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余杰: 正义转型中 需要宽恕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2-06-10

余杰: 正义转型中 需要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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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引起巨大争议的「没有敌人」之陈述,需要从历史叙事、法律责任和宗教情怀三个层面去理解,他长期思索的一个问题是,宽恕与正义如何获得平衡。

刘晓波是从毛时代废墟走出来,认同西方文明价值观,寻求国家前途和自我完善的一位百折不回的知识分子。2010年,他成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刘晓波引起巨大争议的「没有敌人」之陈述,需要从历史叙事、法律责任和宗教情怀三个层面去理解,他长期思索的一个问题是,宽恕与正义如何获得平衡。
在刘晓波的最后陈述之中,他对执行上级任务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都不含恶意、不加贬斥,他写道:「尽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


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


他甚至还点名表扬一名看守所的管教人员:「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这段话是最后陈述中引发较大争议的部分。广义地看,警察、检察官、法官和狱卒,都是极权制度的一部分,都是加害者。那么,为什么要使用美好的语言赞美共产党的专政工具——助纣为虐的警察、法官、检察官和狱卒呢?


这些人难道不都是如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所说的「以规范原则取代道德责任感」、「压抑内心良知的抵抗」的希特勒的支持者吗?这些人难道不都是如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说的「懂得克服自己的怜悯心」的「平庸之恶」的代表吗?
若要进一步理解刘晓波在「没有敌人」之陈述中的真实思想,需要从历史叙事、法律责任和宗教情怀三个层面切入。
中国司法有局部性技术性进步
首先,以历史叙事而论,刘晓波笔下涉及的是与他亲身接触过的少数几名司法人员,这是他的「个人史」的一部分,这只是一面巨大的墙壁上的一小块马赛克。刘晓波的案子是中共政治局亲自过问的「御案」,故而一般不会出现肉体折磨和刑讯逼供的情况。


从抓捕他的警察到监管他的狱卒,从起诉他的检察官到审判他的法官,每一个都经过上级的精心挑选和安排。普通的囚犯当然不可能如此幸运,在当代中国冤狱冤案的画卷中,还有诸多不一样的马赛克,充满着污秽与血迹。


中共的司法系统当中,虽然存在少数刘晓波笔下的人性尚存的人员,但为数更众多的是那些盖世太保式的虐待狂。刘晓波在其他文章中多次揭露中共警察和司法部门的黑幕,也点名批评过从「政法委」头目周永康到某些基层警察、狱卒的枉法行径。刘晓波并没有「以偏概全」地否认中国暴力机器的残暴本质。
另一方面,刘晓波论及的中国司法系统局部性、技术性的进步,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与毛泽东时代视「法治」为「法制」、实际上「无法无天」的情形相比,与邓小平时代「从重从快」的「严打」运动相比,与「六四」镇压之后的肃杀气氛相比,近年来,总体而言,在国际舆论的批评和国内民众的压力之下,中国的司法机构有了一些缓慢的改进,案件审理的过程和监狱的管理方式确实在走向「正规化」。


个别的人权案件可能同样黑幕重重,但一般案件的处理大都趋向于更加符合程式。说今天比毛时代还黑暗,并不符合实情。作为一名「四进宫」的囚徒,刘晓波的感受大致符合这一历史轨迹。
没有取消对加害者应有的追究
其次,以法律责任而论,刘晓波对部分警察、检察官、法官、狱卒的某些正面评价,不是否定他们参与一个系统性的罪恶的事实;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宣告,并不意味着在法律层面取消对加害者的追究。
刘晓波本人不将滥权者当作「敌人」看待,并不意味着在未来民主的中国,滥权者们不必为其践踏法治与普世人权价值的恶行受到正义的审判。受害者当然有权利原谅和宽恕那些加害者,但加害者一方仍然需要在法律上付出相应的代价。


比如,在诸多经历政治转型的国家,都有相应的法律作出严格规定:凡是在原专制制度下参与过迫害工作的司法人员,都会被禁止继续在司法、行政、传媒、教育等重要部门任职。即便是那些得到刘晓波某种程度上的「正面评价」的司法人员,同样将面临这样的命运。


