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外交政策》中国的谎言和 秘密统计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2-06-13

《外交政策》中国的谎言和 秘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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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谎言
本文译自Trefor Moss67日发表在《外交政策》上的 Chinas Lies, Damn Lies, and Secret Statistics文章。
北京的秘密是“公开的秘密”。尽管政府对(信息)管控较以前有所放松,但对北京不利的信息还是会被截留,或者直将其变的适合于政府的(宣传)目的。
上个月,官方媒体“北京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暴光了一些当地记者有平衡报导的可耻倾向。该官方媒体愤怒地表示:“(一些)中国媒体热衷于负面新闻的报导是受了西方的观念的蛊惑,因而做了错事。”
本周北京公开责难美国大使馆测量北京那有时令人发疯的空气污染,并在推特上发布这个数据。北京当局管控坏消息的敏感度,再次受到关注。虽然在中国的外国人和一些善于使用互联网的中国人可以得到这个消息,但是这种负面消息对当局的伤害是有限的,因为推特在中国是受到屏蔽的。
尽管如此,美国大使馆发布的空气污染指数让中国政府很难堪,而当局自己发布的读数则对它更为有利。
污染只是官方宣传名单上的一项内容。凡是有可能引起对政策失败、社会问题或是国家领导人的性格特点有所关注的消息, 都可能被更改或压制。这里,列出6项北京很忌讳的坏消息。
1. 经济数据
中国经济增长的报导是好消息,通常不会触动官方的审查,但是伴随着世界经济比以往更加依赖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可预期的中国经济本身的放缓,市场会希望更加仔细的研究中国公司的账面数据,以确信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基于合乎情理的数字。
诚信是市场信心的关键。北京对于一些令人担忧的数据还是比较公开的,比如制造业产出的疲软和其中期经济前景。
然而有迹象表明,关于经济,北京正变得更不透明化。最近,对于外国投资者,中国政府开始收紧有关中国公司的金融报告,而这些信息以前是公开的。
5月份,北京决定国际四大审计公司在当地的分部至2017年必须由中国人来担任管理。在那之前,去年一些西方的审计师声称发现了中国公司账面的违规行为,后来他们辞职。
如果北京预计一组严峻的经济数据将会出台,它会很自然的将越来越多的统计数据移出公共可以获得的范围。
2007年,政府报告引述由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详细的记录了由国家现代化所带来的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级政府官员发现这些数据不利,因而从来没有公开。
2. 犯罪
从毛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时代的所谓的没有犯罪的日子到现在,中国开始对于法律与秩序问题正变的越来越现实。北京官方数据显示,非暴力犯罪正在上升,而杀人案犯罪率从2000年至2009年降低了一半。
所以当2010年,作为中国政府的智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表明了暴力犯罪十年来首次上升时,(外界)都表示惊讶。这是包括多起恶性杀人案在内的一连串暴力事件的回应,这些震惊公众的事件使得北京政府无法忽视。
但是社会科学家们还是对于暴力犯罪只是刚开始上升持怀疑态度。他们必然提出疑问:这些犯罪数据是不是一直就是被窜改的。
部分问题可能在于中国警方使用的犯罪报告程序是过时的。一个日益愤怒的社会中人们对于恶性犯罪的同情也是令中国政府不安而竭力掩盖的。
今年初,中共党报“人民日报”问中国网民对于哈尔滨发生的恶性杀害医生的案件的看法时,三分之二的人表示他们感到“高兴”。而这一调查结果对于北京政府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这则消息很快就被从“人民日报”的网站删除。
3. 社会动荡
中国社会正经历痛苦的变化,富人和穷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是一件让北京最忧心的事情。
当局承认城乡收入的差距。然而,在一个公布的数据中,城乡差距在缩小: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城乡收入比例从2009年的3.331,缩减到了3.131
