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追忆大屠杀、坦克、人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4-06-04

追忆大屠杀、坦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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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前,天安门大屠杀发生之前,父亲对我说:“儿子,好好在家呆着,共产党不是好惹的。”


父亲是过来人,历经数不清的政治运动,胆子被吓破了。比如“解放初期”,在他的老家盐亭,几分钟就枪毙了几十个“恶霸地主”,有人不过瘾,还挥舞大刀,将破碎的头颅一颗颗剁下来,踢下河岸。人头就这样,接二连三地漂远了,如同时间,如同总是在下一个渡口等待最新的人头漂过去的夕阳。

父亲丢下勤劳致富的地主爷爷,连夜逃走了,从此没说过共产党一句坏话。哪怕遭遇大饥荒,全中国饿死近四千万人,他的小儿子我也气息奄奄了,他也忍住不说。那是怎样的非人间啊,许多人吃草、吃树皮、吃一种带咸腥味儿的粘土(又被称作观音土),如果碰巧吃着一根大地深处的蚯蚓,就算了不起的美味儿。许多人因吃观音土被活活撑死。我奶奶也是这时候咽气的,爷爷将骨瘦如柴的她夹在腋下,在坡上随便刨个坑就埋了——可中国人民的伟大救星毛泽东还拒不承认错误,更为荒唐的,是将大饥荒的罪责推给前苏联,于是苟延残喘的老百姓全都仇恨前苏联,只因为狗娘养的“修正主义”在关键时刻撤走专家,中止了国际援助——他的副手刘少奇实在看不下去,不禁嘀咕了句“饿死人,是要上史书的”,于是倒大霉,在稍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秘密监禁,并在秘密监禁中被活活饿死,以此验证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

可二十五年前,毛泽东早死了,我才三十来岁,是从精神和行动上追随美国垮掉一代的无政府诗人,信奉“在路上”,我不相信父亲那样的过来人。而全国几十个大城市的几千万示威者,大多数比我更年轻,更不会汲取父辈的教训。特别是二十岁左右的首都大学生,号称“天之骄子”,已经占据天安门广场几十天,在全世界的关注下,过足了民主和自由的“毒瘾”——可父亲的话还是应验了,共产党开枪了,坦克碾压过来。



我在惊恐万状中朗诵了《大屠杀》:“打穿脑壳!烧焦头皮!让浆汁迸出来。灵魂迸出来。溅向立交桥、门楼、栏杆!溅向大马路!溅向天空变成星星!逃跑的星星!长着两条人腿的星星!天地颠倒了。人类都戴着亮晶晶的帽子。亮晶晶的钢盔。有支军队从月球里杀出来!扫射!扫射!扫射!多好玩啊!人类和星星一起倒下。一起逃跑。分不出彼此。追到云上去!追到地缝和皮肉里去扫射!把灵魂再打一个洞!把星星再打一个洞……”

可父亲的话只应验了一半。自1949年以来,共产党造成近一亿人的非正常死亡,大家不仅忍辱偷生,还私下庆幸自己命大;也许有过零星反抗,但官方严禁记录,久而久之就再没人记得——而这次,中国老百姓终于集体反击,一雪国耻。

2012年深秋,我在德国和台湾同时出版《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公布了十几个企图阻止戒严部队行凶的“六四暴徒”,他们像原始人类那样可笑地对抗国家绞肉机,他们的主要“凶器”是棍棒、石块与火。坦克人王维林由此在这场不均等的对抗中浮现,中国人面对大屠杀的英勇震撼了全球。我在《子弹鸦片》里写道:“那天晚上,至少有上百万手无寸铁的‘暴徒’与全副武装的军人对峙。开头是一辆接一辆的坦克和装甲车开道,碰着路障,就直接碾过去;后来就开枪扫射了,大伙儿发出阵阵惊叫,一片枪声一片血,人如乱草,嘎嘎被割下地。有个坐牢近二十年的‘暴徒’说:‘西方人只知道王维林,因为他一个人站大街中央挡坦克。一长串坦克,突突突冒着烟,像不断放屁的巨型甲壳虫,左绕右绕,硬是被这个人给挡下。你是钢铁我是血肉,压过来呀,王八蛋!这个镜头进入了历史,因为凑巧被外国记者摄到。据说美国老布什总统看了实况转播,也忍不住流泪了。可是那一夜,中国有无数个王维林,没有被镜头记录下来。’”


