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造神运动”难获人心 当今中国亟需领袖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4-07-28

造神运动”难获人心 当今中国亟需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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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没有给予二战中带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战胜希特勒的领袖温斯顿丘吉尔更多机会。原本信心满满、认为凭借战争中的功劳定能顺利当选的丘吉尔被抛弃,丢掉了首相宝座。当时有记者采访丘吉尔:“你在二战中战功卓著,却失去了首相宝座,这是否意味着英国人的忘恩负义?”丘吉尔肯定地点了点头说:“是的。”但他接着引用了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一句名言,“但是,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特点(Ungrateful characteristics is a great nation)”。有人从此看到丘吉尔的胸怀宽阔,但更重要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认为英雄产生于社会失衡状态,是可以接受的;但在社会的平衡状态中英雄不应继续被推崇,它会导致个人神化以及极权,所以必须在此之前阻止他。

“造神运动”的诱惑

如今,中共治下的中国,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飞速发展、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社会危机也加速积累,普遍而深入的腐败问题已到了“亡党亡国”的临界点,“盛世”的背后隐藏着残酷的现实。从执政党的角度看,面对同样一个“艰难时世”,对如丘吉尔那样的领袖权威的呼唤已形成一定的社会共鸣。其一,来自国内矛盾的积聚。尽管中国在数十年的经济转型中国力高涨,一跃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挑战随时可能“颠覆”这些成绩。这些挑战既包括政治方面官僚体制的僵化,也包括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难以为继,乃至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长期积聚不得宣泄。

其二,西方意识形态的挑战。开放意味机会也意味着挑战。在这数十年内,实际上中共正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与西方的对峙中暴露危机重重,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结果导致社会多元价值撕裂,甚至动摇中共统治根基。在中共看来,西方普世价值、宪政理论、民主体等等均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和平演变的“工具”。而更为危险的是,直到当下,几乎中共喉舌进行的所有反击都未能一劳永逸地彻底战胜对方。中共需要在不断探索中时刻面临这些质疑甚至冲击,“三个自信”从来就不仅仅是空喊的、不证自明的“宗教信仰”。


于是,习近平在接受挑战时不断塑造自己的个人权威,以确保自己在反击“敌人”时拥有足够的动员能量。其一,权力的集中,兼掌了包括新设立的三大超级党政小组在内的许多重量级机构,这已经引起了很多的争议;二是,个人魅力形象的塑造,通过一系列凌厉的改革和反腐手段凝聚民心,并动用国家宣传机器将其形象灌输到每个人的心目中塑造民间认同,甚至将它拓展至国际社会。尤其是第二点,不得不注意的是今年中共建党纪念日前的动作。《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的出版和宣传达到一个高潮,《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封面文章《大国强盛与领袖意志》则直接声称:“历史往往在关键时刻挑选领袖,而领袖则以‘公忠坚毅,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特质让历史挑选...在大国崛起的关键时刻,我们拥有了这样的领袖,乃国之所幸、民之所望,应当倍加珍惜!”制造威权和崇拜的意味已跃然纸上。

但是,需要警惕的是,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无论是领袖还是英雄崇拜,都本应是一个“非常时期”的存在,否则将其绝对化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崇拜脱胎于人类内心深处对安全的渴望以及普遍存在的对权威的服从。彼时,领袖与民众形成一种“契约”:领袖将履行自己对当前社会改变的义务并提出目标,而民众则给予信任与服从。而这一切都是以社会的未来期望作为基础,而非对个人的崇拜。一个英雄或者领袖,都有其相应的人格魅力,也往往会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朴素情感。同时,英雄和领袖在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同时,也会有自身的抱负和目标,需要符合自己原则和意愿的操作模式。这也是英雄和领袖在对权力追求和要求社会服从的根源。但是,当人们将朴素的崇拜与敬仰之情主动或者被动地转化为内心的绝对服从与盲目膜拜时,领袖将成为“神”。同样,本属于社会的英雄和领袖沉浸和享受社会的绝对服从与膜拜时,他可能撕毁与社会的“契约”,将人们赋予他完成责任和义务的权力理所当然地据为己有,并滥用它动用一切资源排斥异己、强化自己的权威,最终迫使社会造出一个“神”并以此欺骗和掌控社会。

