个歼灭敌人及战役分割与战术分割相结合之原则,运用得力部队,渗透切断敌后路,以求干净、全部、各个包围歼灭敌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对美军有“士气不高,实战经验不多,战斗力弱。”的介绍,在此种误导下新的参战部队普遍存在轻敌心理,入朝后第3兵团代司令曾满不在乎地说:就美军那点兵力,还不够一场淮海战役打的。战前他还向彭德怀表决心:“彭总,我们1个兵团消灭敌人1个师不成问题,我保证还要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

422日,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战役拉开了序幕,第五次战役的经过几乎是第三次战役加第四次战役的翻版,亦像是一场混乱的彩排。

战役的第一阶段中朝军主动进攻,打了7天,西线由志愿军负责,东线由北朝鲜两个军团负责。在西线,左翼宋时轮集团5个军突破顺利,插入联合军纵深30余公里,对美第24师、南朝鲜第6师给予一定打击,但未能取得较大战果。中央方向的第3兵团突破后被美第3师、土耳其旅挡住,进展较慢,包围美335团后无法歼灭,该部美军在飞机、坦克和火炮的掩护下突围撤走。右翼第19兵团突破临津江后,64军未能迅速突破南朝鲜第1师阵地,致使两个军的5个师的兵力大部拥挤在临津江南岸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遭联合军炮兵、航空兵火力突击,损失很大。63军歼灭英军第29旅一个营,因全兵团没有实现战役迂回,歼灭英军第29旅的任务落空。第一阶段中朝军虽然打开了战役缺口,但由于联合军注重坚守要点,志愿军没能有效地穿插分割,战役发展形成平推,歼敌不多。由于在汉城以北大量歼敌的机会已失,携带的粮食弹药基本用光,中朝军遂停止进攻。

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整个战线从西南向东北呈斜线态势。美军集中在西线,东线由南朝鲜军的6个师驻守。中朝联军决定第3、第9兵团隐蔽东移,实施第二阶段作战,先集中兵力歼灭南朝鲜军第3579师,而后视情况再歼首都师和第11师。这与第四次战役中的横城反击战如出一辙,打不下美军时向南朝鲜军下手,这个从第四次战役开始使用的策略贯穿至战争尾声。中朝军13个军(志愿军9个,北朝鲜4)发起的第二阶段进攻历时五天,将南朝鲜第39师大部歼灭,将第57师击溃。联合军的东线出现了缺口,美3师和南朝鲜第8师以摩托化行军,十几个小时行进100多公里,迅速堵塞了缺口,建立了纵深防御,联合军又形成东西相连的完整防线。

第一、二阶段的作战历时一个月,中朝军相当疲劳,大部已断粮,遂向三八线附近北移以图休整。据中国官方的统计,第一、二阶段的作战歼敌4.6,水分几何不得而知,反正未消灭团级建制美军。相对中朝军的疲弱之态,美军的战斗力和一个月以前没有多大差别,李奇微没有理由不抓住机会。中朝军北撤的第二天,联合军实施全线反击,由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的合成化团级特遣队为先锋,从多处楔入中朝军防线,三天内向中朝军纵深推进了5080公里。志愿军第27军、第12军两个师、第60180师被阻隔在联合军后方,前两支部队成功脱险,180师被包围,绝大部分损失。

在历时约20天的第三阶段中,中朝军被动地撤退防御,面对联合军的优势火力又大吃苦头。战役结束后,中方统计志愿军战斗减员8.5万人,毙伤俘联合军8.2,北朝鲜损失不祥,即便是这种水分化统计,中朝军的损失也超过了联合军。第五次战役志愿军的减员比率为15%,联合军的减员比率肯定比志愿军小,其中美军的减员比率更是小得多,结合中朝军歼灭的大编制单位只有第南朝鲜39师,估计联合军减员在3万左右,不会超过4万。第三阶段毙伤俘联合军3.6万是根本不可能的,防御战中杀伤敌军的数字统计最不可靠。

第五次战役是一场败仗,一次生搬硬套内战经验的战役,一次不该发动的战役,其实质是错误战略思想和战役思想指导下的产物,战役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歼灭美军几个整师”,目标就定错的战役结果可想而知。表现上看第五次战役是中朝联军“进攻的顶点”,实际上第五次战役只是中朝联军“努力的顶点”,在战略上中朝联军“进攻的顶点”在第三次战役时就已经过去了,因此第五次战役是一次多余的战役,纯粹是一场军事赌博。