坦克人王维林不是学生领袖,不是知识精英,此前没引起任何注意,他留下那个短暂画面,成为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象征之后,就被人胁裹而去。因为六四流亡海外的中国人超过十万,香港社会发起营救政府通缉犯的“黄雀行动”持续了数年,王维林都不在名单上。经《子弹鸦片》中若干个被判重刑的六四暴徒证实,监狱内也从未听说过有王维林。

我的父亲在2002年秋天去世,最后一瞬,他说不出话来,可眼睛牢牢盯住他的政治犯小儿子。警察曾在他的眼皮下搜查我、带走我许多次,他死也不放心。也许他死也要重复“共产党是不好惹的”——王维林的人间蒸发就再一次证明。

二十五年眨眼过去,我们都有些老了,图片中的王维林还那样年轻。远远望去,那白衬衣如夏日的百合花,纯洁无瑕。坦克在百合花前怯步,构成穿越历史的诗意。而在可歌可泣的诗意的另一面,近三千个生命被剥夺,被淡忘。在《子弹鸦片》里,我再次整理了丁子霖教授和天安门母亲群体数年蒐集的《死亡名单》,其中有九岁的吕鹏,仅仅因为深夜被枪声吵醒,悄悄溜出门,就被流弹击毙;有二十二岁的夏之蕾,一位来自南方的大学女生,六四凌晨四点多,她随学生长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走到东单时,枪声大作,她踉跄倒地说:“快点!快点!找个地方歇歇。我好像是中弹了。”接着,从她紧捂着胸膛的指缝中,热血一股股涌出。几位女同学脱下她的衬衣,发现左乳下中了一枪。血一直在涌。当时一片混乱,昏暗之中,戒严部队正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大伙儿别无它途,只得抬起昏迷的如花的她,向前走着,走着。几分钟后,回光返照,她突然从昏迷中醒转来,冲着悲戚的大伙儿,开了最后一个玩笑:“同学们!我的花季结束了。夏之蕾本来就是夏天的花蕾,凋谢得快嘛。”

二十五年了,枪声远了,血也枯了,全世界还在追忆六四,就如一个人不断抬头望天上的星星,有疲倦,有忘却,甚至有怀疑,但这逐渐成为人类的记忆财富,因为1989是世界历史分界线,共产阵营瓦解以中国人的流血开始,在西方各种文史档案里,有关六四屠杀的证据累积如山。谁会料到,今年五月的中国首都,竟然爆出因追忆“六四”而集体入狱的大案——在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家中,在十几位知识精英举办“研讨会”之后,全部被警察抓捕。其中五人,因“罪行严重”被羁押至今,他们是维权律师浦志强、社会学家徐友渔、前政治犯胡石根、八零后网络作家刘荻,及也是六四死难者家属的郝建。

此案在国内外激起新闻狂澜。在家中追忆六四,跟写反动日记差不多性质,如果这也犯了“寻衅滋事罪”,那就退回到“思想犯罪”的毛时代了。这几天在波兰接受采访时,因感觉离奇荒谬,我就讲了发生在毛时代的一则故事:“有一对夫妻做爱,丈夫为了延长快感,就一边抽送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他高呼几百遍,的确延缓了射精,却不料隔墙有耳。革命邻居们立马举报,火速招来警察,两口子也被破门而入的警察当场拿获,随之痛殴,随之判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劳改四年。”

翻译和记者都忍不住笑,跟着又感觉对不住六四死难者和新近入狱者。记者说:“廖先生,您这是谣言吧?”我说:“在家中追忆历史叫‘寻衅滋事’,这听起来才像谣言。”记者说:“那么,请问,中国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我说:“没进步也没倒退,而是轰隆一声腾飞了。”记者说:“我理解。可坦克人王维林和你的《子弹鸦片》都不会轰隆一声飞走的。”

2014年5月24日于华沙

來源 《中国人权双周刊》/ 廖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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