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酷吏吴芝圃一手饿死几百万河南人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4-05-07

酷吏吴芝圃一手饿死几百万河南人

信阳遂平县_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以此引发了席卷全国的浮夸潮和大饥荒。如今_岈山依然以此为荣,简直恬不知耻匪夷所思。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在吴芝圃统治下的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中,河南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达两百多万人,其中信阳地区就饿死近一百万人。而民间估计的数字则是官方的好几倍。

据信阳地委官方的报告,19591960年冬春,正阳县死人8万,息县死人10万,新蔡县死人10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_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总人口的10%,有的队的死亡率达30%罪恶败露之后,吴芝圃在省委做“检查”时,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吴芝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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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8月,在中共河南省委五次全会上,当时的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突然发难,指责由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订的《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它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顿时在河南官场引发了一场权力地震。

潘复生1949年任中共平原省委书记,1952年平原、河南两省合并时潘、吴在人事安排问题上就产生过分歧。1957年春,河南省临汝县出现反对农业合作化的“闹社”风潮,吴芝圃闻讯后命令县委逮捕了反对者,后来潘复生从北京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的意见说“临汝闹社是人民内部矛盾”,吴才不得不放人。与中国传统的狗咬狗式权力斗争一样,宗派矛盾和观念分歧借着“反右倾”运动发作。吴芝圃这场突然袭击,攻势凌厉毫不手软,凭着自己在河南30年打下的深厚人脉基础,硬是把潘复生和与其有相同观点的省委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而实际上把持了河南的党政领导权。这就是震动河南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

事实上,吴芝圃之所以底气十足,不过是有恃无恐。他摸准了1949年以后毛万岁急欲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倾”的脉搏,他事先得到了毛万岁的鼎力支持。在19585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吴芝圃顺应时势,作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的主要危险》的发言,“揭发”潘复生的“严重右倾错误”,毛在随后的讲话中称赞吴的发言“很好”,甚合朕心。八大二次会议随即撤销了潘复生的职务,吴芝圃心想事成荣升河南省中共老大。“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随后,吴就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到处“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中共成员,使得河南官场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为避免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顺着上级的杆子爬,中共中人无不“睁着眼说瞎话”,实际上这是中国官场的传统美德。这一杀一儆百指鹿为马的手段,为后来吴芝圃把河南的“大跃进”推向高潮扫清了权力障碍,更为后来惨绝人寰的大灾难的发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深谙权谋历史的吴芝圃在权力斗争中驾轻就熟,官场就是押宝,押上之后就要“忠”,押对了鸡犬升天,押错了自认倒霉。权力与良知无关,也与常识无关,甚至与智慧无关。吴芝圃的成功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跟上毛主席走就不会错”。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段往事来说,毛万岁与吴芝圃还有师生之谊。对中共来说,毛万岁是老大哥,老大哥是永远不会错的,即使错了也是对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林彪、王洪文、华国锋等等也都是这样发迹的。在这种权力规则下,后来吴芝圃对毛发动的“大跃进”全力支持,推波助澜,堪称毛万岁的第一悍将和忠实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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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芝圃虽然以儒将自比,却没有柯庆施那般锦绣文章,未能炮制出类似于“乘风破浪”的黄钟大吕。从这一点上,他绝不是一个腐儒秀才,而是一个典型的阴鸷的酷吏能臣,现在一般称为“实干家”。吴芝圃把河南这个产粮大省做为向毛万岁“效忠”的工具,以强悍的手段在全省实践“大跃进”的狂想,唯恐落人之后。在当时国际制裁的局面下,红色中国既想招抚一批国际小喽罗,又想进行工业革命的原始积累,最重要的是防止暴力夺来的政权再被暴力颠覆,“哪怕光屁股也要造原子弹”所有这一切,只有一条路,就是不择手段地从农民手里最大限度地夺取更多的粮食出卖,因为一穷二白的中国别无长物。除过牙缝里扒出来的一点粮食,实在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所以毛万岁在1953年亲笔批示:“所谓‘保护农民’的错误思想,应加分析和批判!”

