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还原毛共:彻底批毛必须彻底批共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3-12-27

还原毛共:彻底批毛必须彻底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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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记》特约记者马俭、记者高伐林整理

对于崇毛和非毛这两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个绝非等闲的大日子——120年前这一天,对于中国和世界的走向、对于中国几代人的命运具有重大影响的毛泽东,在湖南韶山冲一个富农家庭呱呱坠地。

在中国社会矛盾尖锐的形势下,毛泽东120周年冥诞成为各方人士论争的焦点,中共中央却突然变调降温,习近平指示,要“隆重、简朴、务实”地举办毛泽东诞辰纪念活动,表明当局担心毛泽东之争成为新的思想和社会冲突的引爆点。

中国研究院和《新史记》杂志于2013年11月23日在纽约举办研讨会,邀请12位学者、媒体人来探讨毛的历史功罪、毛的遗产、毛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等问题。 《新史记》整理了与会人士发言,并经发言者本人审订。全文五万字,刊于甫出版的《新史记》第17期。

康正果(耶鲁大学教师,文史学者):

我报的发言题目是“还原毛共”。为什么要“毛“和“共”并称?因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连在一起的,你不可能把毛泽东纯粹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去谈他的是非功罪,要评毛批毛,必须把毛这个人置于中共集团从建立直至发展壮大的整个脉络中予以剖析和评判,并且放在百年中国的大历史框架中透视和检讨。

这 就涉及到如何“还原”的问题。毛泽东曾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看​​对今日从国内到海外的华人群体来说,历史观的转变才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为什么要进行根本的转变?因为我们的历史观从小即受到党化教育的塑造,比如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 毛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等等……若按照这一历史图景认识百年中国的历史,不管后来毛泽东犯下多少错误或罪恶,仅就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这一点来说,自然就功劳盖世了!连大批狠批毛泽东的李锐和辛子陵都是这样认为的。

“毛泽东功罪”是中共官方的命题

也许是受到这主流思维模式的影响,我们今天的座谈会也约定俗成,定名为“毛泽东功罪研讨会”。其实此命题本是中共官方的一个话题,因为毛泽东所有的“功”都是给共产党立的“功”,所以陈云才说他“建国有功”。至于毛泽东所犯的“罪”,是因陈云、邓小平这些共产党高层领导在“文革”时挨了整,连累到他们的家人也受迫害,他们才认为毛泽东“文革有罪”。但他们从来没提到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所犯的滔天罪行,他们最忌讳谈到这一点,这正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直到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死不批毛,还要护毛,散布什么“三七开”之说的原因。

康正果
从杀害地富到镇压抗战有功的国军官兵,到剥夺工商业资本家和迫害知识分子,到饿死四千万人——所有这些罪恶都是毛泽东与中共集团的共罪。毛对中共的“功”越大,对中华民族的“罪”越深,而毛犯下的每一件罪恶都是在中共集团建立的体制下完成的。没有中共的枪杆子及其一党专政,作为个人的毛泽东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他也不可能把中国社会破坏到今天这步田地。所以我认为,我们干脆扔开“毛泽东功罪”这一狭隘的破题,直接把“毛共”还原到他们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整个进程中,去给他们来一个历史审判。我们要把毛共的罪恶一直追溯到起点上,不只是审视“土改”、“镇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这些,必须一直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那个时候起,来看共产党走过的每一步路。现在谈毛泽东,如果仍在用主流话语经常使用的一些概念和名词,特别是官方规定的那些命题去谈,就很容易走进死胡同。

大家都是从小读官方的中国历史、党史教科书长大的,那套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包括在座的孟玄先生,听了他刚才的发言,我看他这个台湾背景的人,在某些方面中的毒好像比有些来自大陆的人还深。他大概在海外也常读大陆的出版物吧,刚才发言就大谈中共革命对下层人的“解放”等等。我在耶鲁给学生讲课,一走上讲台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海外的语境中说话,我自然不会像在大陆时那样人云亦云地使用“解放前”或“解放后”的划分,我早已改口说“1949年以前”或“1949年以后”。因为当我们在用“解放前”或“解放后”划分1949年前后的中国时,这个说法就会使我们认同“解放前”是黑暗的旧社会和“解放后”是光明的新社会这类毛式话语的说法。今天若随声附和了“毛泽东功罪”这一提法,也就隐含着“毛泽东虽有错,共产党依然伟光正”的意蕴。所以批毛必需批共,而还原毛共,就得把毛共的所作所为放在百年中国大历史的框架内检讨。