即便以后他们拿着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刘晓波对他们的好评,也不等于就有了法律意义上的赦免书,他们必须像所有专制政权下的司法人员那样,经过一个严格而公正的甄别过程。如果他们贪赃枉法,如果他们参与制造过人权案件,便应当被清除出司法队伍。
再次,以宗教情怀而论,「我没有敌人」是一种自我的释放,也是一种对人性的信心:即便是被罪恶所捆绑和支配的个人,那些专制体系中的「螺丝钉」,身上也残存着一定的人性的良善。


用「妖魔化」的观点来看待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也许有用,但不能将所有纳粹党员、共产党员都看作是魔鬼。这种偏执的观点无助于作为受害者一方完成心理赎救,更无助于社会未来的和平转型。


中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是政治制度的更替,更是宗教信仰的复兴。在这一进程中,刘晓波宣导的「我没有敌人」的宗教情怀,能够避免暴力,带来和平。
林昭没有放弃对人性的乐观期待
刘晓波与在「文革」中被杀害的基督徒、「圣女」林昭一样,即便遭遇到最不公正的对待,也不放弃对人性的乐观期待。林昭在生命的最后日子,用血书写道:「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力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


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这种对人性的温暖的期待,与对人性中的「幽暗意识」的体察,是互相平衡的。仅有前者,是无原则的好好先生;仅有后者,则容易成为愤世嫉俗的绝望者。
在「我没有敌人」的宣告的背后,还有一个重大的宗教与伦理难题,这也是刘晓波长期思索的一个问题,即「宽恕与正义如何获得平衡」。
早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八日,刘晓波就在大连劳教院中写下一篇关于西蒙.威森塔尔的着作《宽恕?!》的书评。西蒙.威森塔尔是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有八十九个亲属死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他本人也在纳粹集中营中度过宝贵的青春岁月。


他却提出一个让受害者难以承受的问题:是否应该宽恕那些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果应该,谁有资格给予饶恕?这本书让刘晓波受到极大震撼:「也许是因为身在高墙之内,读西蒙‧威森塔尔的《宽恕?!》,心灵被某种说不清的尖利刺痛,也被某种慢性的折磨所煎熬。」
西蒙.威森塔尔的问题自然让刘晓波想到「六四」,他也试着提出相似的问题:八九运动的正义性不容置疑,无辜者的血必将成为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道义资源。但是,当八九运动得到公正评价的那一天降临之时,「六四」大屠杀的刽子手应该得到怎样的对待?如何处理他们才能保持宽恕与正义的平衡?
清算和转型正义不可能彻底实现
在宽恕这一维度上,刘晓波所追求的,不是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式的宽恕,而是当事人从内心深处自然生发出来的一种精神信念。对于受害者而言,宽恕是自我解放的途径,若不宽恕,就只有成为仇恨的人质。


研究宽恕与和解问题的学者安德鲁‧瑞格认为,作恶者无权要求从他们虐待的人身上得到宽恕。宽恕是牺牲者或幸存者的特权,如果行使这种权利,他们就可能摆脱过去,使自己成为更完善的人。
「从那些被我们憎恨和蔑视的人身上,我们还可能发现人性的存在,并以此来评定罪孽和罪责的程度。……在这样一个困难过程中,其核心问题是分清罪人和罪行之间的区别,这反过来要求人们能够承认这些作恶者人性的一面。无论这样做有多么困难,我们都应该这样去做,因为,这是对普遍人性的认同。」
在正义这一维度上,刘晓波认为,宽恕必须与正义之间取得某个平衡点。没有正义为价值支撑的宽恕,必然流于无是非、无善恶、无原则的虚无主义。另一方面,为达成宽恕,有时不得不牺牲部分正义。这是由人性的局限以及人所缔造的制度的缺陷决定的。


即便在一种运作极为良好的民主和法治体系之下,也不可能有全盘、彻底的罪恶清算和转型正义,更不可能有让所有人特别是受害者群体感到完全满意的「百分之百的正义」。作为理想主义者,可以去追求这种「百分之百的正义」;但作为制度转型的现实路径的设计者,就必须考虑实践上的可行性。
二○○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由独立的民间组织「中国和解智库」召集,以「冲突与和解」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刘晓波在这次会议上发言说:「清算,从道义上讲百分之百的正确,杀人者犯罪者打压者必须受到惩罚,受害者必须从道义上和经济上两方面都要得到补偿。