最高领袖决定发起战役时周恩来曾建议等一段时间再打,最高领袖未予采纳;洪学智曾三次向彭德怀建议把美军往北放一段距离再打,也未被采纳。如按周、洪的建议的时间和空间发起战役,战术角度上好一些,不会败得那么惨,可能打成互有胜负的平手。但在战略上仍将是一个失误,因为当时对志愿军而言最好的选择恰恰是相持于三八线,而不是再打什么运动战、进攻战。在国内战争中有一条作战原则是多打运动战,少打阵地战,那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解放军的火力处于弱势,而机动性处于优势。而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打运动战却显得吃力,原因就在于美军机动性强于志愿军,在第二、第三次战役里中国军队抓不住美军主力,多次证明了这一点。运动战不好打,阵地战就成了好一些的选择。在火力、机动力、后勤供给力作战三要素中,打运动战志愿军三个弱点全占了,而打阵地战机动力差的弱点就隐藏了,后勤供给差的弱点因为省去了无谓的进退消耗,也有所隐藏。人是有能动性的,能够想出办法在敌方优势火力下减少伤亡,反斜面战术和坑道战术就是有效的发明,坑道战术使志愿军在以后的上甘岭战役中挡住了美军最后一次较大的攻势。如果第四次战役后,以增加的兵力打阵地战,损失会小些,消耗美军的兵力会多些,还会在三八线附近多保有一些土地。

3兵团180师的折损是发动第五次战役的第一恶果,这是中共军队战史上少有的师级建制损失。按原计划180师应于523日北撤,日落后准备行动时,60军收到3兵团部一封催命电“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据此命令180师继续在原地布防,掩护兵团主力撤退。就在23日白天,180师右翼63军部队未通知左翼友邻就撤出阵地,此处为3兵团和19兵团的结合部,两个兵团之间暴露出一个缺口。24日联合军从缺口处插入,控制了北汉江渡口,越过180师向北突进,整个北汉江南岸只有180师一个师级部队,并且三面受敌,处境险恶,下午60军电令180师撤过北汉江,“各部暂不撤收”电白白耽误了180师一天时间,180师滞留于北汉江南岸对战局未起任何作用,反而陷于不妙境地。25日,180师边打边撤,陆续有官兵被俘,联合军了解到有一支较大建制的志愿军部队被隔断在美军身后。下午180师接到军部转发兵团的第二道命令:师部带两个团占领驾德山,另一个团占领马坪里北侧山地。26日拂晓,180师部率两个团到达驾德山,发现联合军已经在他们的北面--马坪里。180师的处境由原来的被隔断恶化为被包围,减员很大,剩下约3000人,180师的命运已定。下午军部指示其向鹰峰突围,部队分成两路行进,美军以炮火封锁道路,部队建制被打乱,美军飞机在上空盘旋播音,点明180师的番号劝降。27日拂晓,180师余部1500来人到达鹰峰,遇到的仍是美军,左突右冲了一天,180师只余400多人,无法再作有组织的战斗,遂分散突围。

损失180师的直接指挥责任在3兵团指挥部,兵团代司令不了解现代化战争,拿内战时的旧经验来指挥作战,对美军惯用的快速反击战术没有心理准备,“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是一封糊涂电,到驾德山阻击敌军的命令和“各部暂不撤收”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设定错了阻击敌军进攻的地点,3兵团指挥部两次为180师设定阻击地点,而事实上联合军两次跑到了设定点以北。60军指挥部同样对美军的快速反击战术缺乏心理准备,23日下命令时期望180师能阻击敌军35天,事实上一天都很勉强;2560军部在半小时内接连收到3兵团部关于180师行动的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好一些,60军部未能加以权衡,两道命令原样转发180师,说明60军部在战术研判上和3兵团部同样不清醒。

180师的损失开始上面还说“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所造成!”,但如果一层一层地追究,顺着“带决定性的一仗”、“最后一战”、“春季攻势”的藤摸瓜,就追到了最高领袖头上,所以后来从兵团一级开始层层推诿,把责任全推到师级以下基层,罪之以“右倾动摇”,以掩盖整个战役失败的战略责任和战役责任,直到今天,“抗美援朝正史”还说第五次战役是胜仗,只是不圆满而已。第五次战役的失败对志愿军的士气影响很大,61日彭德怀向最高领袖报告:“三兵团损失很大,四处溃逃,企图回国现象严重,现正派人分途拦挡归队”。部队后撤中有2万人失踪,3兵团因一时混乱失踪最多,达16000人,边境的丹东市内甚至出现了三五成群流浪的志愿军离队士兵。

第二个后果是志愿军被俘1.7万人,占战争期间中方被俘人数的80%,让美军拣了个大便宜,为美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压中方一头提供了机会,说难听点,第五次战役就是给美军送俘虏的战役。180师有5000余人被俘,照应了3兵团代司令战前说的“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

