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一党民主」语境下的人民主权问题 / 极权下的分裂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4-08-21

「一党民主」语境下的人民主权问题 / 极权下的分裂

「一党民主」语境下的人民主权问题

上篇谈一党民主语境下的强化党权,现在我们再思考强化民权。

中南海大门屏风上誓言「为人民服务」,党应该转型为服务型政党,为公民主张正义

党权与民权问题,一直是中共面临的最根本性的问题,也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最关键性的问题。

我们看媒体最权威的解释:

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大的关系?根据宪法、法律和党的有关文件,我们可以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概括为:党领导人大,人大接受党的领导;人大监督党,党接受人大的监督。

贾府的最高权力法定归贾政,但贾政要接受贾母领导,贾母接受贾政监督,家法是由贾母带领贾政制定的。

请问,贾府真正最高权力属于谁? A:贾政B:贾母

贾府的权力问题还有博弈的空间,因为贾政与贾母都是自然人,可以直接对话交流,但中共中央与全国人大之间的博弈,却是有组织与无组织的主体进行博弈,被控制的无组织对象与控制主体之间的博弈,这样的博弈严格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全国人大是由中共一手「选举」出来的,而不是由人民普选产生的。

典型的案例是八九民运之时,学生最初提交的吁请书是递交给全国人大的,而赵紫阳与李鹏内争之时,赵想到的,并不是求助邓小平的幕后权威,而是求助通过全国人大来协调解决,赵紫阳是有民主法制意识的,并希望诉诸合法程序来解决面临的问题。李鹏在日记里说:万里出国前曾经告诉我,(1989512日赵紫阳亲自登门到他家,说中央意见分歧,在党内已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求助于人大常委解决问题。

历史的关头,人民与党的领袖都同时发现,代表人民主权的全国人大失踪或失效了。万里在最关键的时刻,没有中止对北美的访问回国紧急处理国事,而是被要求继续访问,而其回国之后,又被滞留上海,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失去了应有的价值,邓小平在家中召集的元老会议,不仅决定了赵紫阳的命运,八九民运的结局,也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党控制了人大,邓小平也就可以控制党。如果当时万里能够启动人大紧急会议程序,公开处理八九民运问题,也许八九民运的结局就完全不同,邓小平李鹏政治集团也不会犯下滔天的罪行。

中兴领袖习近平一文提到了强化人民主权,这个提法有积极意义,但贾母要提升贾政的威权,同时又要强化贾母的威权,终极问题仍然无解,当贾政遇到贾母意见分歧时,谁有终极裁判权或决策者?

近日结束的北戴河会议之后,我们看到习近平在「深改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呼吁,要真刀真枪地改革。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也要开启真正的依法治国大幕,伟大而真诚的改革誓言需要落到实处,并要面对真正的问题。

欧洲走出中世纪,最重要的革命是政教分离,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习时代如果诚心诚意地政治改革、强化民权,就应该党的事情归党管,政府的事情归政府,人大的事情归人大。

我们看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共宣传部管一切媒体的意识形态,从电影到漫画,从图书到音像,从网络到教育,世界上哪个文明国家的当政党会如此滥权?如果中共把人民日报还给全国人大,把光明日报还给全国政协,让中央电视台市场化,党的宣传部门只管党内教育,中国的文化与新闻领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人民的选举权失落,是党国腐败之根源,强化民权,最重要的是让逐步落实人民的独立选举权,选票控制在党政部门手中,人大代表由有关部门指定,任何公民无权独立参选,这使共和国完全被变异,各级党政部门如果有真正的人大代表监督制约,社会可能会发展得慢一些,但肯定发展会更健康,更理性,也更阳光,仅仅想依靠中央巡视组来解决腐败问题、懒政问题,无异于拔着自己头发想飞行。

中共害怕文革式的大民主,那么和平选举各级人大代表,并通过人大代表来监督各级政府,协调党政部门与民间社会的纠纷,最有利于社会稳定,只要是政治文明发达国家莫不如此。中国社会的民主实践确实不尽如人意,由于传统文化与现实问题造成这样的现状,我们也必须承认,应该一步步来,如果立即启动美国那些的全民普选总统,可能会出问题,但中共在村一级民主实验从江泽民时代已开始了,习时代无论怎样也应该启动县市一级民主直选实验。可以分期分批地在有条件的市县启动民主直选人大代表,并由人大代表选举县长,县委书记可由上级选派,也可由下级党代表直选。

