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罗茜:成熟的公民社会是 政治改革成败的决定因素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2-06-08

罗茜:成熟的公民社会是 政治改革成败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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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而强大的自治、自主的公民社会,是阻止一切政治野心家的阴谋得逞的最强大力量,也是克服一切社会内乱、动荡、战乱的根本保证。只要有了这样的公民社会,任何企图制造内乱、动荡以谋私利的图谋都很难得逞。执政者能否发挥其被寄予希望的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能,从而为政治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也离不开公民社会的成熟,离不开成长起来的公民社会对政府、对政治权力的有力督促、监督和建设性批评。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是社会的共识。这,不需要做任何解释的,是历史的必然。从大量思想尖锐对立派别的代表人物的观点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表面上看起来水火不相容的各派在是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建立民主制度,是否实行选举制度的问题上,竟然都抱高度一致的赞同观点。
但是共识只是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实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充分必要条件。怎样成功地完成实现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一直还是一个争迭不休的话题。新权威主义主张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权威力量(政党、领袖等)来推进改革,才能减少阻力、以最小代价获得成功,寄期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茉莉花革命派则崇尚街头革命,希望通过阿拉伯之春运动在中国完成民主变革;台湾模式派认为通过开放党禁、报禁使中共从一党专制蝶化为多党轮替执政。
而目前最流行的观点是要求执政党能为全民设计和制定出一套完整的、中立的、超然的、能够被社会公众以及各派力量共同奉为最高的神圣权威的民主制度来,让全民共同遵守。但笔者认为,成熟的公民社会才是政治改革成败的决定因素。
真正的政治改革即民主化,是专制统治者的自我改革、自我革命,放弃自己的特权和相关利益。政治改革意味着权力的重组和再分配,尤其民主化改革扩大了政治参与的范围,这样必然会使原有的政治格局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民主制度就是在各派力量包括民众的共同参与中,在多边多重的反复博弈中,才逐渐形成的。权威主义的一个理论误区就是忽视了威权统治者本身也是这种政治博弈中的重要一方;
而茉莉花革命和台湾模式在目前则很难获得发挥它们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的舞台;在政治生活中,也根本找不到那种绝对中立的、超然的、能够被社会公众以及各派力量共同奉为最高的神圣权威的那种“立法者”来为全民设计和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制度来,让全民共同遵守。
这种最终能够被全社会共同接受和遵守的民主制度,其制定、产生的过程,只能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博弈、斗争、妥协的产物。
因此,这种民主制度究竟能否建立,就取决于全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包括民众、威权当局、其他各种政治党派、团体、社会组织、利益群体、知识分子阶层等)的政治智慧能否使他们在政治博弈中实现共赢。
共赢需要相互的妥协;需要各派力量之间的相互信任(当然也包括民众内部在公共生活中相互之间的必要的信任);尤其是需要强势力量、既得利益群体包括威权统治者自己对社会公共利益负有责任心。
此外还需要全社会的心态的理性、宽容,而不是相互仇恨、暴戾、极端。如果上述条件基本都具备,那么,民主化的制度重建过程即使充满表面上的“乱象”,也不会造成社会的内在撕裂、仇恨、严重对立,更不会走向暴力、战乱、社会经济崩溃之类严重后果。
保证上述共赢结局的根本,在于成熟的公民社会,而不在于强大的权威、暴力革命和执政党的自我蝶化。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称市民社会),是指由自由的公民和社会组织机构自愿组成的社会。具体地说是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属于盈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
换而言之,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通常而言,它包括了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社会组织,诸如指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等。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指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
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属于盈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换而言之,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通常而言,它包括了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社会组织,诸如指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等。
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是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所领导的强大的公民运动迫使极权统治者做出妥协并最终和平地实现了国家的民主。这使波兰的“公民社会”具有了非常大的示范作用:当一个国家有了强大的公民社会,便可以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民主制度。
也正是因此,北京当局把“公民社会”视作西方国家为中国设计的陷阱,担心强大的公民社会会推翻其专制政权,因而一直对从事公民社会运动的民主、维权人士进行残酷打压。可是北京当局忽视了最为关键的一点:在现代化的时代,专制统治是不可能长久的;
而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的支撑,专制制度在向民主过渡时必然会使国家付出巨大的甚至是难以承受的代价。成熟、理性的公民社会推动政府以和平道路的方式代替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血雨腥风的做法来完成政治民主化。