第三个后果是战线被美军北推,战役停止线在战役发起线北面10几公里处,既损失了部队,又丢了土地。

美军从第四次战役中获得了有益的作战经验,既看到了自己的长处,也了解了对方的短处,因而美军在第五次战役中知彼知己,先以稳健的防守及适当的后撤消耗中朝军的粮弹,再以快速有力的反攻杀伤中朝军。利用空间的伸缩削弱对方的有生力量,这是中国军队在历次战争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自己忘记了,却让美军用上了。志愿军却未从第三、四次战役中汲取教训,没有充分认识美军的长处,也没有认真审视自己的短处,在相当程度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失败是必然的。孙子兵法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最高统帅发动第五次战役,既没有先创造出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也没有等待敌人可被已方战胜的条件出现,就一厢情愿地想“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注定是一个军事上的幻想。孙子兵法又云:“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第五次战役的失败就是违背这一古训的结果。在这场大战役中,有《孙子兵法》遗产的中国的军队败于没有《孙子兵法》的美国的军队,是很不应该的。

第五次战役上上下下都有责任,责任最大的还是最高领袖,“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如此结局的首要责任不得不由最高统帅来负。180师的折损惊动了统帅,在调查失败原因时统帅关注的竟然是兵团军事主官是否右倾,而第五次战役失败的本质恰恰是左倾军事冒险。第五次战役进行到第三阶段时,斯大林就最高领袖设想的“零敲牛皮糖”战术坦率地来电:“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一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

第五次战役是朝鲜战争中继仁川战役后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从此攻守之势完全易位,中国志愿军彻底失掉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在第五次战役中,中国对人力资源和物力的使用达到了极限,战役的失败使中国的决策层放弃了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目标,改之以维持三八线,并且正式开始和谈,但和谈的内容已经不涉及中国的政治利益了。1951年下半年的战况基本上是南攻北守,志愿军拼死作战的目标就是保住最高领袖曾经不屑一顾的三八线。

七、对自身短处和敌方长处认识缓慢

第二次战役是在对志愿军非常有利的战役态势下进行的,联合军以22万余人(其中美军7个师)在弄不清中国军队大规模进驻朝鲜的情况下贸然北进,中国军队以38万兵力(30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虚位以待。

在西线中国军队先以少部分兵力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再以主力打开战役缺口,各部深入穿插,迂回包围,38113师进至三所里、龙源里,截断了以两个多师美军为主的一路联合军的退路,但由于其它方向的部队受阻迟误,未能达成战术合围,这路联合军经安州、肃川成功撤退。38军在阻击战斗中打掉了联合军的很多辎重装备,部队以前没见过这么多洋捞,在发往志司的电报中对战斗作了过于乐观的汇报,彭德怀以为很有可能歼灭这一路美军主力,在鼓励38军“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后加了“38军万岁!”,事实证明“万岁军”的赞誉给得过早了。“万岁军”在后来的作战中没有什么过人表现,19521038军在白马山战斗中打得一塌糊涂,给南朝鲜军当了回陪练,陪着对手打出一个白马师。

在东线联合军以5个师向北冒进,志愿军第9兵团集中两个军的兵力将美军陆战第1师主力及第71个加强团分别包围于下碣隅里、柳潭里和新兴里地区,虽然达成战术合围,但因中国军队火力薄弱,气候严寒,补给困难,部队因冻饿非战斗减员很多,除集中5个团将新兴里之一部美军(约二个营)歼灭外,未能歼灭陆战第1师主力,其在美第3师接应下撤走。

第二次战役的战果是收复平壤,基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上的颓势。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如此有利的战役态势下,没能成建制地大量消灭美军。如果第二次战役的作战对象是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肯定是场大歼灭战,打美军却打不成歼灭战,说明美军是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的作战对象。

在中方的第二次战役记录中,毙伤俘敌3.6万余(其中美军2.4万余),志愿军伤亡3万余。美军的损失统计是值得推敲的,美军总共7个师,十几万人,如果第二次战役减员2.4万,减员比率约为17-18%的样子,属于中度减员,肯定会有部分建制部队几个月内无法再战,而事实是在一个多月后的第四次战役中,美军7个师一个不落地参加了进攻,而且表现得精神抖擞,向北推进了约百公里。反观中国军队,第9兵团的20军、27军因减员严重,无力参加第四次战役,只有26军能继续参战。志愿军伤亡3万余的统计排除了冻死冻伤等数字,这个数字高达4万,加上这个数字,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减员总数不下7万,占投入兵力的18%,为中度减员,可见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的损失无论在数量还是在比例上都远高于联合军。19501229日最高领袖致电彭德怀:“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明年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第二次战役中国志愿军已经有不小的损失,发起第三次战役的各种客观条件均比第二次战役差,怎么可能取得超过第二次战役的战果?最高领袖在电文中不切实际的乐观表明他对敌方长处缺乏认识,对志愿军的短处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第四次战役时最高领袖承认志愿军在军事上有很大困难,但又说“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乐观到了主观盲目的程度。