比如说, 国共本来是要合作的,但为什么合了不久就分裂了?最关键的一个分歧,就是关于土地问题:国民党反对暴力分田,而共产党主张暴力分田。共产党为什么要暴力分 田呢?难道就是要让“耕者有其田”吗? 1927年“清党”以后,中共有两股武装力量,一股是从南昌败退下来的,一股是湖南秋收暴动的队伍——共产党在那时候自己都称之为“南昌暴动”、“秋收暴动”,我们现在却按党史的定义,习惯说“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名词一换,事件的定性就很不同了。还是应回到共产党自己最初的那个提法:“南昌暴动”、“秋收暴动”。这两股暴动的势力是要搞“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所以他们并不讳言暴动,他们甚至高喊把赤色恐怖推向极端,以至最后都汇集到土匪出没的井冈山上大干暴烈的行动。不暴动,吃穿从哪儿来?斯诺在延安访谈过毛泽东等人,后来写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本《西行漫记》。他当时非常明确地问:红军在江西好多年,后来从江西一路打到陕北来,红军如何解决吃穿用的问题?毛泽东和朱德都王顾左右而言他。斯诺非常含蓄地说: 恐怕那时候会对农民有一定剥夺了。打土豪分田地,应该说完全是为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就是用暴力从农村社会榨取物资和人力两大资源。共产国际又没给红军发放军饷,他们的吃穿从哪儿来? “打土豪”不只抢富裕农户的粮食,还搜刮浮财,动不动就没收土豪多少万银元。毛泽东在井冈山,朱德还没来的时候,就那几千人,每月的伙食都要上万银元,他坦承是打土豪来的。


理不清前因就讲不对后果

我们在还原毛共这么一个出身的过程中,不能只是简单地骂毛是个“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或者说他是“暴君”等等,还应该去勾画整个的社会背景,看他破坏了什么,助长了什么。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它的成员完全根据由上海中共中央传达的莫斯科指令来行事。毛泽东在早期为什么会受那么多的气,会受到“洋房子先生”们的排斥?实际上他和朱德是给上海那批高层领导开辟了根据地啊,如果没有那么一块根据地,像博古和张闻天啊、周恩来啊,当上海的地下组织被彻底破坏,他们能逃到哪儿去呢?他从此陷入军权和党权之间的争斗,他和莫斯科结上个人恩怨,他忽上忽下,后来到遵义会议才进入领导核心,直到延安,他慢慢地掌握了党内的军权,但是在七大之前,他还没有真正全部掌握党权。在这整个的动力关系中,形塑成毛泽东这个人的特性。为争夺权力,毛泽东肯定是受过很多气了,听他后来说的那些牢骚话,毛当年简直像个别扭的怨妇。所以在延安他就搞整风,要追究国际派的错误路线。 1949年之后,他不懂经济建设,还想沿用他战争时期那一套军事动员的方式办事,因此觉得他所建立的党体系束缚了他的手脚,偏要对其他专职主管者的事情乱插嘴、插手。由于插不上手,最后就挑动群众造反搞“文革”,砸烂党机器,来个总报复,打倒了那么多老干部。这一切都和毛共集团走过来的整个历程相关,你理不清前因,就讲不对后果。


我的思路是,彻底撇开在历史课堂上被告知的党史,以及我们看过的电影、读过的报纸整个是那些官方宣传,警惕那些话语对我们的侵蚀, 也包括有关的理想、观念等等——当然不是今天在这里十来分钟发言可以说清楚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即所谓“成王败寇”的历史,它让我们相信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但整个的历史一经还原,那所谓的“必然”明明是很多“偶然”导致的侥幸。毛共集团的发展壮大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集结,是狐狸蛇蝎之类的东西修炼成精的结果。还原历史,就是让他们这些妖怪露出原形。


毛固然会玩权术,但也未必像张戎或高华书中所讲述得那样成功和高超,未必都出于毛的英明预见或阴谋诡计,有很多阴差阳错和歪打正着的情况。如果把毛泽东放回他本来与周恩来、朱德、林彪、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一起相处和工作事件中,去对比他与那些人在能力、质地、品性上的差别,从不少相形见绌的对比中就可看出毛的平庸、贫乏和卑劣。这些人也有留下来的回忆录,还​​有一些被别人记录下来的言论,此类个人记忆与党史定案的集体记忆相差很远,我们可从中看出他们当时对毛的态度和反应。如果能通过毛和这些人的关系、斗争、矛盾还原出真实的毛,我们就有可能随着此类叙事返回历史的现场,就像附在“阿凡达”的身上那样,穿越官方颁布的集体记忆,进入被掩埋在历史纪录垃圾堆深处的真实时空。我正在写一系列有关毛共的长文,就是在试图做这种工作,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文教师,来美国之前,写作的重点是文学研究和文化评论,对中共党史所知甚少。刚才有人说他从小熟读“毛选”,但我不是,我在国内确实没读过多少“毛选”。


