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民主从来不是赐予的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4-05-27

民主从来不是赐予的

在「六四」25周年的前夕,回看「六四」对香港人的最大冲击之一,莫过于使香港人深切及浓烈地感受到自己「中国人」的身分,及了解到中国和香港已慢慢地连成一线,成为了命运的共同体。 



香港人非常担心「八九六四」的中国,将会是九七之后的香港。25年后,这一种忧虑和恐惧不单止没有消失,反而是变得更加强烈和真实。九七回归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在不断地印证了这预言。就如这一刻,当中央及特区政府正联合绝不手软地打压「占领中环」运动的时候,我们便开始担心「八九六四」的北京天安门,会变成不久将来的中环。手无寸铁及和平示威的市民和学生,被流血清场的场面,不期然地在脑海中浮现。

「六四」的源起和爆发的主因之一,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地滞后于经济改革,使国内由改革所带来的贪污腐败和社会矛盾,到达了失控的地步。这种由政治改革滞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矛盾,也在今日的香港社会中浮现。而在中港命运连线下,分析香港的政改,已不再能一厢情愿地只是分析香港的内部因素,而忽略了中央的立场及诱因,和国内的政治形势及发展。

究竟是否要「中国先有民主,香港才可以有民主」,这个原先类似「有鸡先,还是有蛋先」,看来较为知识性的问题,在「一国两制」的界线已日趋模糊,中央愈来愈直接及毫不避忌地介入香港的事务和管治下,已变成了一个香港人要迫切去思考的实际问题。 既然「一国两制」已逐渐退化至「一国一制」的可悲地步,在分析上,我们无妨「将错就错」,来一个还原基本步。

从以上的逻辑出发,要理解中央如何看待民主及处理香港的政改,一个至佳的方法,莫过于观察中国内地的政治改革,及中央在面对国内严重的管治压力下,有多大的诚意透过民主制度,来化解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说到这里,不得不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还记起在香港的高级程度会考仍未被取消的年代,笔者曾参与「政府与公共事务」科的出题工作。在有关中国政治的部分,我和同事最害怕出的问题,就是有关中国的政治改革。主要原因是害怕考生会在这一条问题上「交白卷,拿零分」。

最讽刺和令人感到叹息的是,学生之所以会「交白卷」,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懒惰或蠢钝,而是中国在「八九六四」后,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实质和有意义的重大政治改革。真正在这问题上「交白卷」的,是中央,而非学生。

中国为何缺乏政治改革?

中国的政治改革,或更正确地说,解释中国为何缺乏政治改革,便成为了研究中国问题的老牌学者、波士顿大学的Joseph Fewsmith,在他去年出版的新书《中国政治改革的逻辑和局限》(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见参考资料),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首先,中国缺乏政治改革,并非因为中国不需要政治改革。而是一如Fewsmith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是统治中国的共产党因害怕自己的权力受约束和制衡,党及干部的利益受损,而一路拒绝改革的结果。

Fewsmith又发现,中国即使有推行政治改革,也离不开两个负面的特色。首先,改革往往是细规模,及在较边缘及经济发展较低的地方进行。理由是这些改革只是实验及宣传性质的政治政绩工程,不是认真的改革。原先只是用来「做样」的改革,万一被认真起来,也不会失控而威胁党和干部的利益。

第二个负面特色是,改革的程度是十分之低,性质十分之表面,即使成功地被落实,对于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实际效用也相当有限。例如中共所推行的党内民主(inner-party democracy),最终仍停留在「差额选举」的层次,未能增加党在社会上的代表性和对人民的问责。乡村选举仍在党的严密监控下进行,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仍是由党员胜出。近年获积极推行的所谓「审议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即在制定政策前要先吸纳市民的意见,在Fewsmith眼中,在没有竞争性选举的一党专政下,只是「挂羊头卖狗肉」,虚有民主之名而无其实的「咨询性独裁主义」(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当政治制度滞后,不能配合经济发展步伐的时候,政府官员与人民的矛盾日深,民意及民情苦无出路,人民的诉求只有被迫透过制度以外的渠道来表达,包括游行、示威和集会。日久积压的不满情绪和愤怒,更不时透过官民冲突的形式来爆发,当中往往涉及流血与暴力。根据Fewsmith在书中引用的统计数字,在1993年,符合以上描述的「群众事件」(mass incident),中国全国只有8700宗。但到了2010年,「群众事件」的数字已急升至约18万宗,是1993年的20多倍。在设计自己的书的封面的时候,Fewsmith也特意地选择了一张2008年贵州瓮安县骚乱的火烧公安局的照片,真的十分应景。

令人担心又痛心的是,香港的政治制度也滞后于经济发展,在中央和特区政府均没有太大的诚意为香港带来民主的时候,香港的情况正愈来愈似中国国内的局势,社会与政府的冲突和矛盾正不断地升级,恐怕不久便会到达爆发的临界点。

香港的政制改革,本应是为香港逐渐升温的社会矛盾,寻求制度化出路的良机。民主化是推动政治发展的最佳方法,而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寻求社会稳定。极权和封闭的政治制度可以带来社会稳定,从来只是一个短暂的政治神话,只是把社会的矛盾压抑和把多元性隐藏的掩眼法。

在中国本身也不重视自己的政治改革,宁愿牺牲社会稳定,也不欲见到党和干部的权力被制衡,既得利益被挑战的情况下,中央会主动为香港带来民主的机会,可谓微乎其微,甚至等于零。因此,香港人更必须要透过今次政改的机会,来主动表达自己对民主的诉求。

从古至今,成功和持久的民主制度,从来不是被赐予的,而是靠主动争取回来。

作者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中文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 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