军级建制在一次战役后失掉再战的能力,这一现象在第四次战役同样出现。在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长达62天的防御作战中,志愿军第38504266四个军在美军的优势火力下苦熬,伤亡程度可想而知,在第五次战役的作战序列中这四个军全部缺席。第四次战役的伤亡对比统计同样不实,在中国官方的记录中志愿军歼敌5.3万余,自身伤亡4.2万余,第二次战役联合军陷于被动志愿军的损失尚且高于联合军,第四次战役联合军处于主动,志愿军的损失怎么可能少于联合军?相对志愿军38504266军全部缺席第五次战役,美军的7个师又是一个不落地上了阵,这说明了什么?

可以说中方关于朝鲜战争每次战役的伤亡对比统计都是不真实的,不实统计的累计结果就是战后中国官方宣布歼灭美军39,而事实上美军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总共14.9(包括北朝鲜军队的杀伤),因为无从得知北朝鲜军队杀伤美军的数字,即便把14.9万全部算作志愿军的战果,中国的官方记录也把它夸大为2.6倍。中国对志愿军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的统计是39万,正好也是美军实际伤亡的2.6倍,如此中方每次战役后的伤亡对比统计水分有多大就一目了然了。志愿军各类人员损失到底有多少还是个未知数,洪学智在回忆录中说“牺牲了几十万”,朝鲜战争对中方人员来说没有前后方的划分,只有作战区域的不同,是否在后方从事运输、施工的人员也有较大数量的伤亡,是一个值得战史界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无法大量歼灭美军,并且出现从未有过的伤亡呢?这就要深入探讨志愿军的短处和美军的长处。

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中国军队的弱点主要表现为三:打击能力弱、机动能力慢、后勤补给不足。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对美军基本达成战役合围,却不能大建制地吃掉美军,原因就在于已经围住的不能尽快吃掉,相距不远的无法追上咬住,前两项弱点尽显。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距后方基地已远,后勤补给薄弱的短处也显现出来,部队只能打7天,7天后则呈强弩之末。而对手后勤补给上的弱点被李奇微查觉到,志愿军被动地投入到事实上由美军发动的第四次战役。第四次战役中的砥平里作战,志愿军打击能力不足更加凸显,8个团围攻6000多人的美法联军,付出不小的伤亡仍不能吃掉对手。砥平里作战表明志愿军不可能大建制地消灭美军,而这一点最高领袖和战区统帅在第五次战役后才认识到。

美军的长处则正好相反:打击能力强、机动能力强、后勤补给充足。第五次战役中美军反攻,志愿军有的军打阻击几天就撑不住撤下来,能撑下来的军战后要补两万新兵,伤亡之大令人咋舌;美军一旦形势不利,跑得很快,步行的志愿军追不上,一部美军如果被困,临近美军救援迅速,志愿军无法致敌于死地;面对经常缺乏粮弹的志愿军,美军却可以使用5倍于作战规定的弹药量。

回顾国内战争,那种“小米加步枪胜过飞机加大炮”、“铁脚板赛过汽车轮子”之类的话非常不妥,这种唯心主义口号起了强化盲目自大心理的坏作用。事实上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中的每次歼灭战中,中共军队的大炮数量都超过了蒋军,战争的胜利既是意志的胜利,也是物质的胜利,二者是相辅相成的。面对新的对手,老的经验不灵是很自然的,只有尽快认识新对手的特点,才能在新的战争中少损失,多受益。

在短期内志愿军的弱点无法克服的情况下,中国的决策层发明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轮番作战”,“轮番作战”在战后关于抗美援朝的各种文字中常被津津乐道地提及。轮番作战是对伤亡过大的因应,原有部队因伤亡无法继续作战,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需要投入比原有更多的兵力,于是不得不持续派兵。国内战争时期不可能轮番作战,条件不允许,也没打过消耗那么大的仗。朝鲜战争中伤亡过大说明战争消耗超出了本国对高强度局部战争的负担能力,轮番作战的实质是国家以全面战争的投入来参与一场局部战争。轮番作战的最大弊端是新部队不熟悉敌军的特点,不熟悉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在作战中导致无谓的损失,在第五次战役中第319兵团的损失明显大于第9兵团。第五次战役后彭德怀在致各军的电报中说“有些部队不讲战术,队形密集,伤亡特别惊人”,“各级指挥员不善于组织指挥,这是血的教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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