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个坏制度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4-09-11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个坏制度

99日,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外国记者有关江泽民死亡传言的提问,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回答称,「第一次听到有关消息,无法证实。


作为外交部的一名新闻发言人,如果她说的是真话,那么说明她失职。因为江泽民膀胱癌恶化乃至病逝的消息自830日起已在境外媒体上传开,日本《东京新闻》、Facebook及香港媒体均有相关报道或澄清文章,在中国的微博上也用隐语传得沸沸扬扬,她竟然两耳不闻媒体上关于本国前领导人生死存亡的大事,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关消息」,岂非失职?如果她没有失职,明明知道境外媒体上的传闻,却说「第一次听到相关消息」,那她就是公然撒谎,对一名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低级的错误。

不论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华春莹的这个措辞都非常罕见。几乎可以断定,如果不是为了故意隐瞒某些事实,如果这个回答不是事先演练和经过批准的预案,那么,华春莹很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将从公众视线中或新闻发言人这个岗位上消失。

现在当然还无法断定华春莹是否说错话。但新闻发言人在岗位上说错话并不少见。最著名的就是前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那句「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王勇平因此而去职。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任时,则因多次发表带有个人色彩的言论而被调离。

2007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曾表示,中国的上百位新闻发言人中,「还没有出现一位因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错话,或者是说话不当而受到处罚」。

新闻发言人这个岗位,是代人说话,代人受过。有人受处罚也好,没有人受处罚也好,不管谁在新闻发言人的岗位上,面对公众的质疑和诘问,结局几乎都会是一样的。我自始至终认为,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推行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绝不是一个好制度,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坏制度。一个小小的新闻发言人,无法时刻帮一个撒谎成性的政府圆所有的谎,总有无意中露出马脚的时候,当然它更无法承受媒体和全民诘难之重。

2003SARS后,中共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委和政府各级各部门全面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包括境外舆论在内,不少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在身处其中的中国一线媒体记者看来,这却是一个极其恶劣的制度--实际上是垄断信息发布权的制度。

过去,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之前,每当有任何事情发生,一个记者便可马上联系自己认识的相关官员,询问详情,了解事实经过。官员一般也都乐意回答,特别是对认识的记者,更是没有理由拒绝。但是,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之后,任何事情发生,按照政府相关部门的规定,都只能由新闻发言人来回答,其他任何官员都不能私下接受采访。所以,官员们接到记者的询问电话,基本上都是拒绝:「请找我们单位的新闻发言人」。而一个单位的新闻发言人,都是级别很高的官员,轻易难以找到,而且经常电话不接听。即便找到了新闻发言人,记者问他,他也是一问三不知--有时是装傻,有时他是真不知道。一些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问题,一些事件的具体细节,新闻发言人往往不是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他根本不懂或不掌握,他也无法回答,转述专业人士的回答,则更易出错。遇上这样的情况,记者们唯有骂娘。近些年来,记者们遇到这种情况骂娘的机率非常之高。

最荒唐的是,所谓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不单单是一个政府部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甚至把它推及到了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整个系统。比如,记者要去一家医院采访一个医生,了解某个医学常识,过去直接找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医生采访就行了,医生都会接受采访;但现在,医生绝对私下不敢接受记者采访,他会要求记者先找医院的新闻发言人,而医院的新闻发言人不敢贸然做出接受采访的决定,要事先向主管医院的卫生局请示,卫生局会要求记者先发来采访提纲,再决定是否接受采访。整套「流程」走下来,一个简单的采访,记者一个星期都不可能见到采访对象。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推行,造成了信息发布权的高度垄断,这正是极权制度维护其统治所需要的。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希光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首倡者和不遗余力的推广者之一。我曾当面询问他如何看待新闻发言人制度推行后,记者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这个问题。他无言以对。

或许新闻发言人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民主国家是一个好的制度,极权的中共和最爱给它舔菊的「学者」们,总是把它最恶劣的一面拿过来,作为对付民众工具。

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