这种经济上的积贫积弱在政治狂热下,从极度自卑最终衍变为极度自负,然后就是自欺欺人。在吹牛皮竞赛中,河南官场说大话走极端的程度,甚至狂热到连“大跃进”的“始作俑者”毛万岁都感到吃惊,不得不半是欣赏半带劝戒地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在一种诡异的默契中,吴芝圃这个马仔完全摸透了毛万岁希望“多、快”的真实内心,因而一马当先,急冲猛进,很快成为“大跃进”的“标兵”和旗手。

延续三年的“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大跃进”又是从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大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开始的,而吴芝圃治下的河南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

1957910月间,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由毛万岁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大跃进”的纲领性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并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吴芝圃雷厉风行,在10月召开的河南省水利工作会议上就要求全省“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在1112月召开的河南省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吴芝圃作报告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12月,河南省委在报给中共中央的《情况演示文稿》中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

1958年元旦刚过,吴芝圃召集河南省、地、市、县领导和农林水负责人开会,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针”。不久,“卫生大跃进”、“工交大跃进”的号召以及有关的指示、倡议也一个接一个地出台。元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贯彻中央南宁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上决定:河南省“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当时把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称为‘四害’,要‘彻底消灭’),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而在22日河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上述“决定”又“跃进”成了“一年实现四、五、八(即黄河以北粮食亩产400斤,以南亩产500斤,淮河长江以南800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

3

毛万岁曾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个“人”就是吴芝圃这样的酷吏。吴芝圃的这一连串言行在政治上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58313日,官方《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干一冬春,胜过几千年》的报道,对河南省几个月来“水利化”的“战果”大肆宣传,树为全国的“样板”。在195839日至26日召开的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对吴芝圃的“高指针”有所保留,但对河南工作中的“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仍是赞赏有加,称赞“河南水利全国第一”,提出要“让河南试验一年,让河南当状元”。

应该说在“水利化”运动中河南省确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水库、修灌溉渠、开挖人工运河,据说投入1958年“苦战水利”的人有1500万,195710月至19586月“共完成土石方88亿公方,蓄水能力262亿公方灌溉面积共达到12546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全省投入水利建设的地方资金1958年度是1.6亿元,1959年度是2.1亿元(同期中央投入2.75亿元),至于群众投劳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但如此巨大的投入其效果如何呢?

实际上,河南省直到1980年代末的蓄水能力才达到150亿立方米,到1990年代末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万亩,不到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当时开建的那些水库大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1960年代后期或1970年代才得以竣工,还有许多工程因规划设计失误和抢进度而建成后即报废,甚至不得不炸掉,而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严重次生盐碱化的田地1961年就达519.88万亩,严重破坏了农业生态。在继而到来的大旱灾中,这些水利化的“成果”也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河南全省农作物产量仍然大幅度减少。可见,为了吴芝圃“一两年实现水利化”的口号,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为吴芝圃换来一时的荣耀,却让河南民众遭受了多年的痛苦。

河南省在“水利化”运动中拔得了“头筹”,在接下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抢在了前面。1958320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吴芝圃闻风而动,马上在豫南试点。420日,河南省遂平县_岈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19584月底,刘少奇在从广州返京的火车上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火车到郑州,刘在车站对前来接送的吴芝圃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

在中央领导的鼓励下,吴芝圃更是热情高涨,开始在河南雄心勃勃地进行起“共产主义”的大试验来:56月,遂平、平舆的合作社都并成大社;7月中旬,并社在豫南地区迅速铺开。6月底7月初,华北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在农业跃进中心的郑州召开,重点交流河南出现的小社并大社的经验成绩,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肯定了吴芝圃的试验,把_岈山卫星大社叫作“共产主义公社”。

受了表扬的吴芝圃在会后抓紧部署,全省掀起并社热潮,到8月底,河南就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 473个农业社已合并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这些“人民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曾对此非常满意:“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

由此可见,当时中共的高层成员或多或少都对“人民公社”这种所谓“共产主义形式”津津乐道,这对吴芝圃的影响不小。不过,吴芝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不同凡响,他在河南把“共产主义试验”推向了一种极致,从而为中共在全国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准备了最实际最宝贵的“经验”。

4

1958年,中共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共产主义而大干特干,权力当局提出一系列疯狂的口号,比如“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脚蹬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番!”“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19588月,中共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开幕第一天,毛万岁就指示将《_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与中共《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一并发到与会人员手中。828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1日和4日,《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_岈山公社简章。此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并一直持续二十多年,对中国农民的生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此,吴芝圃“功”不可没。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有了“人民公社”这种“共产主义创举”,当然要有与之相称的“伟大成就”:195868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农业“高产卫星”。6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103亿公斤(实际只有50亿公斤)。接着,西峡县先锋社的6494斤、西平县和平社的7320斤、跃进社的7201斤、邓县岁营社6541斤等“卫星”相继见报。到秋季水稻收获,信阳鸡公山公社亩产48925斤、光山县钢铁公社31302斤、商城县跃进公社30009斤的“卫星”也“上了天”,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

