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 中国翁安经验 敌对思维导致民怨

中国茉莉花革命

2012-04-29

中国翁安经验 敌对思维导致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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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瓮安市20086月发生数万民众冲击政府机关的群体性事件,数辆警车和三座办公大楼被焚烧。中国媒体日前发表反思瓮安事件的报道,指出官员的“敌对思维导致民怨淤积”。
北京出版的《中国青年报》27号发表题为'贵州官员反思瓮安事件:敌对思维致民怨淤积’的长篇报道说,2008年瓮安事件后,县官员大幅调动,当局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处理历史遗留的信访案件撤换不合格官员,查处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
在征地拆迁和其他经济活动中让利于民,并建立民众对官员的评选机制,进行村委直接“海选”,使瓮安县情况好转,每年经济增长幅度超过17%,访民数量从2008年前每年几千起下降到2010年的600多起。贵州官员反思说,官员对民众的敌对思维是导致当时民怨淤积的主要原因。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分析说,中国瓮安2008年后,官场主要有两个变化。
“一个是过去贪、拿、什么事情也不干,现在给老百姓多干点事情,这是第一个有意识的改变;第二个有意识的改变是增加了基层官员的政治责任。这两个措施在短期内是有一定的成效的。”
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则认为,08年的瓮安骚乱极大震动了中国官方,因此在后续处理中,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
“瓮安事件当时爆发以后,对中共高层震动非常大,处置情况也比较特殊。比如说调动了级别远远高于县级的一个人去到瓮安,他的权力比较大,所以处理起来比较方便;另外贵州省和中央都给瓮安大量的财政支援,有些安抚作用,资金来源也是比较充足。”
刘先生表示,事件后,瓮安县委书记由高级官员直接担任,有直接处置属下官员的全权,并获得省委组织部全力支持,另一方面,贵州省和中央都对瓮安进行了资金支持,因此瓮安的改变是个特例。夏明教授也认为,瓮安事件的处置模式很难在中国全面推行。
“瓮安成为全国性的大事件以后,从中央到贵州省都会相应地采取各种资金的投入和政策的扶持等等,上层的干部也把它作为一个点来抓。在这种抓点效应的影响之下工作得到改进,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它没有一个长期的机制,同时也没有一个以点带动全国、带面的机制。”
报道指出,2008年前,瓮安县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但官方和企业获利大,民众利益受侵害事件屡屡发生,上访也不起作用,导致官民矛盾激化。而2008年之前任中共瓮安县委书记的王勤,被公认为清廉的好官,事件之后也未发现他有贪腐行为。对此,刘先生认为,中国的官民矛盾主要是现行体制造成的。2010年瓮安县设立民众对官员的评议机制,以及村委会直选,值得肯定。
“它推广对官员的政绩进行民众评选的这么一个制度,通过差选,大概有40%主任基层官员都被选下来了,所以当地的官员比较害怕,就是说要是各个方面再搞不好,不是可以像过去那样作威作福了。”
刘先生也认为,瓮安经验难以在中国推广。中国党政一体的集权体制,必然导致官民矛盾甚至激烈对立。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彻底改革政治体制,还政于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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