但其他的数据则显示收入不平等正在加剧--尤其是考虑到有些城里有钱人的财富并未公开。甚至连国家媒体也对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表示怀疑,4月份的“中国日报”声称,“政策和措施都未能扭转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
北京也不愿意公开“群体事件”的数据,北京称那些由于地方官员滥用职权而触发的(群众反抗)事件为群体事件。一些个别的事件,例如去年乌坎发生的起义,因为罕有地吸引了国际的注意力,而成功地推翻了腐败的地方官员。
但全中国无数的类似事件却鲜有报道。外国记者通常估计,每年在中国约有10万起“突发”事件。北京很可能知道实际数字,但却不公布。
4. 领导人的私生活
中共的领导人极力地掩盖他们的私人生活,不被外界所知。因此,尽管普通老百姓知道胡锦涛是谁,大概也知道他妻子的名字,但基本上不知道他们的个人生活怎么样,这些信息也传不到社会上去。
国家媒体把领导人描绘成只是被他们的官方职务所界定的一维人物。一名中国记者因为报道了胡锦涛有糖尿病这一“国家机密“而被解雇。相比之下,奥巴马的私生活则被广为报道。
他们隐瞒了什么?有时候,隐瞒的东西很惊人。偶尔的,当中共将其内部的太糟糕的越轨者丢出来,让其如庞然大物般强大的媒体报道时,我们得以难得的看到这些领导人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例如,与薄熙来相比,约翰-爱德华兹(的性丑闻)如同小儿科。这位前政治局委员的倒台所牵扯的故事包括耸人听闻的谋杀、阴谋、腐败和贪污的指控。被公开报道出来的故事异乎寻常的多:党的官员暗杀了情妇;
前铁道部部长在5月因涉嫌盗窃1.57亿美元而开除出党;2010年,一个中型城市的警察局副局长的公子以为凭借他爸爸的职位杀了人也可以一走了之。
后面提到的这个案子对当局是一个教训:它试图压制事件反而事与愿违,结果完全失控。这个教训传递的信息是,完全的审查不能总是奏效。如果能舍了几个保不了的卒子,保了帅,反而更有效。但党如何决定保谁、舍谁,我们不得而知。
5.大型项目
中国大型项目的数据很多。因为这些是被当局引以为傲的。
但,关于这些项目的信息也仅限于讲述这些项目有多么光鲜而已。多年来,公众一直有关于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的疑虑—观察到的影响包括地震、山体滑坡到干旱—当局终于在2011年承认它对这个旗舰工程的巨大担忧。
然而,详细的环境数据还没有出来,可以想见这些数据对三峡附近居住的数百万人来说,读起来将是可怕的。
同样的,去年温州动车事故造成40人死亡后,(当局)终于公开承认了一度雄心勃勃的高铁计划是一个惨败。死亡事故的发生,加上铁道部官员的吝啬道歉触发了舆论哗然,直到这时,另一个真相才浮出水面:原来运作这一项目的是一群腐败的官员,他们一心想要早日完工,而不管安全隐患和高昂的造价。
曾经名噪一时的计划现在基本不被报道,现在当局把其原来的建立全国高铁网络的计划缩小了规模。
6. 悲惨的历史
北京当局不是唯一一个为了过去所犯错误苦苦挣扎不愿承认的政权。然而,虽然中共主张自我批评,却只能容忍对重大错误的那么一点点批评,生怕破坏其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对中国近代史上最痛苦事件的讨论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镇压天安门运动 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
当局拥有从1950年代以来的人口调查数据,这得益于巨大的公安系统网络。这些数据,同其他政府记录一起,更准确地估算出因政府大清洗和毛泽东灾难经济政策带来饥荒而造成的死亡人数。但北京不会在短时间内公开。
关于天安门大屠杀的消息源源不断的传出。早在1989年,当时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指责“一小撮人”挑衅政府的“正确”行为。然而,在今年6月初,身患绝症的这名前中共官员称,天安门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也应该避免的悲剧。”
对于一个摇摇欲坠而苦苦挣扎的政府来讲,要掩盖天安门事件,是另一个坏消息。(相比之下),显而易见,美国大使馆公布的空气污染读数,对于北京当局而言,真是最不让他们担心的消息。
Trefor Moss是香港的记者和“简氏防务周刊”前亚太编辑。
点击看原文) Chinas Lies, Damn Lies, and Secret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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