而就在这“大好形势”下,农民正被中共干部们威逼着,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到10月,吴芝圃宣称:河南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毛万岁1955年合作化时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

吴芝圃在河南的“创举”并没有到此结束,在“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中,他继续“跃进”:1958318日,河南省委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月钢铁工业会议再次要求“全省年产钢30万吨,铁150.9万吨”;9 月河南省委第十次全会传达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研讨高速度发展钢铁,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实现翻番”;912日,省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15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17日《人民日报》发出《祝河南大捷》的社论,高调称赞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10月上旬,河南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11日,冶金部在河南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所谓“鸡窝炉”土法炒钢法。

吴芝圃的大有作为使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而他的“大跃进功劳簿”也越记越厚,但其实,全省各地大量农民被逼着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农民的体力、精力耗尽,山区的林木被砍伐殆尽河南农民正在向那惨绝人寰的灾难一步步靠近。

5

伴随着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全省刮起了一场“共产风”。在此之前,河南与全国一样,已经将1952年发给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证》废除。3000多年来,中国农民第一次成为失去了土地的“社员”,或者说农奴。在土地被中共“共产”之后,大跃进运动再一次以“人民”的名义,“共产”掉了农民仅有的可怜的那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农民彻底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不要说自由和尊严,甚至连生命都属于中共。一场涸泽而渔的超英赶美大跃进,不过是为了榨取奴隶们的血汗乃至褫夺生命。

吴芝圃在向中共的报告中说,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它财产自动交给公家”。但其实,这种“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共产风”,其主要内容是“一平二调”(“平”,即把“公社”内不同“生产队”之间的贫富拉平;“调”,即把“公社”乃至“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比如_岈山公社为建立牛场、“万头猪场”和“万鸡山”,就强令各“大队”替“公社”建设305间畜舍,从农家“调”去192头牛、89头猪和2700只鸡。

当时河南省几乎形成了“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的局面,吴芝圃在19611月作检讨时也不得不承认河南“大办水利、大搞非生产性建设、全民办交通、全民办电等花用的劳动力和资财,十之八九都还是靠一平二调才办起来”。

当然,当时也不光是从农民那儿“取”,也有对农民的“予”,那就是所谓“公共食堂”:农民们自家都不开火,都到“公共食堂”里去吃饭,可以“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毛泽东曾在北戴河会议上对“公共食堂”大加赞赏,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据许多人回忆,“公共食堂”刚开始时倒还真是如此,大米白面管够,颇有“共产主义天堂”的意思,但不久就每况愈下,饭菜质量越来越差,也越来越难吃饱了。究其实,前期“敞开肚皮”吃的不过是被“公共食堂”集中管理的农民的口粮,这有限的口粮一吃完,“公共食堂”就难以为继了。而更加严重的是,“公共食堂”的建立打碎了农民自己的饭碗,以致一旦出现粮食危机,农民根本无法自救,必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灾难很快来临了。1959年河南实产粮210亿斤,却高估产450亿斤,以此数征购粮食并安排一切,“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干部特殊化)越刮越大。因此,造成严重饿死人的最直接原因是粮食超征购。1958年夏、秋两季,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征粮指标层层加码,谁敢说完不成,谁就是右倾;生产队不愿多报多交,于是出现了反瞒产运动。结果征了透底粮,群众的口粮以及种子粮、饲料粮都征光了。于是浮肿病大量出现,大批大批人饿死。有的人饿得实在熬不过去,偷拿了队上一个玉米,被活活打死。个别人偷吃了死人肉。

基层干部为了避免戴右倾帽子,守土有责,严密控制人口外逃、上访,不惜采取暴力加以控制;同时严厉制裁那些为了活命偷杀猪、羊、牛的人,定为“破坏社会主义”的罪犯,游街示众,捆绑吊打,判刑下狱,许多人被逼死、致残。在1959年上半年,郑州附近的密县已经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件。然而,深知这些情况的吴芝圃在当年夏天举行的“庐山会议”上仍然高唱“巩固公社、食堂、丰收和大跃进”的“喜”歌。1959年秋天,他撰写的宏伟论著《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占了《人民日报》的4个版,占了一期《红旗》杂志的全部页码。这是中共新闻出版史上罕见的,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作者 杜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