只要有成熟的公民社会,也可以比较顺利地(即不发生严重内乱、战争、经济崩溃等恶果)实现民主化制度重建。成熟而强大的自治、自主的公民社会,是阻止一切政治野心家的阴谋得逞的最强大力量,所以也是克服一切社会内乱、动荡、战乱的根本保证。
只要有了这样的公民社会,任何企图制造内乱、动荡以谋私利的图谋都很难得逞。而如果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那么,能否顺利地走向民主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权威当局的态度和选择。
对于这种公民社会尚未成长、壮大起来的国家而言,如果非要强调权威对于政治改革的意义的话,那么,最主要的意义就取决于权威统治下是否能让公民社会有健康成长的空间,而不是要求或希望当局越俎代庖地为全社会设计出一套完美的民主制度、法律,后者应当是在全民共同参与下完成的,而不是由权威当局来充当卢梭所谓的神一般的“立法者”为全民立法。
民主制度之所以是民主制度,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内容是民主,更重要的在于它的产生方式、产生过程本身也是民主的。不是经由民主的方式产生的制度、法律,即使内容是民主的,也很难保证它最终真能实行。
当然,除了包容公民社会的成长之外,当局也应当继续履行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履行的那些基本的公共管理职能,尤其是在保护治安、抵御外敌等方面。
而日益成长壮大的公民社会本身也会日益自觉地督促政府履行这些公共管理义务。可见,当局能否发挥其被寄予希望的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能,从而为政治改革创造有利条件,这本身也离不开公民社会的成熟,离不开成长起来的公民社会对政府、对权威的有力督促、监督和建设性批评。
缺乏成熟公民社会的国家,是真正意义的政治较为落后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走向民主化过程确实容易发生一些波折,最主要的问题包括政治参与的非理性、法治的不完善等。如果能有一个开明的统治权威,对于民主化确实是有利的,可以少走弯路,社会民众少付出代价。
开明的权威必须是对国家和民众自觉负责任的,并且还必须具备明确的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其权威之存在和行使都是为了促进民主政治的目标。开明的体现,首先是其施政方针充分体现自由和公正的基本原则,其次是必须能够理智对待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要求,积极响应民主的呼声,主动推进民主化进程。
在施政方针上,严守公共权力的界限,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维护社会的自主和自治,这样才能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在处理社会利益关系上必须恪守能够被公众接受和认同的基本公平正义原则,虽然绝对的公正难以企及,但至少不可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行大不义之恶政,例如劫贫济富、劫民济官、国富民穷、官富民贫、官商勾结、特权横行、寡头垄断、权力腐败、司法不公,等等;
这类恶政严重挑战社会公众的心理底线,是对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的破坏,任何一个对国家和国民负责任的统治者都不应当如此施政。公平正义地施政,有利于社会利益关系的和谐,不至于因为严重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政治局势的稳定。
最近,社会又出现一种“秩序主义”的观点。它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政治改革是可以的,但不能过度,彻底进行政治改革将使中国陷入困境甚至带来动荡,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再次受挫。这种观点颇受利益集团的胃口,并以此用来支持“稳定压倒一切”的立场,而同时这种观点当然也遭到社会反对、质疑和批评。
有学者指出,中外历史上的一些改革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彻底,而是因为不彻底,主导改革的统治者本身不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特权、专制统治地位,所以这就注定了他们所主持的改革最终都不可能彻底推进下去,不得不半途而废。
另有学者说“所有的政治改革最终都会改到改革者自己头上”,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领导改革的统治者能否放弃既得利益和权力”,“他们就是在这个问题面前没能战胜自己的权欲和私利,所以就只能停步不前”。
如果有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来推动,可以完全避免“改革者揪起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的改革现象。当然,客观地说,专制统治者中也有自觉主动地放弃一己私利,在自己手里结束专制统治开启民主化进程,并取得成功的例子。如南非的德克勒克。但是,当前的中国专制统治者是很难做到的。
应该说,在发展经济或者经济体制改革中,统治者的性质、角色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与在政治改革尤其民主化改革中相比,其实是有很多差别的,似乎不宜简单地将经济发展与改革同政治民主化改革中的统治者混为一谈来讨论。
相对而言,在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统治者的性质和角色比较简单,无论是扮演消极的守夜人角色,将自己的公共职能仅仅限定在维持市场秩序上,还是扮演积极的角色,自己亲自来规划经济发展改革的步骤,亲自介入经济发展中,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等等;
有一点却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主导改革的统治者自己不会成为改革的对象。当然,如果统治者过多介入经济活动,其后果对于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那样很容易形成权贵利益集团,最后反过来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
但是如果统治者将自己的公共管理职责限定在维持市场秩序上,包括维持国内和平环境,保护正常市场秩序,保障公民财产权利,发展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而不是直接介入经济活动,自己充当市场主体,与民争利,那么这样的统治者大体上还是值得肯定的,其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可惜,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证明了中国的统治者主导的经济改革的最明显的结果是形成一个庞大的权贵利益集团,还不是在为民谋福利。
同理,如果中国政府一味采用压制公民社会的发展,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来主导政治改革,而是完全听凭专制统治者在政治改革中一手遮天的话,那么,政治改革的最后结局是不能完成民主转型的,只能形成一个更加强大的权贵政治集团。
民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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