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刘云会:哈佛大学教授 傅高义谈邓小平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2-05-26

刘云会:哈佛大学教授 傅高义谈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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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共十八大”换届之年,对一直关注中国议题的政论家或学者自必留意。在众多学者中,早在1961年起已开始从事中国研究,且于70年便已进入中国境内做访问的著名哈佛大学退休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最近出版一本有关邓小平的著作,在这时刻出版此书,随即引起学界及政论界关注。

傅高义早前在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进行演讲,分享这新作的部份资料外,更透露资料是他曾跟多名保守及开放派的高级干部访问而取得,其中一人更是他在哈佛大学时,到访该校的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傅高义坦言撰写此书时,眼中认识的邓小平,跟一般坊间的说法有异。

“我对邓小平的看法有所改变。我觉得邓小平获得太多在开放与改革之上的赞誉。在官方的历史纪录中亦指,邓是首位的改革开放者,华国锋就被咒骂,但随著我对华国锋认识更多,我觉得华国锋并不是那么保守,他经常愿意支持改革,他在1978年5月支持派遣代表团到欧洲,之后仍继续。他并不是盲从毛泽东。

我觉得不太合理地形容邓小平是’中国总设计师’。我自己觉得设计师是有清晰的蓝图,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按著自己所订的做。但是,邓小平却是“摸著石头过河”,他只有一个整体概念的方向。”

傅高义又谓,他有一名已辞世的朋友跟邓小平有多次会面,按朋友所言,邓小平曾认为科学与科技就是未来,故邓小平是愿意完全开放,且建议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即使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国面对西方制裁,但是,傅高义谓,邓小平曾在一篇讲词中仍坚持中国要开放。

“邓小平当年在一个讲词中讲,我们不应该只保持向外开放,我们更应该开放更多。我认识的邓小平,他是开放改革的过渡期中的一名政治管理者,我给你一个例子,他在淡化集体制时,他知道很多保守的人不愿放弃集体制,他虽然在党内已是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是,他并不是一名独裁者。他跟万里讲‘人民在国内不同地方都捱饿,我们要让他们搵到食,找到生存方法,容让农民有私营的务农,期后发现,农产量增加,这都是发生在那些私营务农的农民身上。邓小平未有脱节,我觉得他非常厉害。在过渡期时,他能够好好的管理,处理开放时的做法亦非常好。”

虽然,邓小平在生时,不断说要开放,改革经济。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可是,同时间又面对众多政治问题,傅高义又怎样估计,倘若邓小平今天仍在世,怎样评论今天的中国面貌?

“我估若他今天看到中国现时的景象,他会为到两件事亦是他过去一直努力的事,感到非常高兴,就是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及在国际间中国的地位加强了,兼有很多进步。但是,我想他对贪腐很伤心。他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官员都不敢。他退下来时,仍非常关注贪腐之事。当时,他说要两手准备,一方面要改革,另一方面要打击贪腐。所以,我相信他今天若仍在世,他会好有胆识打击贪腐。另方面,他曾讲过‘有人会先富起来’,意指有些人富了会助别人,最后每个人都可以富起来,可是,我相信他今天会感到失望,因为有些人真的富了但并未好快助别人富起来,所以,我相信他若今天仍在世,一定会尽努力助贫穷者脱贫。

不过,这都是我在中国大陆住了十年后的一种直觉而已。我认为,邓小平是引领及推进现代化及经济增长,且向各国学习特别是科学及科技。至今,这仍然是主要的指导思想。我觉得,邓小平对于现时中国与周边邻国出现的滋扰,并不认为这会成为中国决定与其他海外国家关系建立的决定因素,是需要寻找一些双赢的共同点,让下一代寻找新方法。”

不过,傅的说法并未令到一名华裔律师的认同,质疑邓小平掌权时,贪腐已很严重,这亦是导致学生运动出现的其中一个主因。故认为邓小平真的关注贪腐问题,掌权时可想出更多方法打击。该名律师,更把矛头指向六.四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在当中的角色。傅高义则不予认同,他认为邓小平在打击贪腐上有工作,如重大的贪腐案容让媒体发布,藉此达致杀鸡儆猴。不过,在六四事件上,他个人觉得纵使事件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是,邓小平仍作出错误的决定。