中共曾誓言一切「为人民服务」,中南海大门的屏风上一直大书此誓言,那么,党不应该永远成为领导型政党,而应该转型为服务型政党,为公民主张正义,为社会维护人权,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力,应该是中共的神圣使命,中共由国家财政供养,应该逐步引入竞争机制,由永远为人民服务,改为由人民来选择谁来为自己服务,怎样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不能决定由谁来为自己服务,人民的主体性在哪里?

毛泽东一步步剥夺了人民主权,包括人民的经济主权、文化主权、政治主权,邓小平时代以来,人民的经济主权、文化主权逐步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但政治主权却仍然完全掌控在当政党手中,如果人民手中没有政治主权,其它主权随时都会成为泡影。所以,习面临的改革的本质,是还政治主权于民,还选票于民。

来源:东网 / 吴祚来



极权下的分裂

在今天,如果还有谁去讨论,一党制究竟有没有民主,就好比在讨论,太阳是否围绕地球旋转一样,对于一个具有基本常识的人来说,基本毫无谈论的必要。

极权政治的始作俑者列宁在发表演说。早在1918年,俄国就实现了一党民主制。

然而,这一类的话题,还是出现了。近日,香港一个传媒网站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中国政改的前途,是一党民主化。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话题,还引起了很多人煞有介事的争论。这看似荒诞不经,却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事实:中国的政治生态,在话语层面与实践层面,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个明显现象,就是一个心智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完全无法与体制的这种话语模式兼容。

要解释这种现象,需要从体制的溯源中寻找原因。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列宁式政党,发展出一套自身特有的话语体系。统治者根据自身需要,对一些关键的概念,重新给予定义。在极权的语境中,像自由、民主、法治这样的词语,它们的含义,经常被扭曲得面目全非。

历史上,列宁是这种分裂的始作俑者。在政治斗争中,列宁创造出一套建党理论。列宁声称,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分子,才具有革命的领导权,并以此为依据,发明了「民主集中制」。这与同时代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所主张的民主体制,截然不同。本质上,这是一种反民主的专制主义。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俄国举行立宪选举,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仅获得少数席位。次年1月,列宁调用军队,强行驱散议会,并向抗议的民众开枪射击,造成「一.五惨案」。布尔什维克从此踏上独裁舞台。同时,列宁打压温和的马克思主义派孟什维克,并成立秘密情报机构契卡(苏联克格勃的前身),以「反革命」的罪名,拘捕镇压异己分子。以民主之名,行血腥专制之实;自诞生之日起,极权政治,就带有深刻的分裂属性。

极权的话语方式,并不是要听众同意,而是要听众服从。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对于极权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人们完全接受它的意志。受到这种逻辑分裂的影响,处在极权统治之下的人们,也经常形成分裂的人格。他们既可以一边经受饿死人的饥荒,一边痛斥外国的腐朽没落;也能够一面承受政治的腥风血雨,一面高歌赞扬领袖的英明伟大,以及在其统治之下的美好生活。

即便是今天,这种分裂型人格,也并不少见。曾经一位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来访的美国总统面前,激烈批判美国式的自由。但在数年之后,这位学生与一名美国人结婚,并远赴美国生活。还有更多的人,在一些场合,痛骂日本抵制日货,而在另一些场合,却又四处搜寻日本的动漫AV,大饱眼福。更不用说,那些在公开场合反「西方」骂「西方」的官员,却将财富与配偶子女,不远万里,偷偷送到「西方」安置。

话语与实践的分裂,是极权的内在属性,而分裂型人格,既是极权统治下的特产,也是维持极权的基础。否则,一个逻辑正常的人,必然会从种种现实之中,得出极不利于极权统治的结论。

而在极权治下,拒绝这种人格分裂的人,犹如那位在童话中,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自然会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毕竟,还有大批的人,不但要颂赞皇帝新衣的豪华,而且已经踊跃上前,一并脱光了衣服,为之献舞。

来源:东网 / 项小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