独裁者便是如此愿意动员一切力量神化自己,并以此要求人们绝对服从。许多人在这条路上悬崖勒马,避免了危机,而又有更多的人最终被权力欲吞噬,跌入悬崖。尤其是共产主义国家中,列宁、斯大林,乃至他们的追随者毛泽东、金日成、卡斯特罗等等,都拥有着被神化的历史。他们在时局动荡中的确发挥了领袖的作用,但历史并未停止,毛泽东被视为“红太阳”供人们顶礼膜拜,毛泽东像章、语录以及民间的奉祀行为成为他明显的烙印;金日成和他的继承者们则在朝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臣民无条件要对神圣的“白头山纯正血统”保持忠诚。至今,列宁、毛泽东、金日成的遗体被永久保存,他们时常被西方世界视为与希特勒同样的独裁者,并以此攻击共产党政权,尽管在中国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形态已经远远脱离毛时代的轨迹。

一战后受到制裁的德意志曾背负着沉重的负担,社会上下酝酿着不满和愤怒。美国学者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在描述年迈的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在1933年那个冬天的周日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时,说道“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希特勒具有或者不久就会具有一个真生天生的领袖的气质。在此后12年的暴风雨中,他们要盲目地追随仰慕他,好似他有天授的英明睿断。”但正是这“邪恶的天才”将德国推上一千年来从未抵达过的权力顶峰,又将其“投入毁灭和破坏的深渊”。在那段时间内,“元首”成为一个不容亵渎的绝对的神的化身。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正因为领袖倾向于惯性地被权力引诱的风险存在,“造神运动”曾如此反复上演,所以每一次自上而下的权威塑造都应该受到冷静的检视,处在最高位置的领导人必须为可能导致的结果保持时刻的清醒判断。也就是说,在必要的权威塑造与“造神运动”间划清界限把握“度”,正如威权也应当区分是非常时期之非常手段的临时性存在抑或个人权力欲望的结果一样。当对个人的崇拜成为无理性的迷信和无条件的遵从时,一切便都已经变质了。因此,我们认为,习近平所面临的挑战要求他必须获得必要的权威,但必须警惕“过犹不及”。

契约精神:领袖的现代意识基色

那么,何谓“领袖”而不是被无条件顶礼膜拜的“神”呢?一件衣服的最外围、最前端部分是衣领与衣袖,因此用“领袖”代指身居最高位或是最富远见的人。在现代汉语中,领袖一词常用来指其它领域的领导人物或是突出人物,尤其特指近现代以来的政治领导人。由此观之,领袖首先是近现代意义上的,不仅在形式上不同于“神”与英雄,也与古代封建君王不可同日而语。所谓近现代意义上,正如上文所言,它不仅是上下的服从与被服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更是一种权力与义务清晰的“契约关系”。具体到中国,依据宪法,人民通过代表会议授权政府机关行使行政权、检察院法院行使司法权;而中共党员则根据党章以党代表大会授权党的核心机构行使领导权。权力的转移实质是“委托”,被授权者必须对“委托者”承担义务和责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领袖首先存在于现代的国家或组织架构内,其次他的权力并非“天授”,也非自然或夺取产生,而是有条件地被“赋予”。那么,一旦违反条件或没有符合、完成条件,比如任由个人意志凌驾于公权力之上,以求自身或小团体的利益便是撕毁“契约”,权力即会被褫夺。

当然,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领袖概念绝非可以自然形成和实施,如同法律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力保证便犹如一纸空文一样。在具体的实践中,权力对领袖极强的诱惑力和腐蚀性决定仅凭领袖们自律以履行对社会、民众的契约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曾经有数千年的王朝历史,对权力的形成和运用已有相当的一套理论基础。直至今日中国,在“官本位”文化泛滥的背景下,垄断权力、以权谋私仍被视为官场最大弊病。