不过,像苏东这些国家,大都是拿出来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处理一下就算完了,而那些从原来体制内的人出来主导的转型国家,连这个都没有做到。前苏联有吗?台湾有吗?台湾直到民进党上台后才给了政治受难者以经济补偿,最高达到六百万新台币。


政治是非常现实的过程,道义正确在现实政治过程中,百分之百的道义诉求能实现百分之五六十那就很好了。」这表明,刘晓波既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既追求崇高的精神价值,也考虑现实政治层面的可操作性。
门楚和曼德拉宽恕敌人的先例
在一个国家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宽恕与正义都是必须的。那些将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宣告视为软弱、投降和背叛的人士,应当仔细检视「诺贝尔和平奖家族」成员们的言行。在这个「巨人的家族」中,「我没有敌人」的言论比比皆是,星星与星星在一起闪耀,高贵的言行也是如此。
一九九二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危地马拉印第安裔人权活动家戈贝尔塔.门楚.图姆,就是实践「我没有敌人」理念的典范。在危地马拉这个西半球人权纪录最恶劣的国家,军政权残酷杀戮反抗民众。门楚一家几乎遭遇灭门惨祸:她的弟弟在经受十六天酷刑之后,当着整个部族人的面被活活割皮、火烤;


她的父亲逃入西班牙使馆,仍被士兵扔的手榴弹炸死;她的母亲被绑架,在遭受几个星期连续不断的强奸和酷刑后,被扔在一座山边,尸体被野兽吞食。如果按照中国「杀人偿命」的古训,门楚要杀死多少凶手才能为亲人报仇呢?
门楚在自传中写道,在奥斯陆会见军政权的头目罗德里戈上校时,「我们互相问候寒暄了几句。杀害我母亲的人祝贺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称之为国家的荣誉。我意识到,说到底我们都是同属人类。我很平静地同他讲话,就像是同一个久已疏远的老熟人一样。」


门楚并没有把军政权头目当作不共戴天的敌人,也不追求「血债血还」、「以命抵命」的结果。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塞热斯泰德赞扬说:「门楚的目标是和解与和平。她比大多数人更清楚,未来和解的基础在于以何种方式从事斗争。即使在最残暴的环境中,也必须确信我们所有人仍有那么一点人的情感。」
曼德拉在自传中描述了一个类似的细节:在最初入狱的那些岁月里,监狱长巴登霍斯特对他和难友们尤其苛刻,经常变着法子折磨他们。就在巴登霍斯特即将调离罗本岛的时候,突然对曼德拉说:「我只能祝你们好运了。」这句看似寻常的话,让曼德拉大吃一惊:「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否看上去被惊呆了,但是,我非常高兴。他说了人话,显示了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他的另一个侧面。」
中国需要「没有敌人」的理念
此细节让曼德拉陷入深思之中:「后来,好长时间我都在思考这一个时刻。巴登霍斯特可能是我们在罗本岛上碰到的最无情、最野蛮的一个监狱长。但是,那天坐在办公室,他暴露了他的本性中还有另一个侧面,这个侧面虽然不怎么明显,但它确实存在。


这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好的启示,即使是似乎最无情的动物,有时也会有一颗宽容的心。如果触动到他们的心弦,他们也能有所改变。归根结底,巴登霍斯特并不邪恶,他的野蛮是由于野蛮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正是此细节开启了曼德拉对未来重建南非、实现民族和解的长远思考。在其当选总统后的就职典礼上,他邀请的两个观礼嘉宾就是昔日监狱的看守。
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既需要公义,更需要宽恕。不是彻底消灭所有像巴登霍斯特那样的曾经作恶的人,而是尝试如何与他们以及他们的后裔生活在一起。这也是图图大主教反覆强调的一个观念:「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如果我们创建这样一种机制,使那些有罪之人回到这个社会,这有助于他们召回曾经失去的人性,并通过重建社会的和谐与统一来丰富我们大家。」
这些经验对中国来说无比重要。对于刘晓波二十年来的精神蜕变,学者苏晓康说:「从『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没有敌人』,此间距离多少、又如何丈量?这既是从文化到政治的距离,从尼采到甘地的距离,也是从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谦卑、甘下地狱的距离。」


是的,惟有「我没有敌人」之理念,才能让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得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这一价值已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接受和认同。而在中国,它还是空谷回音。不过,随着刘晓波的倡导,它将如春雨一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余杰《刘晓波传》中的一个片段,该书即将在香港出版)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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