说起读“毛选”,我忽然想起自己一段险恶的经历。我“文革”中曾被拘留,那时我在砖瓦窑——一个公安局管理的就业厂当工人。那时我已经是“反动分子”了,公安局来人抓我,先搜查我的宿舍。我们那个砖厂宿舍很简陋,床板是拿四摞砖头支起来的,有些地方不平。搜查时发现:我竟然是用“毛选”第二卷跟砖头摞在一起,用它垫住不平的那一头。这在通常情况下可能被算为“罪状”,甚至可上纲上线到“恶毒攻击”。大概因我本已有“罪状”,那时竟未被追究。那个年月人人都得备有“毛选”四卷,不管你学不学它。我从来不读我的“毛选”,因为我对毛的文字毫无兴趣。我这个人之所以被打为“反动”,完全是因为与当时的现实基本脱节,甚至绝缘,因而比周围的绝大多数人较少受到主流话语的熏染。我觉得这是我今天还有能力进行历史还原的一个基本功,是我特有的免疫素质。



对毛式话语像脏话一样删除

我在耶鲁教中文时开了一门Independent Study的课程。有个学生要跟我学“毛选”,她说读过几本美国人有关毛泽东的著作,认为毛是一个有思想和理论的哲学家。我不以为然,诘问她说:毛怎么能称为哲学家呢?这女孩跟我读毛泽东著作的中文原作,为开那门课,我才开始认真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些被认为有代表性的篇章。最后到期末,我指导该生用英文写了一篇批判毛泽东语言暴力及政治修辞的论文。那时《我的反动自述》一书已出版,我觉得,我这个“性情反动”的人应该通过自学,补一下“反动” 或“反共”所缺的课,好在我生命的“后反动”岁月,扎实地锻造我的“正动”。我开始恶​​补百年中国历史的课程,读了很多有关的书籍。


我对毛共问题的关注,是和研读百年中国历史同步并行的。我已在台湾出版一本书,叫《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是在中华民国一百周年时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的。在写那部书时我已开始探讨还原毛共的问题。这本书写完后我就想:应该写一部专著,并不是写毛泽东传记,而是从他的青少年一直到他去世,以他的一生为一条线来贯穿、 梳理中共所搞的这场革命,探讨毛共如何扭曲了百年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正道。


我的出发点是批毛必须批共,其次坚持唾弃主流话语谈论毛共惯用的既定概念、框架、话题。自觉地清除此类公式化用语,要把它们像脏话一样删除干净。因为你没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就难以捕捉你想传达的真实,你若采用已被规范的语言讲述,就难免重复老生常谈的东西。


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深感评毛批毛是件很难的事情——非常难。在网上看到那个李捷挑战高文谦先生,心里就想,与这种不可救药的​​人有什么可辩论的呢?从国内到海 外,这类人太多太多了。今天这个座谈会的发起人何频先生提议批判毛的遗产,毛的遗产就是笼罩全中国的党文化阴影,是灌输到像李捷这类人头脑中的思想尘霾, 可以说他们这些人的大量存在就是毛遗产的一部分,毛遗产已癌扩散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精神症状。恐怕得等他们一代代告别世界,毛遗产留给中国人的生存重压才会趋于消除。所以我要再次重复说,今日批毛实在是很难的。诚如高文谦先生所说,毛泽东现象是中国人的宿命和孽债。这话很精炼,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宿命和孽债是怎么形成的,却不是一场研讨会、几篇文章或数部专著能解释清楚的。


有人谈到毛泽东有理想,国人所说的“理想”,经过了“五四”,再经过了中共的革命话语,已经变得很空泛了。理想高于现实,有理想指的是头脑里有革命的前景,是指向共产主义的。这些被赋予正面含义的大字眼有互相等于的关系,全都是假大空的颂词。像孟玄先生说毛泽东通过“大跃进”把中国人民的力量解放出来了——怎么能是“解放”出来了?根本是滥用人力和破坏经济。那些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并不是自愿去的,都是被各单位逼去的,你不能乱用“解放”这个词。 (孟玄:我说“解放”,意思是说,使社会每一个原来底层的人,都觉得自己现在可以跟有权的人平等了。)这正是毛泽东最大的诱惑性和煽动力。 (孟玄:我是说“Empowerment of Individual”,事实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高文谦:No,根本不是那样,你反对一个支部书记,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



批毛在现在具有现实意义,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面对习近平现在向毛​​倒退的态势!以前碰到毛的冥诞,中央好像都有点害怕,害怕有些毛左毛粉,以及怀念“文革” 造反的庸众会趁机起哄闹事,所以当局常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似乎有意让人们淡忘那个敏感时期。你看现在呢,习近平竟要隆重纪念!这是毛的阴魂正在复活的征象,毛就活在习近平以及全体中国庸众的身上。所以批毛的使命重要而艰巨,路还很长。打一个比方,毛泽东就是中共的“阿基利斯之踵”,我们这些有志于批毛的人应该阿波罗一般高立云端,用乱箭射穿那个骚红厚黑的脚后跟。总而言之,只有彻底全面地展开批毛,才有可能把中共颠覆了的正道再反正回来。今天这个小小的研讨会可以说是继续在做我们2011年夏在法拉盛开会讨论的“转型正义”的工作。 (新史记》17期)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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