如今,执政党推崇的主仆关系实际上被颠倒,现代化的契约精神荡然无存。现代意义上的领袖及相关的权力概念要求当政者首先要有所领悟,从权力的顶层着手率先垂范推广权力契约观念。习近平上台后提出的“将权力关进笼子”表示中共可能已开始初步具备现代权力意识的觉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多项改革顶层设计,特别是“第五个现代化”的提出,都体现中共核心层在开始注重“官本位”的解决,力图树立当代权力意识和契约精神,推出新的官场文化,将执政行为现代化。例如“国安会”的设立表明即便在非常时期动用非常权力解决危机时,亦必须恪守程序,让“度”受到一定架构的制约。

与此同时,处于社会层面的民众也同时在“造就”现代领袖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重要作用。例如:树立现代公民意识,而非以古代封建社会的皇权崇拜思想自我禁锢;回归现代意义上对于“领袖”的服从与监督的双重角色定位,彻底铲除对权力的盲从和奴性,提醒执政者时刻警惕权力的腐蚀,上下共同扎牢保证领袖及其权力正常履行的笼子。

事实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基因根深蒂固,民间依然保持对政治权威的封建君权想象。假如人们更多地顺理成章地被它唤醒,甚至反过来去卫护乃至生成信仰,那么违背社会进步潮流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上下依附关系将重新复苏。民众对政治人物的爱戴决不可简单地视同为一种“追星行为”。还记得去年习近平光顾北京庆丰包子铺后的“主席套餐”的火热,甚至连其坐过的桌子都被搬走“留存起来”吗?还记得李克强首次记者会后留下的那只未喝尽的纯净水以及博鳌亚洲论坛后大热的“总理套餐”吗?更早时,前国家主席胡锦涛2010年在玉树震灾后的孤儿院上留下“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12个粉笔字是如何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得以保存下来。君权思想根深蒂固,造就了甘愿俯首帖耳、奴颜婢骨的顺民。社会一旦陷入对政治人物的这种疯狂崇拜,权力也就失去了严格的监督,笼子就容易出现漏洞。

当文革的历史烟云和悲情渐渐退去,人们不厌其烦地默念那段历史,警告后来者勿重蹈覆辙,其实那不仅是给统治者听,更是对每一个普通民众听。温家宝两次所说的封建残余和文革余毒不就在重庆发挥效力了吗?彼时,以左派乌有之乡为主,将薄熙来视为一种精神感召的化身,而当最后一切拨开乌云见月明时,会不会是一种讽刺呢?当然至今有其追随者还在为其鸣冤叫屈,但这不是我们的考虑范围,只是有想要颂赞某人为“救世主”本身便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正说明至今对历史悲剧的触及灵魂的民间反思仍然是有限的,人们的思想在遭遇具有野心的“领袖”的政治操弄时,可能会被轻易唤醒,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契约精神”也会被轻易推翻。

而当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所有人都学会沉默,对现代威权领袖丧失自觉的检讨和监督能力时,便丧失了矫正社会走向和维护全民独立权力的能力。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自己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之路中曾表示,“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在他看来,人们倾向于在统治阶级遇到困难时赋予它更多的权力而不是反思极权体制的弊病,这导致统治阶级更多地强化权力乃至走向极权危机。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渐被奴役。

总之,中国已经经历了神化领袖所造成的“文革”惨痛教训,而今面对“废墟上重建”,它需要一个魄力与使命感并存、坚毅与睿智兼具的英雄或者领袖人物存在,但绝对不需要一尊“神”供千秋万代的瞻仰与膜拜。对于民众来说,必须对官方一系列造神先兆保持清醒的免疫力,同时检视反省自己,铲除对政治权威的崇拜和“造神”的冲动。就像对待美国前总统华盛顿那样,如果要成全他的美名,真的可以比较得“没有良心”、“忘恩负义”。对于领袖的丰功伟绩,人们可以还他的唯有尊严与荣誉,并且时刻肩负起权力监督的契约精神,却不可以再赋予他万世不朽的权力,更无须将其托举至冰冷的神坛。

来源:多维 / 穆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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