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余杰:愿香港永远是 自由港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2-06-12

余杰:愿香港永远是 自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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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出版协会2012年卓越新闻奖颁奖典礼上的嘉宾致辞稿
面对道路以目、掩耳盗铃的中国,青年作家韩寒悲观地指出:“通往北韩的道路是由每一个人的沉默铺成的。”而亚洲出版协会卓越新闻奖则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光明的目标,那就是:通往自由的道路是由每一个人的勇气铺成的。多年以前,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狱中书信》中说:“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仅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因为好人的可怕沉默。”这个恶性循环必将被打破。只要我们付出足够的努力,我们将不会感到悔恨,而会感到骄傲。
非常荣幸获邀在亚洲出版协会2012年卓越新闻奖的颁奖典礼上致辞。
我的良师益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在《零八宪章》中指出:“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很明显,言论和出版自由被刘晓波列入自由的内容的头两项。
正是为自己,也为中国同胞争取这些最基本的自由与人权,刘晓波付出了入狱十一年的沉重代价。而我也为此遭到中共当局的传唤、跟踪、骚扰、非法软禁乃至被秘密绑架、酷刑折磨至昏死,最后出走美国。
尽管如此,我们无怨无悔,我们的事业没有失败,我们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我们相信,中国终将走上民主、共和、自由、宪政的康庄大道,中国人终将摆脱两千多年专制独裁的悲惨命运,未来我们的生活将如圣经中所说“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在追求自由的意义上,我们的事业与亚洲出版协会的宗旨是一致的。
近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十年前海外对“胡温新政”的乐观期待转眼成空,奥运会和世博会也没有促进中国更多地接受普世价值。相反,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共政权在国家管制和意识形态上日趋法西斯化。
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来就是依赖于“低人权优势”,是“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所结合出来的怪胎。每年以超过七千万的维稳费,收获的却是越来越不稳定。中共已经蜕变成一个赤裸裸的利益集团,即便十八大权力移之后,自上而下启动真正的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仍然微乎其微。
直到今天,海内外学术界仍然没有找到描述今天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一套学术框架及概念。今天中国的制度,究竟是极权主义还是后极权主义,究竟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军国主义?都不准确。
在此背景下,对中国的真实情况的报导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大量第一手的报道,才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原始资料。而只有深入研究中国的现状,才能为中国的未来找到一条出路。由此,我对那些冒着风险报道中国的所谓“敏感问题”的各国记者和自由撰稿人表示由衷的钦佩。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及“茉莉花革命”风潮之后,全球媒体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报道大幅增加。中共当局除了加紧了对国内媒体的控制之外,同时也对海外媒体露出了狰狞面目,二零一一年春,在王府井首次发生警察对外国记者拳打脚踢的暴力行为。后来,赴山东临沂东师古村采访被非法软禁的盲人维权活动家陈光诚的外国记者,无一例外遭到黑社会化的地方政府的暴力拦阻。
日前,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驻中国英文频道记者陈嘉韵(Melissa Chan)遭到北京的驱逐。半岛电视台英文频道随之关闭了其北京记者站。陈嘉韵究竟做了什么与记者身份不符的事情?
其实,她所受到的刁难,主要原因是由于半岛电视台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播出了题为《奴役:二十一世纪的罪恶——监狱奴工》(Slavery, A 21st Century Evil: Prison Slaves)的纪录片。该片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中国监狱驱使囚犯从事无安全保障的高强度劳动,并向国际市场出口劳改产品的事实。于是,恼羞成怒的中共便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报复。
那么,随着记者在中国的采访环境日益恶化,他们还不能不能继续坚持说出真相的职业原则呢?
黑暗害怕光明,而不是光明害怕黑暗。同样的道理,黑箱作业的中共害怕揭露真相的记者,而不是揭露真相的记者害怕黑箱作业的中共。
诚然,中共掌握了数百万军警宪特的“维稳”力量,它可以让一个无辜的公民“人间蒸发”,它可以制定一张数百人的“活埋名单”,它可以注销外国记者的工作签证,它曾经在风调雨顺的年月里让三千万人民活活饿死,它曾经将野战军开进首都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它还有什么干不来的坏事呢?
但是,我们不必害怕它,正如圣经所说,那杀死身体不能杀死灵魂的,你不要怕它!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人看到了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高呼世界经济的中心将向亚太地区转移。然而,亚洲的人权、自由和民主状况呢?亚洲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独裁或半独裁国家,亚洲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生活在非民主体制下的人民。
而亚洲的先进民主国家,如日本、韩国、印度、台湾等,却囿于地缘政治的因素及民族主义的原因,未能负担起在本地区推广民主自由理念的重任。在广袤的亚洲范围之内,迄今为止没有一份类似于欧洲的《赫尔辛基人权宪章》那样的具有广泛约束力的人权公约,就连大部分非洲国家都签署了类似的人权文件,惟有亚洲在这方面一片空白、严重滞后。
因此,作为东方之珠的香港便脱颖而出,香港不仅是亚太地区经济贸易的中心,亦是这一地区新闻自由与人权活动的先锋。固然,在地理上,香港是一处弹丸之地;但在精神上,香港却有面向大海、收纳百川的胸襟。香港媒体不仅关注本港事务,而且关注两岸三地及整个华人世界的动态,甚至对整个亚洲的民主自由进程有一种当仁不让的负担。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三十多本著作,有超过一半是在香港出版的,中文媒体中对我的报道最多的也是香港媒体。诚如刘晓波所说,香港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港”。这正是亚洲出版协会诞生在香港,并在香港颁发卓越新闻奖的根本原因所在。这是香港的骄傲。
像亚洲出版协会这样的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就是新闻自由的最后堡垒;像卓越新闻奖这样不受权力干扰的奖项的存在,就是对那些说出真相的勇敢者最大的鼓舞。
另一方面,香港本地的新闻出版及言论自由状况亦亟需每一个香港记者及香港民众挺身捍卫。在“党人治港”的阴影之下,近年来香港的新闻自由有退步的趋势。中共虽然暂时不能在香港设置宣传部以控制香港的新闻出版,但通过大财团的力量,一步步地收买媒体及从业人员,使得香港新闻界虽不致于噤若寒蝉,但已充满“雷区”。
因此,捍卫新闻自由不仅仅是香港记者的事情,也是所有香港民众的事情,新闻自由丧失一寸,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丧失一尺,两者可谓唇亡齿寒,息息相关,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所说:“我是人类的一员,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一九八九年初,刘晓波访问香港的时候称赞说,香港是世界的自由港,愿香港永远保有这一美誉!
这就是亚洲出版协会设立和颁发卓越新闻奖的终极意义所在。面对道路以目、掩耳盗铃的中国,青年作家韩寒悲观地指出:“通往北韩的道路是由每一个人的沉默铺成的。”而亚洲出版协会卓越新闻奖则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光明的目标,那就是:通往自由的道路是由每一个人的勇气铺成的。
多年以前,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狱中书信》中说:“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仅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因为好人的可怕沉默。”这个恶性循环必将被打破。只要我们付出足够的努力,我们将不会感到悔恨,而会感到骄傲。
最后,诚挚的祝贺每一位获奖者。十一年以前,我也是一名获奖者,所以我对这样的荣誉深有体味。今天,卓越新闻奖的每位获奖者,每一篇参选作品的作者,以及每一位来宾,亚洲出版协会的创始人及赞助者,都有资格骄傲地说:我们一起在努力,我们一直在战斗。
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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