“他为何做出六四事件的事?我想六四事件,是一桩复杂因素导致不幸的悲剧。当时,胡耀邦死亡,我想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上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他容许物价上涨得很高,致一般平民老百姓负担很重,忧虑前景,致市民支持抗议;再者,当时因为苏联(现俄罗斯)总书记戈巴卓夫到访,有多名海外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他并没有尽力阻止抗议游行,而是容让事件继续发生直至戈巴卓夫离开。5月20日,他派遣军队,但是,当时的军队并没有配备武器,只是受指示维持秩序。我想,当时实在有很大的意外,军队遇上反抗,当时的军队未有指示该如何做,他们就停下来。我想,不单止邓小平一人,还包括其他中央高层在当刻会觉得别无选择,就只有叫军队往城内继续进驻,当时,电视播放街上有人民抗议示威,著军队向天开枪,可是,当反抗持续,他们就做了觉得需要做的事,开枪!

我猜邓小平的生命里不断被人问‘你这决定对吗?’我想他会讲‘对’。我看不见有任何提示他对这决定有怀疑。当我见到江泽民时,我问他此事,江泽民讲:‘不单止邓还包括其他人都觉得当时只有这选择,那地方已处于危急存亡分裂的状态’。不管,中国是否会分裂,邓小平仍觉得自己有责任,也许,他真的过于保守,但是,这就是他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自己不会原谅邓小平,我觉得他做了好恐怖的事,这永远不会改变我的看法。不过,我讲此事时,我会讲出他为何会做这决定,并解释他当时在想什么及周遭情况如何,这是我觉得要做的事。”

邓小平亦曾讲过:让权力来自人民国家方能长治久安。当傅高义被问及这说法一旦出现,今天的中国会怎样?

“我想邓从来不反对政治改革。当他在中山大学读书兼于1926至1927年于苏联读书时,他曾写过一篇文章指,政治改革的问题依赖于国家的政治环境,倘国家的人民支持政治改革,这就可以进行政治改革。1980年8月,他有一个很有趣的演讲是提及政治改革应如何进行。1986年,他更让赵紫阳认真理解怎么样的政治改革对中国有用。我觉得,邓会认为若情况穏定,可以有多一点的改革。他容许民主改革的声音响起,不过,当人民不断强烈批评党时,他觉得这是危险,会导致党分裂,所以,他当时尝试建立一些底线,人民可以任意批评,但是,国家仍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过,他当时害怕国家会分裂,觉得正处于危在旦夕,故认为要保持秩序,大家要记得,邓小平曾当兵12年,因而他觉得要做该做的事就是维持社会秩序。”

他又觉得邓小平特别喜欢李光耀。1978年11月,他俩首次见面,当时,二人已很懂得尊重彼此。众所周知,邓小平喜抽烟又常吐啖,李光耀于是在办公室里刻意装了一条管以便他抽烟。但是,邓小平并没有抽烟又没吐啖。傅高义更曾问李光耀有关他对邓小平的看法,李光耀谓:他遇到好多不同国家的领袖,但邓小平是他感到最尊重的一人,因为他愿意引领国家,走一条完全新的路线。二人期后更不断联络会面。1986年,二人更曾研究即使人民有投票权,但是,一党专政的制度或仍可继续维持管治。傅高义又怎看,薄熙来事件?

他坦言,他倘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并不会容让薄熙来可继续留在委员会内另一个5年,因为薄熙来太高调,有自己的想法,常念著毛泽东的口号,更认为薄没有团队精神,所以,他会选择踢他出局。他更分析,由于薄熙来在重庆、辽宁及大连及曾到过的地方,都有很多支持者,故他的支持者不会静静地容让薄熙来被踢出局。因此,从北京的领导层角度而言,要使薄出局,他们便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工夫以削弱他在基层中取得的支持度,尽量削弱他的个人诚信。

这分析跟现时官方流出的消息有相近之处,究竟是巧合或是中央政府真的采用此法处理?不过,傅高义透露,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曾找他聊,担心母亲谷开来的状况,傅高义自己也无法知晓。倘若“邓小平时代”一书能成功在中国出版,傅也许可以四处探问,然而,这书最终能否在中国境内出版?傅迄今仍未知晓,不过,他坦言已好心理准备,可能会有部份被要求删掉,会有多少?他谓,若能保全八至九成的内容不变,他已感满意了。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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